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作家张洁的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载《北京文艺》1978年7期，以下简称《森》），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然而，相对于《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和《枫》等著名的揭露“伤痕”的作品而言，它的诗意追求显得孤立无援，缺乏共鸣。

小说的主人公孙长宁是一位伐木工人的儿子，在“文革”时期，即使身处森林之中，也无法逃脱时代的阴影。他的“伤痕”不同于《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后者受到的是“反文化”的影响，而孙长宁则面临着“无文化”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孙长宁虽然能够避开某些意识形态的直接压制，但也因此承受了“无文化”的痛苦，比如无法接受正规教育，不了解“黑线人物”和“文艺黑线专政”等概念。这些都反映了政治控制下个体的无知状态。与《班主任》中通过政治启蒙来治疗谢惠敏的“反文化伤痕”不同，《森》提出了另一种途径——诗意启蒙。故事中，被流放的音乐家梁启明的到来改变了孙长宁的生活。梁启明的名字本身就蕴含着“启蒙”的意味。他没有采用政治灌输的方法，而是通过音乐的力量，用诗意的方式开启了孙长宁的心智。在这场音乐体验中，两人的心灵得到了交流，超越了年龄差异和时间限制。此后，梁启明扮演了父亲的角色，通过音乐教育和知识传授，帮助孙长宁摆脱了蒙昧的状态。梁启明最终因病去世，但他留给孙长宁的音乐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孙长宁凭借梁启明传授的精湛技艺，在北京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被音乐学院破格录取。其他考生的慷慨让位，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音乐和情感的向往。这一切都表明，音乐的魅力远远超过了单纯的政治理论，它可以治愈政治创伤，赋予人们重生的机会。

《森》尝试展现了一条对抗政治蒙昧的道路，即诗意启蒙。这是一种审美的启蒙，通过自然和艺术的审美体验，使人的心灵和生活方式得到解放。启蒙的形式应该是多元化的，除了政治启蒙外，还包括科学、道德、哲学和诗意的启蒙。特别是在《森》的故事中，这些启蒙形式都是通过诗意的方式来实现的。孙长宁作为一个在“文革”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蒙昧少年，能够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纯洁，并且奇迹般地成为了新一代的音乐人才，这得益于梁启明给予他的诗意启蒙。这似乎证明了诗意启蒙在中国消除政治蒙昧方面的重要作用。《森》所揭示的这种诗意启蒙理念，实际上是8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普遍愿望。例如，当时的“美学热”现象就可以佐证这一点。面对“文革”遗留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仅仅依靠科学、哲学、道德等启蒙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美”或“审美”的力量，让人们克服政治上的伤害，获得健康自由的生活。《森》通过梁启明对孙长宁的音乐熏陶，将这种普遍而又暂时难以实现的愿望转化为象征性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森》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还具有广泛的文化内涵。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将其置于80年代的文化背景中，那么它的审美和文化价值可能会更加突出。如果我们将《班主任》视为80年代文学中政治启蒙的先声，那么《森》就是诗意启蒙的第一声。

与其他“伤痕文学”作品相比，《森》因其简洁、自然和清新的话语风格，以及其所呈现的诗意启蒙情境，至今仍能感动人心。或许，它也能吸引未来的新一代读者。因为它所揭示的诗意启蒙之路，可能仍然是未来社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因此，称《森》为80年代短篇小说的杰出之作，是恰如其分的。

张洁，当代女作家，出生于北京，原籍辽宁。自幼热爱音乐和文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后，进入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年发表了首部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次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并参与首次中美作家会议。担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包括《张洁小说剧本选》《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只有一个太阳》《在那绿草地上》及《张洁集》等。张洁的作品多次获奖，其中包括《谁生活得更美好》和《条件尚未成熟》分别获得1979年和1983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母绿》获得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她的创作主题围绕“人”和“爱”，深入探讨人类内心世界，风格深情细腻，典雅优美。1989年，张洁获得了意大利“玛拉帕尔帝”国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