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
纪伯伦散文诗集
《暴风雨》成书于1920年,全集收集了哈利勒·纪伯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写的31篇短文,其中一篇《苏尔班》为短剧形式。《暴风集》是纪伯伦最有力度的散文诗集。纪伯伦把这个集子定名为《暴风集》并不是偶然的。纪伯伦特别喜欢象征着反叛、革命、翻天覆地变化的暴风雨。在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中,他的内心激荡之情能够得到共鸣与抒发。纪伯伦是驰誉世界的东方诗人。他在黎巴嫩出生,在欧洲学过绘画,在美国组织过阿拉伯第一个海外父子团体。创作出一系列小说和散文诗作品。
创作背景
哈利勒·纪伯伦特别喜欢暴风雨。有一次,暴风雨骤然而起纪伯伦对他的朋友说:“我像它!人为什么不像霹雳闪电这般说话、写作?我愿站在高山之巅,像刚刚出生时那样浑身赤裸,我愿死于风暴之中。”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大的政治风暴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使西方和东方都受到空前的震动,纪伯伦的灵魂深处也掀起了“一场猛烈的革命”。他敏锐地感觉到,一个世界性的变革时代到来了。“狂风呼啸这是我所喜欢的……我的感觉受到激励,我的心儿在悸动,我走向工作,她握着我的手——‘她’就是风暴。”
正是在这样的炽热中,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散文诗诞生了。这个集子荟萃了许多名篇,大都是针对东方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写的。作者简介哈利勒·纪伯伦是驰誉世界的东方诗人。他的散文诗集《先知》等被誉为“东方赠予西方的最好礼物”。他既是“破坏者”,又是“建设者”;既要做埋葬活尸的“掘墓人”,又要做医治民族“灵魂”的“医生”。他把整个世界当作“祖国”,把全人类当做“乡亲”。他为人类提出的目标是“神性的人”。这本评传将向您介绍这位东方诗人兼画家的一生,他的生命哲学、艺术性趣的主要作品,他的爱情,以及他孤独的原因。详细介绍《掘墓人》《掘墓人》是阐释哈利勒·纪伯伦性格人生最典型的一篇。纪伯伦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了一个敢于“亵渎太阳”“诅咒人类”、“嘲笑自然”的“疯狂之神”的形象。他没有什么偶像,只膜拜自己,并大声宣称“我是自己的主!”在这个阿拉伯文学史上,这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正是纪伯伦人的理想具体化,是消除一切奴性痕迹的自立自强的人。纪伯伦在《掘墓人》中提出了“埋葬活尸”的口号。他借“疯狂之神”之口说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苟且偷安的人,他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在风暴面前战栗而不与它一同前进”,这些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哈利勒·纪伯伦由此为诗人们找到了最合适的工作,即带领大家挖掘坟墓,埋葬“死人”与“活尸”。纪伯伦本人无疑是一直致力于这工作的。关于东方,东方疾的论述,是《暴风集》中最有价值、最具普遍意义的部分。纪伯伦在《麻醉剂和解剖刀》一文中坦率地指出,“东方是一个病夫”。不仅如此,东方在“灾病轮番侵袭”下,竟已“习惯了病痛”,甚至把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某种自然属性”。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人太爱听甜言蜜语,以为一切揭病灶、下良药、动手术的行为都近于疯狂。对于这一点哈利勒·纪伯伦是深有感触的。东方的“病人”是如此,东方的“医生”又如何呢?纪伯伦发现,东方的医生很多,但大多数只开些能减弱而不能治愈疾病的“临时麻醉剂”。从文中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纪伯伦以这些只开“麻醉品”的庸医来影射那些政客、宗教家、学者,甚至普通教师、邻人与亲朋。他们自己也是病人,又怎能治愈他人呢?纪伯伦形象地描述了阿拉伯乃至东方世界的现状:由于麻醉剂的效力,“东方”在柔软的床榻上可以沉睡一辈子,而当一个清醒者向他大喊,希望他能摆脱这种状态时,他却认为这是一个“粗鲁的,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的家伙”,并且对自己的灵魂说,这是一个叛教者,正在败坏着青年一代的道德,用毒箭伤害着人类。可见,这些医生的麻醉剂非但不能根治东方的病症,而且使东方的病情恶化了,以致病夫低制一切的治疗,敌视那些企图将其从昏睡中唤醒的人。哈利勒·纪伯伦在《齿》一文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借牙科医生对东方民族的龋齿仅仅进行表面修补,裹上金壳的无用之举,将粉饰太平的行为与民族的衰亡联系起来。《暴风集》纪伯伦在《暴风》一文中道出了真正想为东方治病的医生们的悲剧。显然纪伯伦对此是有切肤之痛的。他主张用“解剖刀”挑开东方遮掩的病灶,用果断的“手术刀”切除那危险蔓延的痈疽,从而达到治标治本的目的。纪伯伦本人是一贯如此行事的,这才是真正的爱与忠诚。但他得到的却是嘲骂和诅咒,被宣布为“人道主义的敌人”!因此,哈利勒·纪伯伦在文中形象地描写出了“时代病夫”竟然从被子里伸出手掐死医生的可怕情景。在这篇文章中,纪伯伦所表现的愤怒超过了痛心。但这种愤怒终究也是以爱为出发点的。《奴性》也是《暴风集》中的名篇。纪伯伦尖锐地指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不自觉地通过某种形式,成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奴隶。他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写道:“自我降生始,七千年过去了,我所见到的尽是屈辱的奴隶和带镣铐的囚犯。”然而这些奴隶们却顺从地跪在偶像面前,被奴性支配而不自知,因此哈利勒·纪伯伦写道:“我发现奴隶主义昂首阔步于各地的祭悼队伍之中,人们奉之为神灵”。纪伯伦看出一种奴性从属于奴性,存在着一个奴性的阶梯:“劳工是商贾的奴隶,商贾是大兵的奴隶,大兵是官宦的奴隶,官宦是国王的奴隶,祭司是偶像的奴隶。”而偶像不过是“坚立在骷髅堆上”的“一把泥土”而已!纪伯伦列举了奴性的种种表现形式,有“哑巴式”,“聋子式”,“佝偻式”,……不一而足,而“其最出奇者,则是将人们的现在与其父辈的过去拉在一起,使其灵魂拜倒在祖辈的传统面前,让其成为陈腐灵魂的新躯壳,一把朽骨的新坟墓。”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喜欢坐而论道,不愿起而行道,这是哈利勒·纪伯伦发现和憎恶的另一个东方社会现象。他揭露“那些政治家们”言辞娓娓动听,说得天花乱坠,完全是为了蒙蔽公众耳目,那些神父、教士们口口声声训诫别人,而自己从来并不身体力行”。在《言语与夸夸其谈者》一文中,纪伯伦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真理的声音淹没在夸夸其谈的汪洋大海之中,令有思想的人分外苦恼。纪伯伦叹道:“我的思想就丢在言语和夸夸其谈者中间”了!他忍无可忍地喊出:“我已厌烦了言语和夸夸其谈的人!”在《致大地》一文中,哈利勒·纪伯伦强调了民族自我更新的意义,他针对东方民族沉溺以往光荣,总爱夸耀自己悠久历中的心理与行为,说出“准不把自己往昔的功绩忘却,必将元所创新”,这一名句。纪伯伦指出,“谁不用自己的力量扯下自己的腐叶,必将日益衰亡。”因此,纪伯伦呼唤暴风雨,目的是“用风暴武装,以现代战胜过去,以新的压倒旧的,以强大征服软弱。”纪伯伦在《雄心勃勃的紫罗兰》一文中,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即“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存在以外的东西”——理想。一株纤弱的紫罗兰想变成高大灿烂的玫瑰,以了解自己“有限天地”之外的事情。她超越了“知足”这难以超越的障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她的奋斗最后以悲剧靠终,但她带着“胜利的微笑”死而无憾。其它平庸的紫罗兰们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但对于“野心勃勃的紫罗兰”来说,她已经历过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再无遗憾了。《暴风集》是哈利勒·纪伯伦最优美的散文诗集之一。他一改往日语言纤细柔弱的风格,而以火、以风暴锻铸出简洁、有力的文字。纪伯伦呼唤着摧枯拉朽的变革风暴的到来。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旧世界的“掘墓人”,一个号召人民摆脱奴性,反抗压迫的革命者。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再次冲击了海外阿拉伯侨民界,也给阿拉伯本土同胞带来很大震动。《珍趣篇》1923年,《暴风集》的延续——《珍趣篇》出版了。这本书不是作者本人与出版商联系编定、出版的,而是由一位叫尤素福·托玛·布斯塔尼的阿位伯出版家在埃及阿拉伯人书局编辑出版的。由于它是从散见各处的哈利勒·纪伯伦的作品中选辑的,所以最初的版本在内容上与纪伯伦的某些集子有重复。《珍趣篇》是一个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的综合性集子。它包括三十六篇作品,其中散文诗十六篇,韵诗十四首,文学论文与评论五篇,剧本一个。这些作品也大都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内容与主题上与《暴风集》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散文诗而言,此集中最重要的篇章首推《你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这是一篇立意深刻、气势壮阔、形式新颖、文采璀璨的妙文。通篇以大体相近的句式,对应重复,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哈利勒·纪伯伦爱国主义和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纪伯伦采取叙述加对比的手法,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黎巴嫩。你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难题,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丽。纪伯伦指出,他的敌对者缔造的黎巴嫩,是解不开的“政治死结”。针对在土耳其残酷统治下的黎巴嫩,被政客出卖,被教会欺骗的现状,纪伯伦写道:“你们的黎巴嫩”是“宗教首领、军队司令的棋盘”,是“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政党”,是无休止的“谎言”和“辩论”。这样的黎巴嫩不会长久,它很快将走向灭亡,就象奄奄一息的朽翁。哈利勒·纪伯伦心目中的黎巴嫩,则是瑰丽无比的大自然,是“悠远的思想”、“炽势的感情”、“神圣的语言”,是“青年抱负,中年的决心,老年的睿智”,是“朴素而袒露的真理”。在纪伯伦心中,这些都是被黑暗一时遮盖了的黎巴嫩的本色,这样的黎巴嫩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光辉的前途的,就像是“生气勃勃的青年”。在纪伯伦看来,黎巴嫩的儿女应能代表黎巴嫩“岩石中的意志,巍峨中的高贵,流水中的甘美,空气中的芳馨”,即具有黎巴嫩人传统的优秀品格,他们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成为“黎巴嫩血管里的一滴血”。这些儿女们包括为黎巴嫩作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也包括“把自己的灵魂倾注于新杯中的诗人”,他们是“风吹不灭的灯,时蚀不腐的盐”,是迈着坚定步伐奔向真善美的人。这篇散文诗表达了哈利勒·纪伯伦热爱祖国的一颗拳拳之心,具有无比的生命力,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并将显示出跨世纪的魅力。《珍趣篇》中还有许多篇章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独立与红毡帽》,通过一位同胞为了强调自己的“独立”和“尊严”,拒绝在法国客轮餐厅脱下他的红毡帽这件小事,引发出纪伯伦对民族心理的深刻透视和剖析。他指出,“精神上和心智上均受奴役的民族,是不能靠他们的衣着、习俗成为自由的”,同胞们的不幸正在于“他们反对结果而未曾注意到原因”。哈利勒·纪伯伦呼吁同胞不要在小事上盲目争“独立”,要争“技术独立”与“工业独立”。他说这是“悬于每个人头上”的问题。在当时,能这样清醒地看到并大胆指出民族奋起的先决条件的人是不多的。可见纪伯伦是注重事物的本质的。在《皮壳与内核》一文中,纪伯伦把他的这个观点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指出,生命不在于它的“表象”,而在于它的“内蕴”,事物不在于它的“皮壳”,而在于它的“内核”,人不在于他的“面孔”,而在于他的“内心”。对于宗教、艺术、社会与个人,也应首先看到它(他)们的内部本质。这些在今天看来,不见得有多少让人特别惊奇的地方,但在那时,宗教家、政治家、“学者”都唱着动听的歌曲,糟糠与精华难辨,对于那些东方人,尤其轻信的阿拉伯人,的确是一种及时而可贵的忠告吗。哈利勒·纪伯伦在同胞中一直是一个孤独者。他的孤独是果实累累无人采摘的孤独,是一个慷概的给予者找不到接受者的孤独,是缺乏知音、缺少理解者的孤独。在《我的心重负着累累果实》一文中,纪伯伦向人们披露了作为精神富有的孤独者的秘密。文章情真意切,使人们更深地了解纪伯伦本人。通过《我的心灵告诫我》、《完美》、《孤独》、《更辽阔的海洋》等文,纪伯伦引导读者进入一个辽阔而深的精神世界。在这里,纪伯伦时而是哲学家,谈论现象与本质;时而是道德家,表达无私给予者的烦恼;时而是美学家,探讨“完美”的终极意义;时而是心理学家,寻求诗人孤独的原因和心灵沟通的道路……他和他的心灵为伴,巡视着这个世界,希望找到一个涤荡污垢的大海,他们找到了,但海滩上充斥了世间的俗人与各式各样的装腔作势者,于是他们离开那里,又去寻找“更辽阔的海洋”。《珍趣篇》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珍闻与趣谈”。在这里哈利勒·纪伯伦展示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提出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见地,令人深思而有所得。可以看出,这时纪伯伦的笔已不像过去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纪伯伦的主题也渐渐从“破坏”转移到“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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