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颖波现为《财经时报》副总编辑。曾为《经济观察报》首席评论员、 《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

7月4日，上海市市徐汇区法院正式受理上海市民邓维捷状告银行跨行查询收费一案。这立刻引来了全国上下消费者的广泛支持，各大门户网站都因转载这一消息而得到了数以万计的跟帖。这些以跟帖形式显示出来的支持性力量，不仅包括声援邓维捷本人的，同时也有声援受理此案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

这一次，并不能完全把消费者所表达的支持声音，看作是“同情弱者”的传统习惯心理的反映。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反映出普通的、分散的消费大众希望通过某种事件把力量集中起来与垄断企业进行抗争的真实意图。每个人的发言看上去都是脱口而出的即兴而作，但整个事件必须被看成一种理性的运动。对于邓维捷的支持，不同于以往我们经常见到某些情绪性事件，在这里，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出于保护自我利益的目的。

邓维捷个人也同样。报纸的报道详细地描述了他在使用ATM机查询相关数据的时候发生余额减少的情况。为了1.5元的查询费他走进了法院，这种切实的利益，产生了维护正义的行动。

事实上，舆论此前对银行与银联卡公司结盟的评判就已经势如洪水了，对于金融机构这些行为所涉嫌的问题，包括违约、侵权、托拉斯化，以及滥用垄断地位等等，不仅有法学专家们通过详解《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等现行有效的国家法律给予了充分的说明，更有全国人大代表的紧急上书。但是，银行巨头们仍然采取了既定行动。这不仅表明这些机构在切身利益上做了仔细的计算，也在利益冲突将要出现之前对双方力量的对比进行了衡量。银行与银行卡使用者之间的这一冲突，确实是一种理性冲突。

这场冲突的实质意义在于，人们试图通过理性抗争来限制垄断力量。而且，人们也在尝试选择用理性的方式来考问自己怀疑的对象。

那么，想要支持邓维捷的人应该如何做呢？第一步他们已经发出了声音，但是不能指望这些网络意见可以影响到独立审判的法官。那么第二步，他们就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跟上邓维捷的脚步。当他们在跨行查询数据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记录下余额的变化，并且像邓维捷一样到事件发生地的人民法院去起诉。因为每个人在认为自己的权益遭受侵害的时候都拥有这样的权利。

法治社会下，人们考问不公平现象的最正确的方式，就是诉诸于法律，并且听从法律的判决。以拒绝使用的方式进行抵制不是应该称道的方式，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现实意义。或许在将来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储蓄业务的时候，或者银行的数量发展到足够多的时候，这是一种办法。即使如此，自然垄断领域总还是要存在的，在这样的领域人们是无法通过自由选择来逃避的。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法律以及对法律的运用，来对垄断者加以限制使其达到合理

北京银行作为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在A股上市。但出乎意料的是，新闻报道的焦点却集中在它的股东名册上。通过北京银行发布的澄清公告，人们确定的事实是，娃娃股东虽然未达到千名以上，但的确存在。北京银行解释其中的原因是，在原始股东形成的过程中，有“部分人员为免去以后赠与和继承的麻烦，直接以其未成年的后辈名义入股”。

但对于报道中特别提到的吴振鹏和郑宇轩的情况没有做出特别说明，这两个人分别出生于1984年和1997年，在非员工自然人股东名册上分别排第一和第十三名。在他们13岁和1岁的时候，分别斥资数百万成为原始股东，现在他们已经是亿万和千万富翁了。

尽管人们可以从善意出发理解这一特别现象的出现，可以理解父辈以子女的名义进行投资的举动，但是，很多人并不愿意这么做，对于娃娃股东背后可能存在的情形他们会直接联想到一些坏的事情。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某财经网站一个题为“请用四个字形容你听到时的感受”的一个帖子中，我们看到网民们用“谁家的娃”、“老子英雄”、“定有猫腻”等词表达了他们的疑惑。

为什么普通民众不愿意从好的方面出发而是从坏的方面来臆测这件事呢？有的人留言说，他们相信即使有一些父母以子女的名义购买少量的股票是正常的，也仍然怀疑另外有一些人是因为身份不合适出现在股东名册之中。

出现这么生硬的怀疑跟中国人习惯于采取各种手段跨越身份障碍这个大背景有直接关系。这个大背景体现出中国社会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就是重实际利益不重身份名誉。想办法跨越身份障碍办法的确很多，不过，现在这种习惯反过来已经成为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守法负责的现代公民的一大障碍。

现在大家看到使用多重身份互换的办法逃避交税的现象比较多，但这只是诸多坏现象中的一种。早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就开始了这种钻空子活动，参军、上学、进工厂、提干，那个年代几乎生活所有的方面都和户籍身份相关，不仅出身重要，年龄、学历、亲属关系也都很重要，关系到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大家不得不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但麻烦也跟着来了，有些建国后出生的人，改来改去面目全非了，弄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多大年龄的地步。

在人们关注娃娃股东事件的同时，另外一件大事也令人颇费思量，就是关于如何认定“第二套住房”的问题。房产新政规定个人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首付资金要占到全款的40%，这是政府调控房价的手段之一。但在现实中，什么是第二套住房并不怎么好认清楚，因为一个家庭往往以不同成员的名字购买，甚至为了购房可以离婚、结婚，甚至再离，单个人的身份简单，但是如果和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们掺和在一起，经过排列组合，很快就变成一锅粥了。

现在，各个商业银行在认定第二套住房问题的技术手段各有不同，但多数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很明显这个办法显得太过单薄、简单，不一定对付得了购房者层出不穷的变招。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为何中国人的身份会变幻无穷的根源，话题就会展开得无边无沿。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所能得到现实利益联系得太过紧密，而与我们声誉却不那么相关。人格所能赢得的社会尊重远远比不上金钱和地位带来的艳羡。

改变这种习惯肯定非一日之功，因为人们为了眼下利益而不顾将来的做法已经成了习惯。很少有人认为成为一名现代社会的责任公民比眼前利益更重要。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进步的脚步还是一步步前行着。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正在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熟人社会正在逐步瓦解，讲究独立责任的公民社会正一步步走来。全国性的公民诚信体系正在建设之中，人们最终会发现，重视自己的身份，重视个人历史和诚信关系，会比胡乱改变身份，借用他人身份等等手段更划得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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