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公元317年——384年，也有说法是公元325年——393年，或者公元328年——413年），表字彦威，是襄阳市（现今位于湖北省襄阳市）人。他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习凿齿少有志气，发愤读书，博学多闻，以能文著称。他曾为东晋大将醒温幕僚，升长史，后与桓温意见不合，出任荥阳市知府。因脚疾，解职归襄阳。以后又曾叫他回朝廷修辑国史。十六国时，前秦国王苻坚南下攻晋，陷襄阳，其时凿齿在家闲居，苻坚素慕他的才学与名望，曾派车马将他请去，遗赠颇多。不久，他假称脚有病，仍电襄阳。凿齿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晋朝著名佛教学者道安法师有至交。道安法师是般若学传入我国初期影响最大的「本无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阳市住了十五年。凿齿久闻道安法师的名声，在道安法师率领僧众开始即将到达襄阳时，就先致书通好。

习凿齿对玄学、佛学和历史学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精湛的造诣。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以及《习凿齿集》等。其中《襄阳耆旧记》是有影响的人物志之一。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氏。家族殷富兴旺。世代为乡里豪绅。习凿齿年轻时就颇有志气，博学多闻，以文章著称。荆州刺史桓温召为从事，江夏区相袁乔十分器重他，多次在桓温面前夸奖他的才干。

永和二年（346年）左右，桓温升迁习凿齿为西曹主簿，关系亲密，待遇优厚。此后，习凿齿多次升迁担任别驾。桓温出兵征战，习凿齿有时行军有时留守，所任职务，常常处在机要之位，任职理事颇有功绩，擅长写书信论议，桓温十分器重信任他。当时著名的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皆与习凿齿交情深厚。后来习凿齿奉桓温之命出使至京师，时任丞相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也十分敬重他。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收复荥阳。当初，习凿齿与两位舅舅罗崇、罗友皆为州从事。及至习凿齿迁职为长史，其职位在二位舅舅之上，习凿齿多次为舅舅向桓温陈请升职。桓温到后来被习凿齿激怒后，便提拔他的两位舅舅相继为襄阳市都督，却任命习凿齿为荥阳太守。

兴宁元年（363年），荥阳又被前燕攻占。习凿齿至迟在此前应已离职，返回襄阳。桓温之弟桓秘也颇有才气，素来与习凿齿相好。习凿齿免去郡守之职后返回襄阳，给桓秘写信。信中追思诸葛亮、庞统、邓攸、羊祜、崔钧、徐庶等古人的风采，并与桓秘共勉。

东晋司马丕兴宁三年（365年），僧人释道安来到襄阳。他俊逸善辩有高才，从北方到荆州市，与习凿齿初次会见。习凿齿说：“四海习凿齿。”释道安答道：“弥天释道安。”当时人认为这是绝妙对句。（《晋书·习凿齿传》则作道安出上联、凿齿对答，此从《高僧传》及《金楼子》）

当时桓温图谋篡位，习凿齿闲居襄阳郡里，撰写《汉晋春秋》裁定正逆来节制桓温。该书起于汉光武帝，终止于司马邺，一共五十四卷。书中记述三国鼎立时，将蜀汉列为正统，至于曹魏，虽然上承汉朝皇位、下禅让于晋，但仍为篡逆；并认为直到司马昭平定谯蜀时，汉朝才算覆亡，而晋朝随即兴起；还引证司马炎司马炎有炎兴之义、后主刘禅有禅让之兆，这样就宣明皇位是不能凭借强力夺取的。后来，习凿齿因患脚病，成为里巷残废之人。

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阳市被前秦苻坚占领。苻坚平素多闻习凿齿的大名，便用轿子将习凿齿与释道安一起送到长安。相见后，与他交谈，十分欣赏他。赐赠礼物非常丰厚。苻坚给各镇的文书中说：“从前晋朝司马氏平定吴国，利在获得陆机、陆云二位才士；今日我平定汉南，所获得仅仅是一个半人而已。”那半个人指的就是跛足的习凿齿。不久习凿齿因病返回襄阳。

太元九年（384年）四月，襄阳、邓州市回归东晋。晋廷打算征召习凿齿，让他主管撰写国史。不久（一说即同年十月），习凿齿病死，此事便告中止。习凿齿临终前，还留下遗疏一件，详细论述晋承汉正统的问题。

尊汉正统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叙评三国史时，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并认为晋虽受魏禅（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但应继承汉，即认为晋越魏而继汉，否则晋朝国统不正。在临终前又作《晋承汉统论》上疏晋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晋承汉统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正统史观。

最初，西晋陈寿做《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应其直承东汉。但习凿齿则改尊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又消极地承认了曹魏的正统性，而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复挑起二者孰为正统之大讨论，并成功地一改旧制，尊蜀汉为正统。这种历史学观一直绵延数百年，在《三国演义》里达到了一个巅峰。所以，蜀汉君臣同祀，共享千秋香火，实在应该感谢习凿齿。

习凿齿这种正统的政治历史观，不仅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及《三国演义》，而且对中原地区史学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榜眼张春说：“（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谓晋虽受魏禅而必以承汉为正，此乃千古纲常之大论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则总结三国正统之争，说：“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

以史为用

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肯定国家民族的统一，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有学者分析称，习凿齿把历史学看作是政治学，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臧否历史，其功用就是提供鉴戒。而习凿齿进行史学研究的方法，一是用儒家的仁义批评历史，二是“原始要终”见微察著。

秉笔直书

对于魏晋禅代等史事，自王沈《魏书》即多用曲笔，尤其是回护司马氏，而由于司马氏承魏正统，又为曹魏回护。习凿齿则秉笔直书，在《汉晋春秋》中对死诸葛走活司马懿、司马昭弑君等事多有揭露，得到刘知几赞誉。然而，习凿齿有时过于强调政治性，以主观的利益裁割客观的事实，“以今观古”，仍难免出现记载失实的情况。

考证孔明

习凿齿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襄阳市城西的隆中凭吊过孔明故宅，并撰写了《诸葛武侯宅铭》，其中记载了孔明旧居的情景，并论述了诸葛亮志在中兴汉室，追求统一大业的功绩，赞佩诸葛亮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风。而习凿齿对于孔明古宅地点的记载，也成为后世襄阳与南阳郡争夺孔明“躬耕地”时争论的话题。此外，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收入了《后出师表》，因此对后来考证《后出师表》的真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在成都武侯祠，近代人钟瀚因习凿齿对诸葛亮研究的贡献，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

保存史料

习凿齿所撰《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书，保存了有关汉晋史实、襄阳及湖北地区的不少史料。不过，《襄阳耆旧记》由于含有一定个人创作的成分，其史料价值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习凿齿年轻时即以擅长文学而闻名。有研究者认为他撰写的《襄阳耆旧记》，史传特征并不突出，而具备较为明显的小说品格。该书着重于人物的个性风貌，多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人物自身的典型言行来展现人物的独特个性、品行，并且善于设置场景，将言行置于设定的场景中加以表现，且强调美化人物。这些特征，体现出汉魏六朝杂传创作中普遍的小说化倾向，而该倾向对于唐代传奇小说的兴起、繁荣有重要影响。

此外，习凿齿还有诗文、联语传世，详见“个人作品”。

习凿齿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东晋著名佛教学者道安法师有至交。道安法师是般若学传入中原地区初期影响最大的“本无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阳市住了十五年。习凿齿久闻道安法师的名声，在道安法师率领僧众开始即将到达襄阳时，就先致书通好。（见《弘明集》卷十二《与释道安书》）在信中，习凿齿表达了他本人以及襄阳僧俗对道安的崇敬和期待的心情，崇敬之情，溢於言表。凿齿在信中还对肃祖司马绍（司马绍）倡兴佛教给予了高度赞扬，表明了自己对先行上世者未悟“真丹”的憾惜之情，也对明帝以来“始钦斯道”深表欣慰。

道安法师到达襄阳后，凿齿便尽地主之情，对其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护。”二人往来不断，相磋佛经妙义。凿齿又向他的好友谢安推荐道安法师，说道安法师不仅博通内外群书，于“佛经妙义，故所游刃”，“远胜非常道士”，“乃是吾由来所未见。”二人对佛教义理皆有深研，甚为投机。（《高僧传》卷五）

《汉晋春秋》

《汉晋春秋》五十四卷，《隋书·经籍志》作四十七卷。该书上起东汉刘秀，下迄晋朝司马邺，记了近三百年的史事。篇幅浩繁、内容丰富，涉猎广泛，历史和文化影响深远。

《襄阳耆旧记》

《襄阳耆旧记》，又称“襄阳耆旧传”，一般认为“襄阳记”是其简称。卷数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共五卷。其内容主要是襄阳市人物的事迹、襄阳地区的山川城邑。该书既可被视作掌故之书，又可谓方志之作，其中保存了襄阳乃至湖北地区在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丰富史料，也为此后地记的写作树立了范本。

《逸人高士传》

《逸人高士传》《旧唐书·经籍志》有著录，共八卷，后散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存其残文一节，文字略异。

《习凿齿集》

《习凿齿集》原有五卷，后散佚。严可均据诸书录得习文二十余节，载于《全晋文》中。

另据《魏书》《北史》，习辟强曾收留王慧龙，并和王慧龙等一起谋划举兵夺取荆州市，后计划流产。

桓温有野心异志。将蜀地一位通晓天文术数的占星人请来，夜里握住他的手询问国家命运气数的长短。桓温对占星人的回答不满意，过了一天，送给星人绢一匹，钱五千文。占星人便急忙找到习凿齿，请他帮忙料理后事。习凿齿问其缘故，占星人说：“齐桓公赐绢一匹，是让小人自缢，给钱五千，是置办棺材之费。”习凿齿说：“足下差一点因误会而死！足下曾听说过干知星官有不杀之义吗？桓公这是用丝绢跟足下开个玩笑，赐钱是供路途费用。这是让足下离开回乡而已。”星人大喜，第二天天一亮就去辞别桓温。桓温询问离去的本意，星人以习凿齿之言作答。桓温笑道：“习凿齿担心足下因误解而死，足下倒是因误解而得生。然而这真是三十年白读儒书，不如一问习主簿。”

晋代一位著名大儒孙绰造访桓温，此时习凿齿与他还不曾相识。于是，桓温便让他们两人在家中相见交谈。孙绰本性通达率真，喜欢开玩笑，开口便说：“蠢尔蛮荆，大邦为？”这是《诗经·小雅·采》中的句子，原是指周天子警告蠢蠢欲动的荆州蛮族，要他们不可与中原大国作对。而习凿齿恰好是湖北襄阳人，襄阳在古代属于“蛮荆”之地。孙兴公引用这两句诗，是对初次见面的习凿齿，开了一个善意而又带嘲讽的玩笑。然而，习凿齿更是饱学之士，便也毫不示弱，立即回送一句：“薄伐，至于大原。”这则是《诗经·小雅·六月》中的诗句。“大原”即“太原市”，“玁狁”则是周代北方的民族，曾被周天子下令讨伐，被驱赶到山西太原一带，而孙绰恰好原籍山西太原。习凿齿移用涉及孙绰祖籍的诗句，也巧妙地笑讽回敬了孙绰。

又有一次，习凿齿与孙绰同行。孙绰走在前面，回头对习凿齿说：“被沙石冲洗淘汰，瓦石就落在了后面。”习凿齿说：“被簸箕簸扬，糠就飘在了前面。”

作为历史文化名人，习凿齿在中原地区历史上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曾获当轴青睐或高官厚禄，而在于其对中国历史学和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以及刚正不阿的精神情操。

桓温：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

苻坚：①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②安公一人，凿齿半人也。

刘义庆等《世说新语》：①习凿齿史才不常。②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

慧皎：时襄阳市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

房玄龄①风期俊迈。②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辞综理。王雅才，虞惭惇史。干孙抚翰，前良可拟。邓谢怀铅，异闻无纪。习亦研思，徐非绚美，咸被简册，共传遥祀。（习凿齿、俆广等）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敢。而朱友恭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

刘知几：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

张子容：土地穷瓯越，风光肇建寅；插桃销瘴，移竹近阶。半是吴风俗，仍为楚岁时；更逢习凿齿，言在汉川湄。（《乐城岁月赠孟浩然》，一作王维诗）

习凿齿多才多艺，少有志气。

习凿齿的生年，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学界倾向于认为习凿齿生年在司马睿建武元年（317年）左右，而依据这个时间推算，习凿齿转任主簿时（永和二年左右，346年），大致二十九、三十岁，而这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符吻合。关于卒年，《建康实录》记载习凿齿卒于太元九年（384年）冬十月，这可以和《晋书》记载的习凿齿于襄阳市被收复（太元九年四月）后不久去世可以相吻合。这样，习凿齿大约享年六十七八岁。

也有学者依据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记载朱序在太元十八年（393年）去世（一作十九年，394年），对《晋书》的记载提出了修正。《校补襄阳耆旧记》一书的作者黄惠贤曾持此说，但后因《建康实录》等相关内容的披露，怀疑自己所依据的“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的残本中关于朱序卒年的记载是后人补录而非习凿齿原作，放弃了这种说法。

习凿齿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卒于司马德宗义熙九年（413年）的说法，出自江西新余《梅田习氏族谱》。但该族谱的刻印时间在清乾隆，内容与唐前典籍相矛盾，故反对者颇多，而认同该《族谱》者考信的史料也仅仅上溯到明代。不过，《晋书》因其尚文采、欠笃实，故也不可尽信，仍需进一步考证。

与习凿齿卒年争议联系在一起的，是习凿齿晚年经历、尤其是隐居地点的争议。《晋书》《建康实录》记载习凿齿终老于襄阳市，而《族谱》称习凿齿晚年前往江西新余梅田隐居，并安葬在那里。有研究者采信《族谱》。反对观点则认为：若隐逸，襄阳的隐逸环境和文化都较江西白梅好得多；习凿齿被苻坚视为国器，离开襄阳和进入东晋都非易事；江西省习氏族谱有关习凿齿为避苻坚所逼而遁隐江西新余白梅的记载漏洞百出，而这些材料的形成原因是白梅于明代出了两位习氏显宦，在循例修族谱时攀附先贤；至于分宜习凿齿墓，应该是习氏族人祭祀习凿齿的衣冠冢。两派意见曾正面交锋。

据《晋书》记载，习凿齿曾被任命为荥阳市知府。《隋书·经籍志》在著录习凿齿作品时，也注明是荥阳太守。不过，《元和姓纂》则作衡阳市太守，清末也有人支持衡阳说。经学者考证，“衡阳说”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一些人并不清楚晋王朝在当时曾收复荥阳的史实，而荥阳说则应该是正确的。

习凿齿治史不严谨，受到诟病。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一方面大量引用习凿齿《汉晋春秋》的内容并予以肯定，另一面也多有质疑。《高贵乡公传》中，既称赞习凿齿叙述司马昭弑君之事“差有次第”，将其记载列于诸书之前，又认为习凿齿记载的曹髦葬礼过简，是诽谤司马氏之言，与史实不符；《王凌传》中，怀疑《汉晋春秋》所记载的王广对王凌所说的话是习凿齿自己编造的。在《董允传》中，引用了《襄阳耆旧记》中所谓董恢教费祎对孙权语后，又说到此处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怀疑他治史不审慎。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一方面称赞习凿齿能够秉笔直书，一方面也批评他治史不严谨，将文学性强、不可据信的内容收入史籍中，贻误后人。

当代学者对习凿齿著述的史料价值也有质疑。例如，《襄阳耆旧记》中含有一定个人创作的成分，这种“个人创作”与作品本身作为“郡国之书”、“杂传”的性质，有一定关系。也有观点认为，《汉晋春秋》等作品的失实之处，也与习凿齿过于强调历史学的政治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