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谛（梵语Catur-satyas），佛教用语，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又称“四圣谛”(梵文Catura^yasatya)、转法轮，是佛教的基本教义。释迦牟尼在领悟到佛法后，于鹿野苑向阿若憍陈如尊者等弟子进行说法与教导，这一活动史称“初转法轮”，释迦牟尼教导的主要内容就是佛教的“四谛”。

苦谛(梵文 Duhkhasatya)，是对于社会人生以及自然环境所作的价值判断。以为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都是“苦”。集谛(梵文Samudayasatya)，亦名“习谛”，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即佛教通常所谓的“业”与“惑”。灭谛(梵语Nirod-hasatya)，指断灭世俗诸苦得以产生的一切原因，是佛教一切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亦称“禅定”、“涅”。道谛(梵文Margasatya)，指超脱“苦”“集”的世间因果关系而达到出世间之“涅槃”寂静的一切理论说教和修习方法。

四谛中，苦、集二谛系世间因果，集谛为因，苦谛为果；灭、道二谛系出世间因果，道谛为因，灭谛为果。其中，苦与集表示迷妄世界之果与因，而灭与道表示证悟世界之果与因，即世间有漏之果为苦谛，世间有漏之因为集谛，出世无漏之果为灭谛，出世无漏之因为道谛。四谛的组成又以苦谛为根本，“集”是苦集，“灭”是灭苦，“道”是灭苦的方法。四谛是佛教大小乘各宗共修、必须之法，不仅确立了佛教的最高目标涅槃，也论证了创立佛教的必要性。

“四谛”梵语Catur-satyas，“四圣谛”梵文Catura^yasatya，谛是梵文satya的意译，意思是所说、所知的事理真实不荒谬。在认识上，无论是世俗之觉还是圣者的证见，若于其所觉、所证为“无乖违”，即叫这种觉知和证见为“谛”。与“真实”“实相”“法性”等有本体论的意义概念不同，是从认识论上讲的。

苦谛(梵文 Duhkhasatya)，是对于社会人生以及自然环境所作的价值判断。以为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都是“苦”。《杂集论》卷六：“谓有情生及生所依处，即有情世间，器世间如其次第若生，若生处，俱说名苦谛。”

苦，泛指逼迫身体苦恼的状态。苦谛即在说明生死轮转的实相是苦的真谛，说明人生实相本来是苦的道理。佛法以生、老、病、死四苦来说明人生的苦，苦的根源是对生存的执着，称之为五取蕴苦。

苦谛是释迦牟尼自称悟出的关于世界是充满痛苦的真理。在释迦牟尼看来，苦是普遍存在于众生的生存状态中的，要认识这种苦存在的普遍性。关于释迦牟尼提出的苦的种类，佛典中有多种说法，有二苦、三苦、四苦、八苦、八万四千乃至无量无数的苦。其中最流行的是“八苦之说”。八苦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八苦说是对苦的形态的一种最基本的表述，反映了释迦牟尼关于苦的类别划分的主要观点。八苦中的前四苦（生、老、病、死）是众生自身形态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苦，第五至第七种苦（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是众生在社会交往中所出现的苦，第八种苦（五盛阴）是众生由于对五蕴构成的生命体的追求贪恋而在总体上产生的苦，实际也是对前七种苦的总括。

苦谛是佛教教义展开的一个基点或佛教思想发展的一个前提，因为如果世界一直处于理想状态，一直是美好的，无苦的，那么释迦牟尼也就没有必要创立佛教了。

集谛(梵语Samudayasatya)，亦名“习谛”，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即佛教通常所谓的“业”与“惑”。《俱舍论》卷二十二：“一切三界烦恼及业皆名集谛。”《杂集论》卷六：“谓诸烦恼及烦恼增上所生诸业，俱说名集谛，由此集起生死苦故。

集谛是释迦牟尼对苦产生之因分析的真理。在列举了苦普遍存在的现象后，释迦牟尼又提出了关于苦如何产生的见解。他认为，产生痛苦的直接原因是众生或人类的渴爱或欲望。

渴爱有3种：欲爱、有爱、无有爱。欲爱是感觉上的欲望，或为情欲；有爱是希望永续生存的欲望；无有爱是期望生存断绝的欲望。追求幸福虽也是欲望的一种，渴爱与那些不同，是指在欲望根源的“不满足性”，这是使人堕入不幸的原因。渴爱又称作“无明”，以渴爱、无明为根源，于其上产生种种烦恼，就污染了心。集谛就是以渴爱为根源的种种烦恼，是苦的原因。

有了渴爱或欲望，众生就会去追求，就会有相应的行为，而任何行为都会产生业力。这业力会推动众生继续转生或轮回。集谛就是指众生对自己身体的爱恋，对妻子、眷属、财物等的贪爱，对外部相关事物的渴爱，由于这些而实施相应行为，引出业力，产生痛苦。认识到这是产生痛苦的直接的因，也就认识了释迦牟尼说的关于“集”（产生苦之因）的真理。产生苦的直接因是渴爱或欲望，但渴爱和欲望与人对世界和人生本质的不正确认识有关。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本质，那就是无明。有了无明才能有追求外物的贪欲，导致痛苦。因此，无明是形成渴爱或欲望的根本因，而渴爱或贪欲产生众生之苦。

灭谛(梵语Nirod-hasatya)，指断灭世俗诸苦得以产生的一切原因，是佛教一切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亦称“解脱”“涅槃”。《显扬圣教论》卷二中记载：“全摄集谛无馀断弃、吐弃、离欲、灭没、寂静。”

灭，即寂灭，是指灭尽贪嗔痴等无明烦恼，显现出情境的真如体性，也就是“涅槃”的异名。渴爱灭尽无余的状态，称作“苦灭圣谛”，即“苦灭的真理”之意，因为是心从渴爱的束缚中脱离，所以也名为“解脱”。在心中首先是智慧解脱，所以名之为“慧解脱”，接着灭却全部烦恼，使心的整体得解脱，名为“心解脱”。是爱情、欲望、努力等不为渴爱所染污而活动的“心的自由状态”。所以说“寂灭为乐”。由于涅槃译作“灭”，所以也有人将涅槃理解为“虚无”，但是灭是“渴爱之灭”，并不是心本身之灭。由于渴爱灭，正确的智慧才显现。

灭谛是释迦牟尼确立的灭除苦因的目标。“灭”字源于梵语“Nirvne”，音译“涅槃”，指要灭除造成痛苦的因，即灭除众生无明形成的贪欲或渴爱。这样就能终止贪欲等引发的行为及业力，使众生跳出轮回，达到佛教追求的涅槃状态。灭谛指众生由于认识到了佛的知见，就不再执著任何东西，灭除了贪欲或渴爱，不再贪恋自己的身体器官和外部的认识对象，不再渴爱相关外部事物。这时就能灭苦，灭苦也就是跳出轮回，达到解脱。这里说的解脱即是指涅槃状态，是佛教追求的最高目标。

道谛(梵语Margasatya)，指超脱“苦”“集”的世间因果关系而达到出世间之“涅槃”寂静的一切理论说教和修习方法。即实现苦之灭的方法，也叫“苦灭道圣谛”（道的真理）。

道谛是释迦牟尼提出的具体灭苦方法。它包括所谓“八正道”也称“八圣道”，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见”指佛家弟子在认识“四谛”，求取禅定时，认识事物的根本造作、变化现象，灭除对事物的无明，较好地全面观察事物，正确地见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志”指佛弟子在认识“四谛”，求取解脱时，正确地观察事物，思维事物的本来面目。“正语”指佛弟子在认识“四谛”，求取解脱时，去除由口而生的四种不好行为（即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并不作其他由口而出的恶行。“正业”指佛弟子在认识“四谛”，求取解脱时，去除由身体而生的三种不好行为（即杀生、偷盗、邪淫），并不作由身体而生的其他恶行。“正命”指佛弟子在认识“四谛”，求取禅定时，不贪得无厌，不以种种邪术、咒语等不当方法来谋生，而以符合佛法的方式来谋取衣食等。“正方便”指佛弟子在认识“四谛”，求取解脱时，毫不懈怠，专心致志。“正念”指佛弟子在认识“四谛”，求取解脱时，心境平顺地念诵经典，如实地忆念诸法之性相而不忘失。“正定”指佛弟子在认识“四谛”，求取解脱时，使心入定，保持平顺，不乱不散，集中在正确的禅定状态中。这“八正道”的具体内容在佛教后来的发展中还有不少丰富。

四谛中，苦、集二谛系世间因果，为流转门，集谛为因，苦谛为果；灭、道二谛系出世间因果，为还灭门，道谛为因，灭谛为果。

释迦牟尼生活的背景是印度的种性奴隶制时期。此时，印度社会斗争激烈，列国纷争不断，阶级斗争白热化，民族矛盾也极其尖锐。社会各阶级对婆罗门教三大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以及婆罗门至上的不满日益剧增，出现了沙门思潮。沙门思潮作为一股自由的思想力量，不断冲击着婆罗门教的权威，并且与婆罗门教一起成为当时社会的两大思潮。释迦牟尼意识到社会的疾苦和政治的腐败，在沙门思潮的影响下，修悟成佛。他的最初目的是探究世界和人们产生痛苦的根源。因此，提出“四谛说”，是作为指导人们摆脱苦难的工具。

释迦牟尼在领悟到佛法后，于鹿野苑向阿若憍陈如尊者等弟子进行说法与教导。这一活动史称“初转法轮”。“初转法轮”的主要内容就是佛教的“四谛法”。

佛教文献中对释迦牟尼讲解“四谛”的过程有记述，较典型的是所谓“三转十二行相”之说。“三转”是指释迦牟尼佛三次转法轮，即对“四谛”分三个层次弘传。第一个层次（第一转）称为“示相转”，就是向信众说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是什么。第二个层次（第二转）称为“劝相转”，就是劝导信众苦应知、集应断、灭应证、道应修。第三个层次（第三转）称为“证相转”，就是告知信众苦已明、集已断、灭已证、道已修。在论及佛陀进行这三转法轮，弘传“四谛”时，佛教文献中对各谛在每一转的弘传中所出现的效果也常用眼（观见）、智（决断）、明（明了或理解）、觉（警觉）来加以概括。这些常被称为“行相”。这样，释迦牟尼对“四谛”的每一谛都这样“三转”的话，就展示出来了“十二行相”。

释迦牟尼首先向民众阐述创立佛教的必要性，最先提出的就是苦谛。由于社会民众的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因而需要找到能够帮助众生灭苦的人及相应的团体，根据释迦牟尼的说法就是佛和佛教组织。如果人生没有痛苦，充满幸福，那么佛及其佛教组织就不是民众所迫切需要的了。因而，只有确立了普遍存在的苦，救人脱苦的佛和佛教才是必要的。

释迦牟尼要带领信众脱苦就要找出苦产生的原因。对此，他提出了集谛，认为直接产生痛苦的原因是人的贪爱或欲望。而贪爱和欲望与人的无明有关，人不能认识事物的无常本质，自然会产生贪爱和欲望，这将推动人去实施满足欲望等的行为，而行为按照印度宗教的普遍看法将产生业力，业力会对行为者的生存状态产生影响，并推动轮回状态的持续，而轮回状态中充满了痛苦。认识了苦因之后就要努力灭除它，因此释迦牟尼提出了灭谛。这灭谛也就是佛教设立的最高目标涅槃。因为只有实现了灭除苦因的目标，才能使信众解脱。

有了涅槃这一目标还要有具体的实施手法。释迦牟尼由此提出了道谛，具体是“八正道”。这些灭苦的方法向信众提出了修行的要求，使众生的脱苦行为可以实施。这样，释迦牟尼就完成了其创立佛教时提出的创教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主要论证，说明了苦存在的普遍性、苦产生的原因、灭苦的目标、灭苦的主要手法。这种论证对于当时的古印度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使佛教迅速成为各种沙门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宗教派别。

《杂阿含经》卷第十五、十六中对四谛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强调了四圣谛的重要性。指出四圣谛是佛在鹿野苑中告知五比丘的，转初次法论，揭示了四谛的内涵，诸比丘欢喜奉行。

杂阿含（梵语 Saṃyuktagama），是汉、梵及义、音合译而成。Saṃyukta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应的（connected with ），二是杂处的（mixed with），āgama 义为“传来的圣教”或“传来的圣教集”，两字合称即为：传来的事相应圣教（集）。可见，所谓“杂”，并非指“杂乱”，而是“相应”的意思。现存汉译《杂阿含经》是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在四部《阿含经》中，《杂阿含经》成立时间最早，之后陆续成立《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的内容据说有四分十诵，其主要内容有三部分，即指导关于佛教禅定的修习；论述四谛、五蕴、六处、缘起等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鼓励在家众信奉佛教。

《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记载，文殊菩萨诃菩萨给诸菩萨传道，指出苦圣谛在十方世界中的百亿万种名，并且指出，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也都有百亿万种名，都是随着众生心锁喜欢而改变。

《大方广佛华严经》(Buddhāvataṃsaka-mahā-vaipulya-sūtra)，简称《华严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也是中国佛教华严宗所依据的主要理论典籍。大方广即大乘，“佛华严”是以花环比喻证得佛果时所需的功德，“严”有“装饰”一意。此书内容博大，主要是围绕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善财童子等人的言行和对话，宣扬了十地菩萨、往生净土、发心为善布施和普贤行愿等大乘佛教思想。此经为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理论、修行方法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因此深受大乘佛教各教派的重视。

《中论》卷第四，观四谛品第二十四中指出，如果世间皆空无所有，那么应该无生无灭，因为无生无灭的缘故，所以没有四圣谛。因为集谛生苦谛，集谛是因，苦谛是果；灭苦集谛又叫灭谛，能至灭谛叫道谛，道谛是因，灭谛是果，四谛有因有果。所以如果无生无灭，那么就无四谛。

《中论》，在“ 四论”中有具有纲领性地位， 被视为集中体现龙树或者中观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中论》又名《中观论》《正观论》，《中论》原为偈颂体， 共二十四品。僧肇《中论序》记有五百偈， 实有四百四十六偈。《中论》的宗旨是立根于缘起论， 通过其彻底的否定思维方式“ 破邪显正”“ 荡相遣执”， 驳斥外道，沟通佛家内部歧义， 阐明“ 中道缘起” 与“ 实相涅槃” 原理。《中论》自问世以来便成为后人研经久不衰的佛教经典，其在运用充满辩证意味的否定式思维中连续彰显出让人不得不面对的、令人困窘的矛盾。 汉地佛教只关注《中论》论证的结果诸如二谛、八不中道、三是偈、世间即涅槃等核心思想， 但对于《中论》的论证过程和基本观法却有所忽略。

《大智度论》卷九十四，释四谛品第八十四中，须菩提问佛，若是诸法是菩萨法，那么什么才是佛法。佛告诉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一切善法都在般若波罗蜜中，行菩萨道，为众生说四圣谛：苦、苦集、苦灭、苦灭道。开示分别一切助道善法，皆入四圣谛中。

《大智度论》是龙树诸多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智论》汉译一百卷，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至弘始七年一在长安逍遥园译出。《大智度论》是《摩诃般若波罗密多经》大品般若经的注解，因此又被称作《摩诃般若波罗密多经释论》，也称《摩诃般若释论》《大慧度经集要》《大智度经论》等，简称为《智度论》《大论》《智论》《释论》等。《智论》梵语文本和藏文文本都已不存现存只有鸿摩罗什翻译的汉文译本，还有少量西夏文译本。

《解脱论道》卷十一，五方便品之二，通过对话说明四圣谛包括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圣谛。并对各种四圣谛逐一做了分析。苦圣谛包括生苦、老苦、死苦、忧苦、忧悲苦、恼苦、苦苦、怨憎之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以略五受阴苦，苦集圣谛是指欲望得不到满足，是使人堕入不幸的原因。苦集圣谛就是以渴爱为根源的种种烦恼；苦灭圣谛，渴爱灭尽无余的状态，是欲望等不为渴爱所染污而活动的状态；苦灭道圣谛为八正分道，分别是正见、正思惟、正悟、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解脱道论》是以四圣谛的架构为基础，含盖整个观的进展，系小乘佛教论书。斯里兰卡优波底沙着，成书于2 世纪左右。作者被尊为阿罗汉（论师），生平不详。南梁梁代扶南（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于公元6 世纪初译成汉译本。学界一般认为，《解脱道论》是属于无畏山派的著作。虽然它明显反映出了南传南传佛教的哲学思想，仍不乏有大乘佛教的端倪隐含其中。《解脱道论》是阿毗达摩批注书之集大成，因此确立了阿毗达摩哲学及整个佛法。其思想渊源来自四部分类法《阿含经》，尤其是《杂阿含经》，它被称为四部阿含的根本。

《大乘义章》卷第三，首先就是“四谛义”。“四谛义九门”，分别是释名、开合辨相、染净因果分别、理事分别、十六圣行分别、有作无作、有量无量相对分别、同异分别、虚实分别与十谛分别。在释名中。指出“苦、集、灭、道”为四圣谛。逼恼名苦，聚积称集，寂怕名灭，能通曰道。分别从随法深浅彰实不同与随教宗别明实有异来解释四谛。

《大乘义章》是慧远的代表作，包括教聚、义聚、染聚、净聚和杂聚（缺）等五部分，分别对佛教中重要的词条进行详细论释。常有释名、辨相、定因、划总别、分通局、辨同异、定大小等等，分门别类地进行阐释。故而它就像一部辞书，对佛门术语的详细论释和界定。全书共收大小词目二百二十二条。

八正道，梵语A^ry^ast^angikam^arga的意译，亦译为“八正道”或者“八支正道”“八圣分道”。佛教用语，三十七道品之一类。意思是八种通向涅槃解脱的正确方法或途径。是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论向五弟子所说。是佛教基于四谛说提出的修行方法，最终目的是禅定、涅槃。

“八圣道”分别是实践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八法之意。第一的“正见”是“正确的看法”，即是原原本本地了知（如实知见），据此则能了知自己与世界的本来面貌，亦即了知缘起的道理。基于正见则能生起正确的思惟，接着据此实践正确的言语（正语）、正确的行动（正业）、正确的生活（正命）、正确的努力（正精进）等。这些是指基于正见，日常生活能成为符合道理的生活，由此第七的正念则能确立。正念是指正确的注意力、正确的记忆，是使心经常维持在正确状态的心念力。最后的正定，是指基于正见、正念而实现的“心的统一”，即正确的禅定。在正确的禅定中，正确的智慧才能生起。在这八圣道的实践中苦的状态才会被灭除，解脱、涅槃才会实现。

四谛十六行相，佛教用语。" 行相”指摄取认识对象所生起的表象、观念。小乘以观悟四谛之理为全部修习的内容；在观悟过程中，对四谛各自产生四个方面的理解和观念，称十六行相。

苦谛四相：“一苦、二非常、三空、四非我。”为佛教对自然环境、社会和人生现象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概括；集谛四相：“一因、二集、三生、四缘。”为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亦即“因缘”、“缘起”的内容；灭谛四相：“一灭、二静、三妙、四离。”指断灭诸苦及其原因，达到“出世间”圣果的状态；道谛四相：“一道、二如、三行、四出。”此为超脱“苦”、“集”的世间因果达到出世“涅槃”的修习途径。

十二因缘，梵语Dv^adas^angaprat^ityasamutp^ada的意译，亦称“十二缘生”“十二缘起”，佛教用语。为佛教说明“三世轮回”的基本理论。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死、老死等十二个部分，称为十二支。

十二因缘说是佛教的独创理论，构成早期佛学的重要部分。缘起说的基本命题是指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孤立存在的现象；任何现象都处在生灭变化中，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些联系和变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引起。这就叫“缘起”，缘就是条件。离开因缘，就没有世间的一切。

早期佛教的这一学说，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存在状态，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一旦具体运用于它的宗教观和人生观，就会有缺陷。比如它把缘起说最终地归结为因果铁律：一切缘起现象都是因果关系，因而世上所有联系，唯有因果一种。这样，世界的一切事物，特别是人，统统被铸结到了一条因果链条上，几乎没有偶然和自由的任何可能。

“业报轮回”说——“十二因缘”是“业报轮回”的理论基础；业报轮回是早期佛教的宗教核心。按照后来佛教比较普遍的说法，“十二因缘”是涉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果链条，现世的果必然有过去世的因，现世的因必将引出未来世的果。这就叫做三世二重因果。这里的“世”，指有情的一生，过去的一生行为，决定今世一生的状况；今世一生的行为，决定来世一生的状况，这就是因果报应。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叫做“业”。“业”是梵语的意译，意思是“造作”。业分身(行动)、口(言话)、意(思想)三类，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一定的后果，这后果叫做“报应”或“果报”。业有一种不导致报应决不消失的神秘力量，叫做“业力”，“业力不失”是联结因果报应的纽带。作什么性质的业，得什么性质的报，这是铁的法则。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其主要内容。报有迟早，有今世报，也有来世报。报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这样，“业报”的宗教理论，就成了早期佛教的创世说，也成了解释人生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起源的学说。

八苦，梵语as!t!au duh!khata^h!，佛教用语，是佛教对“苦”的一种分类，是“四谛”即苦、集、灭、道四种正确无误之真理中“苦谛”所说的主要内容，出自《中阿含经》等佛教经典，具体包括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又名五阴炽盛苦、五阴盛苦、五取蕴苦）。

生苦，是指众生于生时所受的痛苦，可分为受胎、种子、增长、出胎、种类五位。老苦，是指众生衰老时所受之身心苦恼，可分为增长和灭坏两种痛苦。病苦，是指众生在生病的时候身心所感受到的痛苦，分身病和心病。死苦，是指五阴坏时或寿命尽时所受之苦，可分为病死和外缘两种死因。怨憎会苦，是指众生不由自主，不得不与不喜欢的人或事“聚集”在一起的痛苦。爱别离苦，是指不得不与相爱的人或事离别的痛苦。求不得苦，全名为“虽复希求而不得之苦”，指众生有所欲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五盛阴苦，是指众生由“五阴”或“五蕴”，即色、受、想、行、识五种因素组成，生灭变化无常，盛满各种身心痛苦，也即是指现实生活的人生自身就是诸苦的集合体。

除八苦外，佛教对“苦”的分类还存在其他说法，如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和十苦等，有些佛教经典也将八苦中生老病死苦合称，而将八苦称为五苦。八苦又与菩提心相关联，有见众生苦，而发菩提心。

佛教对世俗人生价值的这种基本判断，既是对当时印度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和不合理的社会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心理意识上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的根本矛盾。释迦牟尼对于人生境况是痛苦的价值判断，奠定了整个佛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石。既然世俗人生是充满着痛苦，那么，超脱世俗就自然地成为佛教追求的目标，也成为人生的终极取向。

四圣谛是一切佛法的纲要，佛陀最初在菩提树下证悟的内容，是宇宙缘起的真理。在佛陀的一代时教中，自始至终阐扬四圣谛，以及此中真理的不可变异。尤其，在初转法轮中，佛陀更三度演说四圣谛的妙义，称为“三转十二相”，激发众生厌苦修道的决心，目的就是要使众生“知苦、断集、修道、证灭。”

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佛法，都需要从真理展开。世间一切都离不开因缘果报，因缘果报的真理更把人生的关系解释得透彻无比。苦集虽说是世间的因果，但是这也并不可怕，因为有出世间的道谛和灭谛，可以让苦集消灭，以八正道修行，便能够灭除苦集，而到达理想的、圆满的涅槃世界。四圣谛可以说是佛教真理的原则，佛教的直理是需要有理则的，直理的原则就是要有普遍性、必然性、平等性、恒常性。佛教讲一切行无常，无常便具备有普遍性、必然性、平等性、恒常性的条件。其他诸如空性，缘起、业力、因果等根本教理，都同样合乎这许多理则，尤其四圣谛更是具备这许多的理则。

从四圣济到四弘督尼佛教的圣典很多，藏经有所谓阿含部、法华部、本缘部、经集部、瑜伽部、大集部、论集部、宝积部、中观部、律部、般若部等，不管千经万论，都是以四圣谛为依归。四圣谛虽属原始佛教的根本法义，后来佛教发展成为成定慧的三学，进而经律论的三藏，都是从四圣谛开展而来。佛教圣典的内容虽有三法印、十二因缘、空性缘起、平等中道等众家学说、诸派义理，但一切法因四圣谛而有，若无四圣谛，则一切法不成。

“苦集灭道”是佛教的纲目。三藏十二部演绎出来的佛法经义，都是用四圣谛做为这许多法义的纲目，只要懂得四圣谛，就是懂得佛法了。佛法概论有数十种之多，没有一种佛法可以离开四圣谛。佛陀在很多的法会中，重复又重复的宣说四谛法，可见其重要性。

佛教的标志就是法轮，法轮就是从四圣谛“三转法轮”而来。佛教从印度发源、传播，虽然遍布世界各地，随着各地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不同，又展开各种适合当地的佛教。尽管各地对法义的解释或许有所不同，甚至对佛陀的认知也有相异，然而对于以法轮、四圣谛作为佛教的标志，全世界佛教徒应无异议。

李煜受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文化影响，但毫无疑问他一生已打上佛教的鲜明的标记，他的诗词也体现出“四谛说”这一佛教基本思想。他深切感受了人生滋味—苦，探索了苦的根源—集，又努力寻找消除苦难的方法—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修行方式—道。他的这一探索过程融入于诗词中等待后世发现：首先，李煜极具佛性，有着慈悲之心与悲悯之情，加之祖辈对佛教信仰的传承和时代因素的影响，他有了接触佛教并信奉佛教的机缘；其次，在其早期思想中，儒释道三教思想相互融合，但是越到后期，佛教四谛学说越深入他的内心，最终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最后，通过结合自生经历对四谛学说的理解，李煜拥有了与众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宇宙观，悟出世间一切表象，都似春花秋月，假有真空，而人类的苦难却轮回流转，代代不息。

金庸信奉佛教，在他的小说中，通常体现了丰富的佛教思想。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中，《天龙八部》是一部佛学思想意味极浓的作品，书中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体现了苦谛的一个方面，他们的欲望、痴念、悲欢，竟一切是空，一切是幻。此书正是描写了世人面对八苦的种种心态，特别是对佛教因果业报循环思想更体现至极。可以说，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有苦的，或多或少带有悲剧色彩。也正是因为有了苦的体现，才设置了故事的起点，推动故事的发展。

在金庸的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体现了一种不同的苦，他们对于自身的苦或者有所察觉，或者无知无觉，形成了每个人物对于苦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态度，无论哪种态度，最后几乎都可以得到一个答案，这个过程便体现了佛教中的集谛；灭谛是顺承苦谛和集谛而来的，也是故事进展中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对灭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根据人物所遭遇的苦的不同，主要体现了人物对苦的解脱；道谛强调的是一个“ 正” 字与“ 邪” 相对。金庸在塑造小说人物时，通过对道谛的表现，来达到扬善除恶的目的，从而实现佛教社会道德净化的功能。

金庸武侠中对苦集灭道的表现，不仅增强了故事的逻辑性，更增强了佛教的劝戒功能，使读者徜徉在奇幻的故事情节同时，对是非黑白有一个自我的判别，从而形成对人生的冷静思考、理性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