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男，字翔宇，籍贯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童年时随伯父周贻赓前往东北，后又随伯父搬到天津生活。1913年，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学习。1917年，周恩来前往日本留学，后因反日爱国运动回国。1919年，周恩来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后进入南开大学学习，组建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周恩来回国，担任中国共产党广州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了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后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事务，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与朱德一同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长征后，是负责军事事务的三人团之一，遵义会议中支持毛泽东，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负责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并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战争中，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与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后留在重庆和南京继续谈判，1946年11月回到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陕北时，周恩来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后到河北西柏坡，与毛泽东共同指挥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先后参与和领导了抗美援朝运动、负责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文化大革命”里，周恩来顾全大局，认真工作，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保护了一大批受到迫害的党内外人士。1972年周恩来患病后，仍然坚持工作到最后一刻，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斗争、地下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在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周恩来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2018年3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其父周劭纲、其母万冬儿。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其祖父一辈时迁到淮安。周恩来的父母在周恩来年幼时将其过继给了病重的叔叔，在叔叔病死后，周恩来便跟随嗣母陈氏生活。1904年，周恩来随生父母、嗣母、弟弟一家人搬到清河居住，并在外祖父的家塾里读书。1907-1908年，周恩来的生母和嗣母相继去世，由于经济困难，父亲也只能远离家乡去谋生，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淮安，10岁的周恩来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周恩来12岁时，伯父周贻赓在东北的工作较为安定了，加之他没有子女，又一直喜欢这个侄子，便写信要周恩来到东北去一起生活。

1910年周恩来到了东北，当时的东北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民族危机深重，这给了童年的周恩来很大影响，周恩来也是在这时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

1913年，由于周贻赓的工作调动，周恩来又跟随伯父来到天津生活。周恩来到天津后，经过三个月的补习，考入了南开学校。周恩来在南开的成绩非常优秀，特别是国文和数学。周恩来在课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如《史记》，还有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的著作，也有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周恩来在南开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如组建敬业乐群会，参加剧团、演说会、校友会等。南开学校的老师、同学对周恩来都有很高的评价。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并获得了“国文最佳者”的特别奖。

周恩来从南开毕业后，决定去日本留学，在向友人借了一笔路费后，周恩来于9月乘轮船东渡日本。周恩来到日本后，随即投入了学习，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但在周恩来备考期间，家里的情况也越来越困难，这都使他的内心非常忧虑。这一时期，《新青年》杂志给了周恩来很大的影响，周恩来从中得到了鼓舞。此后周恩来集中精力投入了入学考试的复习中，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很快留学生中爆发了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密约的爱国活动，周恩来积极参与其中。不久后，日本国内爆发了“米骚乱”，周恩来在日本的见闻使他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对日本也逐渐失望，正在此时，周恩来得到了母校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因而决定回国学习。

1919年4月，周恩来回国，先前往东北看望伯父。周恩来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很快也予以响应。七月，天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和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周恩来从东北回到天津后便以校友的身份（此时南开大学尚未开学，周恩来未入学）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参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反抗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过程中，周恩来主张将两个组织的骨干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更加严密的团体。9月16日，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基础的觉悟社成立，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还邀请了李大钊到觉悟社演讲。同月，周恩来正式入学，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学校开学后，学生运动再次高涨，周恩来与觉悟社积极参与，如营救被捕学生、讨论社会问题等。11月，日本军国主义者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爆发，天津爆发了声援福建的反日爱国运动，活动愈演愈烈。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作为总指挥带领学生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并作为学生代表之一进入公署，但与其他三名学生代表一同遭到逮捕。经过各方营救与支援，周恩来于当年7月出狱，在南开校父严修与校长张伯苓的支持下，准备前往欧洲求学。10月，周恩来离开天津，准备到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法国。1921年初，周恩来前往英国，准备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大学读书，但由于距离入学考试尚久，英国的生活成本太高，周恩来又于2月返回了法国。周恩来在法国一边学习法语，一边进行社会调查，并阅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过对各种社会思潮观察与分析，周恩来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于同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在法国参与了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运动， 并于1922年6月与赵世炎等人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

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期间，中国国内的革命局势也在快速发展，1923年的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周恩来及其他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与国内的觉悟社成员仍然保持着通信，并在此期间与邓颖超确立了恋爱关系。1924年，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快，急需大批干部，7月，周恩来回国。

周恩来回国后先到香港，后到广州，担任重新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广州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同时还在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兼任政治教员，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周恩来作为留法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四大结束后，广东国民政府开始了对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教导团与学生总队也在其中，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随军参加了东征。在黄埔军的奋战下，第一次东征取得了成功，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东征军回师途中，“五卅惨案”爆发，6月23日，广州随即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示威游行运动。周恩来带领两个营的军队与一个营的黄埔校军参与运动，运动中英军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酿成了“沙基惨案”，共造成五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周恩来也险些中弹。“沙基惨案”爆发后，广州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周恩来也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抗议“沙基惨案”与英帝国主义。

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同月，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也于次月被任命为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后又任第一军副党代表。1925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动了第二次东征，成功统一了广东，周恩来在东征过程中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第二次东征后，周恩来在东江主持了一段时间工作。此时已经成为广东国民政府军事主要人物的蒋介石逐渐暴露了他的反共意图，并于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二百多名军队干部被迫撤离国民革命军，周恩来也离开第一军，集中力量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北伐战争开始后，周恩来领导广东区委军委做了很多准备工作。1926年底，周恩来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离开了广州。

周恩来到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后，担任组织部秘书，兼任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3月，在北伐军到达上海附近时，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战斗，起义取得了成功，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并加紧策划反共行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命令军队解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屠杀。5月，周恩来前往武汉，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政府的汪精卫一直以“左派”视人，此时也与蒋介石合作，与7月15日公开反共，大革命失败。正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作出了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

7月27日，周恩来秘密到达南昌，并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30日，前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从中共中央来的张国焘对起义存在动摇，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最终决定发动起义，定在8月1日。但由于叛徒告密，起义不得不提前两小时发动，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经过一整夜的战斗，到凌晨六时，起义取得了胜利。起义军肃清了南昌城内的敌军，共歼敌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数门大炮。南昌起义成功后，起义军汇合后共两万余人，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准备前往广东，寻求国际援助，进行第二次北伐。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八七会议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担任中共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起义军在南下的路途初中，由于环境恶劣，加上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只得先前往福建长汀修整，再前往广东。起义军到达广东后，与国民党军交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接连失利。周恩来也患上重病，被送到了香港治病。

周恩来在香港养病一段时间后，于1927年11月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周恩来担任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还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特科日渐完善。1928年5月，周恩来经过东北前往莫斯科，准备参加中共六大，途中看望了伯父周贻赓。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会后，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做一些组织上的工作，直到10月回国。

周恩来回到上海后，继续在白色恐怖下在中共中央工作。由于周恩来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国民党内很多人认识他，中共中央又是在上海进行秘密工作，因而周恩来所处的环境非常险恶。周恩来则冷静应对，并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期间，整顿各地党组织，领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领导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以及与右倾取消主义进行斗争。1930年春，周恩来再次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并讨论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问题，8月，周恩来回到上海。

1931年4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向国民党透露了大量秘密信息，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处于危险之中。周恩来与其他特科负责人迅速采取行动：迅速销毁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保护，把一切可能因顾顺章暴露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或离开上海，废止顾顺章了解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在周恩来等人的果断处理下，降低了顾顺章叛变带来的危害，避免了一次后果严重的大破坏。不久后，党的负责人向忠发生活作风有问题，且不守纪律，擅自外出，被人认出后逮捕，向忠发被捕后便将周恩来的住处供出，周恩来只能进一步隐蔽，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准备离开上海。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并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对作战方针和红军建设等方面给与了充分的建议。1932年初，在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下，红军围攻赣州，但由于对敌情估计错误，红军久攻赣州不下，伤亡很大。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周恩来以中央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前往前线，就任最高军事会议主席。1933年春，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红军歼敌2.8万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处境愈发艰难，于1933年1月决定迁来中央苏区。3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博古到了中央苏区后，将党政军权力全都抓到自己手中，大力推行“左”的政策，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来到了中央苏区，由于博古不懂军事，因而红军的军事权力全都交由李德掌握。李德不懂中国国情，又独断专行，常常直接指挥前线军队，周恩来虽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力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

1933年9月，蒋介石集结重兵，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但由于福建的十九路军公开反蒋，国民党军只能转向福建，暂时停止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然而中共中央局坚持“左倾”道路，没能抓住这一时机。1934年1月，周恩来被从前线召回，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这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前线指挥权。蒋介石镇压福建事变后，调转兵力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冒进主义，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阵地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周恩来与李德、博古组成了军事方面的三人团，但周恩来并不能参与所有事情。红军先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也在转移途中伤亡惨重。湘江战役后，红军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至三万多人，而且红军的意图也被国民党军识破。毛泽东在此时提出放弃原定计划，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周恩来也赞同毛泽东。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贵州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红军总司令部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以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恢复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权，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三人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行动。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继续调集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在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中央红军先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18日到达川西懋功县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讨论之后的去向，周恩来主张向北前往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但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国焘想要南下成都。经过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北进，但由于张国焘的故意拖延，红军失去了北进的最佳时机，被迫经过大草地北上。张国焘此时却执意南下，企图“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毛泽东当机立断，与中央机关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先后翻越岷山、六盘山后，于11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军即向陕甘根据地发动进攻，11月21日，红军将国民党军先头部队诱入直罗镇然后歼灭，取得了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战果，打退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进一步加剧，先后制造了“何梅协定”“华北自治运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掀起了新高潮，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变化，制定了党的新的策略方针，即发动全民族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1936年上半年，在瓦窑堡会议的指导下，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军开始东征，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晋军。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周恩来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4月9日，周恩来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会面。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建立初步合作，张、杨不愿再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与红军作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剿共”命令。在张学良对蒋介石再三“劝谏”未果的情况下，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是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即致电毛泽东等人，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商议大计。中共中央随后派周恩来到西安与张学良等商讨，经过讨论后，毛泽东等人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即代表红军同国民党谈判，从1937年2月起，周恩来先后前往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四地，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蒋介石妥协，同意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

就在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期间，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蒋介石迫切希望红军开往抗日前线，经过谈判，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蒋介石也在9月公开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周恩来于8月21日回到陕北，随后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应采取游击战为主的策略，同时要保持党对红军的领导，以及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周恩来在会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同时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各方面情况。洛川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前往山西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后又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见面。周恩来在山西推动了统一战线政策，发动民众，进行地方政权的建设。11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十二月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中国的工作。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周恩来到达武汉后，作为中共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在武汉与蒋介石多次会谈，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除了与国民党谈判及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外，周恩来还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取得了重大成功。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名私自离开延安，前往武汉。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与规劝，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再次逃离，中共中央随即作出了取消张国焘党籍的决定。8月，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到延安，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武汉战役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周恩来作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西南和华南各省党的工作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事宜。周恩来先后在长沙、衡山、桂林等地工作，后于1938年12月到达重庆。1939年初，周恩来前往东南的新四军军部，对新四军的发展作战方针给予了指示，同时调解新四军军长叶挺与政委项英的矛盾。3月，周恩来前往浙江祭祖，与当地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并指示当地党组织工作。4月，周恩来返回重庆。1939年中，各地发生了多起国共摩擦事件，周恩来随即返回延安，研究解决办法。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不久，因意外落马受伤，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前往苏联养伤。8月底，周恩来经新疆转机到达莫斯科，随后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养伤。1940年元旦前夕，周恩来伤愈出院，随即投入到工作之中。1940年2月，周恩来回国，于3月26日回到延安。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队制造了“皖南事变”，公然对新四军军部发动攻击，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毛泽东随后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揭露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提出了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和其他国家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经过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企图通过政治攻势与军事压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根据地政权。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返回延安。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6月19日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多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接到邀请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要去重庆。会上毛泽东发言，决定前去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1945年8月28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松的陪同下，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在重庆，周恩来负责在具体事务上同国民党谈判。谈判持续了一个多月，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10月10日，双方签署《双十协定》，谈判初步完成。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则留在重庆，继续就地区问题与政权问题进行谈判。11月25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双十协定》签署后，蒋介石反而扩大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在各地解放军的反击下，蒋介石难以继续内战，只能再次提出“和平”。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前往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1946年1月10日，双方经过谈判正式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决定设置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停战事宜。同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报告了国共会谈经过，并总结经验教训；指出了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提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之间的关系。5月，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周恩来也飞往南京，继续进行谈判。1946年6月，蒋介石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国共谈判破裂，11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了延安。

1947年3月，蒋介石派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周恩来在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上指出：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是在全国各地军事失败、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的孤注一掷。中共中央在分析了敌我对比后，主动放弃延安，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指挥，在陕北开展运动战。周恩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起留在陕北，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编为三个大队，毛泽东、周恩来也使用化名，一边与陕北的国民党军周旋，一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3月至8月间，西北野战军经过延安、青化砭、羊马河等七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全国其他解放区也先后开始对国民党军发动反攻。1948年3月，在包括西北在内的全国局势好转的情况下，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前往华北，指挥夺取全国胜利。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不断失败，两年间被歼灭兵力达264万。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仅用8天便攻克济南，宣布蒋介石重点防御的计划破灭，战略决战即将到来。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统一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5万，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在战略决战的过程中，周恩来一方面协助毛泽东进行指挥，另一方面还是人民解放军后勤供应的组织领导，同时周恩来还具体组织实施了人民解放军的全军整编。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离开西柏坡，于25日进入北京。此时蒋介石已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多次向中共提出和平谈判，还派出代表团前往北平谈判。4月1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13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作为中共首席代表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20日，李宗仁、何应钦拒绝中共的《国内和平协定》，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标志着国民党22年的政权灭亡。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周恩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新中国的第一年里，周恩来主要负责了政权建立、树立国际阵营、恢复国民经济三件事情。新中国成立当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发布公函，第二天，苏联政府便致电周恩来，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一年间，中国与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进行军事干涉，美军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而威胁到了中国东北部。10月1日，周恩来在国庆庆祝会发表讲话：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同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前往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关于出动空军支援与提供武器装备的事。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恩来在作战指挥、后勤供应、国家管理、外交谈判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3年，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这一时期的政治建设上作出了重大贡献。1954年，周恩来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重大国际会议，会上中国代表团积极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推动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同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并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又在随后举行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中被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11月到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欧十一个国家。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周恩来作出了努力，但没能阻止运动向扩大化发展。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周恩来一方面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但另一方面对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而感到担忧，因而尽可能采取灵活的方式，纠正一些“左”的做法。

1959年-1961年，中国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在此期间，周恩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61年，周恩来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1966年，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因而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72年，周恩来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周恩来1921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长期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一时期周恩来还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特科日渐完善，周恩来也在领导隐蔽战线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爱国群众发动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被称为“第二条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恩来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

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创建了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主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后在北伐期间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1931年周恩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朱德一同领导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与中共中央一同转战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组织制定者和领导实施者。周恩来的外交理论可以分为指导思想、外交阵线、外交方针及外交原则。指导思想包括：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外交阵线即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外交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外交方针包括：“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一边倒”，即我国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

新中国在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积极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同时为了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周恩来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最终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1953年，周恩来在中印会谈中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并于次年中印两国签订有关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正式指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与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也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1955年，周恩来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发言，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认同。

周恩来的经济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抗战胜利前后，他和中共其他领袖人物都曾有过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想法，他同时主张对资本加以节制。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的体制，但他在思路上没有教条化、单一化，周恩来主张：对内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对外以市场经济为主，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

周恩来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周恩来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在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缺少外汇，周恩来指示外贸部从国外进口部分原料，加工出口产品，以进养出，增加了外汇收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外贸部研究自由兑换货币汇率，在贸易中以对中国有利的货币计价，因而在几次大的货币变动中不仅没有吃亏，还从中赚了一笔外汇。“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紧缺，周恩来提出了粮食“以出养进”的做法。通过进出口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既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1972年，周恩来指示并审批了“四三”引进方案，即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党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周恩来评价道：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2018年3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评价周恩来：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毛泽东在给柳亚子的信中曾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

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蒋介石评价周恩来：“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他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和许多共产党领袖一样，他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他人瘦瘦的，中等个，身架略显单薄。尽管他留着又长又浓的黑胡须，但仍有着一副孩子气的相貌，一双大眼睛热烈而深邃。他有着某种吸引力，这似乎出自他那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

美国作家海明威评价周恩来：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

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周恩来的外交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事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评价周恩来：他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评价周恩来的外交工作：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邓颖超曾经两次怀孕，第一次是1924年，当时邓颖超刚被任命为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潮梅特委委员，由于任务艰巨，因而选择了打胎。第二次怀孕时也由于难产导致孩子夭折，并导致邓颖超终生无法生育。周恩来与邓颖超此后虽然没有亲生子女，但二人抚养了很多革命烈士的遗孤，如孙炳文、任锐夫妇的女儿孙维世，李少石、廖梦醒夫妇的女儿李湄，叶挺将军的女儿扬眉等，这些孩子称周恩来、邓颖超为“干爸”“干妈”，周恩来、邓颖超也对这些孩子如视己出。

周恩来与邓颖超无儿无女，侄子女辈有30人，他们与小弟周同宇的6个子女来往最为密切，新中国建立后，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等人就跟随周恩来夫妇一起住在西花厅。周恩来很重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要求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家总理的亲属，就要求特殊照顾。为此周恩来甚至对亲属制定了“家规”，如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来者一律住招待所；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对于晚辈，周恩来教育他们长大后要到基层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在周恩来的教育下，周家后代多在基层、边疆、农村的艰苦环境中锻炼工作。

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乘坐飞机前往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式。当飞机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股冷气团，并在飞机表面凝结成冰，飞机开始下坠。机长一方面让众人将行李丢出，以减轻飞机重量，另一方面让人背好降落伞，随时准备跳伞。周恩来沉着冷静地背好降落伞后，又帮助别人系伞。正在这时，同行的叶挺女儿扬眉因为没有降落伞而大哭起来，周恩来听到后一边安慰扬眉一边将自己的降落伞包脱下来给扬眉背上。后来飞机终于冲出冷气团，冰层融化，众人也转危为安。

周恩来纪念馆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永怀路4号，是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而建立的一座大型纪念馆。1986年中共中央批准兴建，1988年3月5日奠基，1992年1月6日落成对外开放。纪念馆总体建筑由齐康教授设计，馆名由邓小平题写。纪念馆由一组气势恢宏的纪念性建筑群、一个纪念岛、三个人工湖以及四周环湖绿地组成，总面积40万平方米。在纪念馆南北800米长的中轴线上，依次建有瞻台、主馆、附馆、周恩来生平业绩陈列馆、周恩来铜像广场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等纪念性建筑。此外，还有岚山诗碑、海棠林、樱花路、五龙亭、怀恩亭、西厅观鱼等游览景点。周恩来纪念馆于1997年6月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周恩来故居坐落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驸马巷7号，周恩来在这里度过了12年。周恩来故居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由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周恩来同志故居”红底金字匾额。周恩来故居由东西相连两个宅院组成，东宅院临驸马巷，西宅院临局巷，都是曲折的三进院。2002年在邓颖超逝世10周年之际，在周恩来故居北侧新建了“邓颖超纪念园”，门匾由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同志题写。周恩来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1979年3月5日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了国内外瞻仰观众1300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李鹏、朱镕基等，以及38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多外国朋友，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2011年被表彰为“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先进集体”。2016年被评选为“我最向往的党史纪念地”。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于1998年2月28日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夕建成开放，毗邻天津水上公园风景区，占地7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411平方米。馆内主要分为四大展区，即主展馆、仿建的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展区、周恩来总理专机展区和“新海门”号船舶展区。主展馆一层为“人民总理周恩来”展览，三层为“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邓颖超”展览；西花厅展区设有复原陈列和主题文物展“伟大的情怀”；周恩来总理专机展区陈列着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恩来的伊尔—14型678号飞机；“新海门”号船舶展区陈列着1992年承担邓颖超骨灰撒放任务的“新海门”号船舶。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