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奋熙（1857--1899），字振翼，一字汝贤，号筱岩。
祁县塔寺村人。
刘奋熙生前与
渠本翘、乔尚谦等志同道合，经常共议国事，为推进三晋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他们同为三晋近代难得的人物。而刘奋熙人生路程的耀眼之处无疑是其作为县令、为政六年“爱国卫民”的清官生涯。
刘奋熙在任期间为官清廉刚介、勤政爱民。早在刘奋熙青年时，便不以八股时文为宗，力求学以致用，以图匡正世风、学风，受到当时的文坛名士――历任修撰、山西学政、江苏镇江、苏州等府
知府王仁堪的称道、赏识，在其二十九岁时拔为
举人，到他三十四岁庚寅科考时，终于登上了科考的顶端成为了
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由此被为
贵州省知县。他在贵州省
东门镇、
天柱县任县令时期“两袖清风，毫无官场习气，而志量识见更为远大，恒以圣贤之学自励，且引天下事为己任”。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局势大变，知识界很受震动，刘奋熙亦然。作为一名百姓的父母官，他也在思考实际的有利民生的措施和办法。他实践的办法便是“裁陋规以祛弊政”，注重“卫民生”。尤其是在他被委任的地域，“汉苗杂处”，少数民族的问题一直题而不决，且统治者一向以少数民族为弱势民族，因而加以歧视和无情压制。而刘奋熙在任职期间却反其道而行，坚持民族平等，主张一视同仁，认为“官能将苗当子看，苗即视官如父母”，尽管他的这种思想无疑封建意识较为浓重，但毕竟是将
苗族百姓视为亲人了，他这种不轻视、蔑视少数民族的思想与行动在当时尤为可贵。在“卫民生”的职官生涯中，他首先以“选清吏为大要”。他认为为政之要，就是官吏要清廉，这是卫民生的根本问题。为此，他很重视选拔人才，并认真考察了古代的官制，对于选举、科举等选择官吏的制度，作了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撰写了《孝廉方正源流考》、《六朝人才对》等文，来对古代政治制度进行总结清理，并对旧的官吏制度进行了批判。针对高级官吏的腐败无能，致使国家蒙受屈辱的现状，他提出整饬官吏，选清吏，“禁种
罂粟”，“为民除害”，以振兴国威，抵御强敌。他的这些“卫民生”的提议，尤其是对古代官吏制度的考察和禁种罂粟的倡导，很有见地，表明了他敏锐的眼光和识见力。然而这些办法对于
清朝内忧外患迭发的情势却无力挽救，因为此时的大清早已日薄西山，改革只是装腔作势，刘奋熙看到“时事将不可为”很是伤感，于是乞休归里。
尤为可敬的是刘奋熙宦游数载，“囊橐萧然”，连返归故里的路费都不足，地方以千金助行，也被其拒绝，只是靠在
贵州省经商的
山西省商人借贷才得以成行。走时，当地百姓奔走呼号，进行挽留，挽留不成，又相率“饯于郊外”，“有数
苗族，依恋尤至，请从公至晋，公慰谕之，弗顾，跋涉数千里卫公至里乃泣而去”，由此可见，如不是刘奋熙恩待苗人和当地老百姓，视民如子，真心实意的为民做事，在其卸任离去时，怎能出现百姓相与挽留，泣别郊外的动人一幕，哪能得当地百姓如此的敬重与真心的拥戴呢！如不是他能一视同仁，尊重苗民的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又怎能得几个苗人兄弟不远万里护送其回故乡的感人场景！
此外，辞职回乡的刘奋熙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回乡之后，刘奋熙衣食无着，只得设帐授徒，一方面从事教学，一方面进行著述。刘奋熙其人性格豪放，思维活跃，明体通达，讲求经世致用。在他设帐授徒、藉以自给而进行教学时，从者甚众。在回乡的短短的数年之中，刘奋熙“窃叹近世之士非耽于破碎之考据，即溺于腐滥之时文”，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他“明体达用”的观点，且著述甚丰，据其子刘伟等记述说，他有选定的《阳明集》、《明儒学案杂钞》、《汉魏唐宋诗钞》、《古文选腴》诸书，然散佚尤多，现在仅存《爱薇堂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