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论诗的学问，研究诗歌创作规律的著作。

研究艺术规律，社会文化本质及规律的学问，如后现代诗学，超文本诗学，当代电影诗学等等。

《诗学》是古希腊著名美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著。

对现存26章的内容，有六分说、五分说、三分说三个分法。《诗学》里亚里士多德表达了对艺术及悲剧的观点，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摹仿；而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诗学》对国人也有较深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83-322年）在西方文化史上首次构建了系统的美学理论，即他的诗学。他从哲学高度提炼魅力永恒的希腊艺术精神，铸成了西方美学的开山杰作。

早期希腊以来，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哲人，都只从自己的自然哲学或道德原则出发，零散地论断美学思想。柏拉图的对话篇中较多地讨论了美的本质、诗人的灵感、审美主体“厄洛斯”以及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但它们是“理念”论原则的推演，附属他的政治哲学，并且表现了他对荷马以来众多诗人及其优秀作品的敌视、排斥态度。他的对话篇才华横溢、别具艺术风格，在西方文学史上颇有地位与影响，但是并未构成一种总结艺术创作经验、自成严谨体系的美学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艺术作为创制知识表现现实的存在，美学是他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和先哲们迥然不同，采取现实主义观点，探索希腊艺术的历史演变，剖析宏美的希腊艺术杰作，从中提炼美学范畴，总结艺术发展规律和创作原则，高度肯定艺术的社会功用，焕发出深刻的艺术哲学思想。他的诗学，堪称为希腊古典文明中辉煌艺术成就的哲学概括。结合他的知识论和伦理思想来探讨他的诗学，可以深化对他的美学理论包括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的理解。

分章结构

六分说：《诗学》现存26章，按内容可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第1-3章)主要分析各种艺术所摹仿的对象以及摹仿所采用的媒介和方式；第二部分（第4-5章）讨论了诗的起源与悲剧、喜剧的发展；第三部分（第6-22章）详细地讨论了悲剧，认为“悲剧是对一种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方式是动作的表演。接着，还分析了它的六个成分，包括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最后讨论了悲剧的写作和风格等；第四部分（第23-24章）主要讨论的是史诗的情节、结构、分类和成分等；第五部分（第25章）讨论艺术批评的标准、原则与方法；第六部分（第26章）比较了史诗与悲剧的高低。

五分说：第一部分为序论，包括第一到五章。主要分析了各种艺术所摹仿的对象、摹仿所采用的媒介和方式，以及各种艺术由此而形成的差别，进而指出了诗的起源，还追溯了悲剧与喜剧的历史发展。第二部分包括第六到二十二章，这部分讨论了悲剧，它的定义、构成要素和写作风格等。第三部分包括第二十三到二十四章，讨论的是史诗。第四部分是第二十五章，讨论批评家对诗人的指责，并提出反驳这些指责的原则和方法。第五部分是第二十六章，比较了史诗与悲剧的高低。

三分说：第一部分 (第1-5章)主要分析各种艺术所摹仿的对象以及摹仿所采用的媒介和方式：由于对象不同（好人或坏人）媒介不同（颜色、声音、节奏、语言或音调）、方式不同（叙述或表演），也就形成艺术之间的差异；第二部分(第6-22章）分析了悲剧的定义及其特点 第三部（第23-26章）分析了悲剧与史诗的异同。

摹仿理论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摹仿，摹仿是把艺术和技艺制作区别开来的基础，也是学术分类和界定个别艺术的本质的基础。他还深信，摹仿是人的本能，人在摹仿中既可满足其求知欲，又可获得审美的愉悦，艺术就起源于人的摹仿的天性。总体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理论包括这么几个内容。第一，是艺术家在摹仿现实的时候，不仅可以把它按本来面目如实表现出来，而且还可以表现得比它更美或更丑。第二，艺术或诗的摹仿对象有三种：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认为把事物表现得比它的本来的样子更好或更坏，表现为它应有的样子，表现理想，这是艺术摹仿特有的功能。第三，艺术应当摹仿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亦即应当按必然律去摹仿，“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与历史比较起来，写诗这种活动更具有哲学意味，更能表现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接近事物的真理。第四，为了表现必然之物，艺术家在摹仿的时候可以采取理想化和典型化的方法，以突出所摹仿事物的本质和鲜明特征。有时，为了达到诗的效果，诗人甚至可以描绘不可能发生的和异乎寻常的事情，只要能按必然律或可然律把它描写得可信。

讨论核心

《诗学》讨论的核心还是悲剧。在讨论悲剧的时候，亚里士多德首先对它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这个定义涉及到了悲剧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悲剧的功能等方面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是由六个要素构成的，即情节、性格、思想、台词、扮相和音乐。其中情节和性格是最为重要的。就情节安排而言，诗人应当遵循事件发展的可然律或必然律，应当使情节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就性格描绘而言，应当恰当、逼真、前后一致。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悲剧的主人公应当是一些并非十全十美，亦非十恶不赦之辈，他们应当是好人，但又有一些缺陷和过失，由此而给自己招致了灾祸，这样悲剧才能激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才能使我们的情感得以净化。

《诗学》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部最为系统的美学和艺术理论著作，它对西方后世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的有些观点曾被近代新古典主义奉为金科玉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学》对国人的影响。由《诗学》我们可以联想到“思学”也并不为过，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诗学的另一种理解。

功用性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所构成的内在联系的基本特性。

《诗学》立论精辟，内容深刻，虽然篇幅不长，但气度不小，无疑是一篇有分量、有深度的大家之作。《诗学》探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如人的天性与艺术摹仿的关系，构成悲剧艺术的成分，悲剧的功用，情节的组合，悲剧和史诗的异同，等等。《诗学》提出的某些观点――如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的观点和诗评不应套用评论政治的标准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可贵的创新意义。这篇不朽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一种新的、比较成熟的诗学思想的精华。

《诗学》强调了诗的“自我完善”，却没有提及希腊悲剧的起源和发展的宗教背景，也忽略了悲剧的存在、兴盛和趋于衰落的社会原因。悲剧人物固然应对自己的抉择（或决定）和行动负责，但在某些作品里，命运（moira）的制约或神的催动是导致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原因。《诗学》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诗学》肯定了艺术在开发人的心智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使人“认出了某某人”――作者放弃了一个极好的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艺术摹仿有益于深化人对自我以及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