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六，名宠，因排行第六，故称“刘六”。明正德五年（1510）刘氏兄弟揭竿起义于霸州市（今霸县）。翌年与杨虎军联合，拥兵数万。曾三次进逼北京市，转战于河北省、山东省，攻占州县无数。后因起义将领杨虎、刘惠、赵燧先后身亡。于是率部入河南省，复转战于湖广。刘六在湖北黄冈的战斗中，坠水身亡。

刘六(？-1512) 明朝中叶农民起义军首领，原名刘宠，因排行第六故称刘六。文安县(今河北文安)人。正德五年(1510年)率众在霸州(今河北霸到)起义。后与杨虎军会合，众至数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等地，并三次近逼明王朝京都——北京，使最高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在全国造成极大震动。后入河南，转战湖广。在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坠水身亡。

明王朝进入朱祁镇正统年间（1436—1449）以后，政治黑暗腐败，土地兼并加剧并高度集中，人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烈，各地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爆发于河北省的刘六、刘七起义就是这种历史背景的产物。

明朝中叶，河北农民深受政府的马政之害。为保证明军边马镇的供应，自明初以来，明政府强令河北等地农民充当养马户。马户的徭役负担极其沉重，为保证养好马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耽误农业生产，而且当所养马匹死亡或种马生不及额时，还要赔偿损失，一贫如洗的农民不得不“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当时有人形容为“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河北临近京师，正是厂卫特务、官僚地主施虐的地方，加上土地兼并剧烈，剥削压迫十分残酷，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安定京一带的局势，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专权宦官刘瑾派御史宁为“捕盗御史”到河北省镇压农民起义。宁杲采用极为残酷的高压手段，屠杀和镇压农民，他“奏立什伍连坐法，盗贼捕获无虚日，每械盗贼入真定，用鼓吹前导，金鼓之声弥日不绝”（《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整个河北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这激发了河北人民更大的反抗情绪，酿成了刘六、刘七起义。

刘六、刘七是霸州市文安人。正德五年，霸州（河北霸县）豪杰刘六（刘宠），刘七（刘宸）在安肃（即徐水区）劫狱救出齐彦名，然后一同领导农民起义。

在此前的正德四年，杨虎已经在霸州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起义军。这两支近在咫尺的起义军在正德六年最终完全合并起来，有数万人。

在朱棣时（永乐十一年），为了防御蒙古，规定在北京周围的州县计丁养马，十五丁以下养马一，十六丁以上养马二。后来的皇帝逐渐把这项制度推行到河北省，河南省等地。这时农民纷纷用自己养的马来武装起义军，起义军声势顿时浩大，一个月间攻下了山东省，直隶的二十多个州县。

七月，起义军兵分两路，西路由杨虎，刘三（刘惠），赵鐩（赵疯子）率领，挺进河南山西省，山西人李华起兵和刘六等相呼应。东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领，在直隶，山东作战，两个月间，两只起义军破城数百，转战千里。

负责镇压起义军的都御史马中锡和担任监军的当朝太后侄儿作战不力，均受严惩。朝廷被迫命右佥都御史陆完率宣府、大同市、延绥三总兵统边兵主力弃关入内镇压起义军，并将山东巡抚都御史边宪等人撤职查办。

这年九月，两军会师霸州市（又杀回来了），挥师北上逼近北京市。明朝慌了，赶紧调集大军围堵。起义军见明军势大，一时难以攻下，随即向东迂回，连克日照市、海丰县、寿张镇、阳谷县、邱县、宁阳县、曲阜市、沂水县、泗水县、费县十城。当明军尾追而来时，他们又回师济宁市，切断运河交通，焚毁明政府运粮船1200艘，活捉工部主事王宠。

这年十一月，起义军再次分兵作战。刘六等仍然在山东直隶转战，不久又北上，准备绕过驻扎重兵的临清市，突袭北京城，迫使明政府紧闭城门，同时调涿州市、通州区、良乡镇等驻军护卫京师。

刘六见明军有备，声东击西，挥师西向，转战河北雄县、易州等十余县，又南下河南省。明廷除派陆完统军从山东省追击外，又命副都御史彭泽提督明朝军事，以咸宁市伯仇钺为平贼将军，统率在晋陕守边的延绥、榆林市诸路军马开进河南，以与陆完形成对起义军的包围之势。

起义军采用机动灵活战术，趁东西两路明军合围之时，又北上进逼北京市。陆完等明将大惊失色，恐北京有失，立即调派许泰等部追杀起义军。

而杨虎刘三则挺进河南和苏皖。至此，起义军汇合成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转战于北直隶、山东、山西省、河南、湖广、南直隶、江西省等省区。

明朝官军东西奔命，义军如入无人之境。明政府命太监谷大用提督明朝军事，除加派京营精锐部队以外，又增调宣府、大同市、延绥守边的军队进入山东省镇压起义。当时所调的军队有“京、边及卫所奏留京操官军二十余万，马三十万匹，其粮草之费，以正德六年一岁计，支太仓市及各项银九十余万两”（《明武宗实录》卷八三）。据统计，明统治者在正德六至七年调到山东境内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部队，约占全国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面对明军的重重围剿，起义军被迫兵分两路：以刘六、刘七、齐彦名为一路，刘六为首领；以杨虎、赵鐩、刘三、邢老虎为一路，杨虎为首领。他们时分时合，互为倚重，转战于河北省、山东省等地，攻打明军。

杨虎率领的一路起义军，在山东境内活动的时间不长。他们自沧州市进入德州，又南下济南市、泰安市、兖州区，再东进直至登州、莱州市等地。后杨虎率军进入鲁西南，在此地突破明军的重兵包围，进入江苏省、安徽省境内。

杨虎战死后，起义军由赵鐩统率，分28营，转战于河南省、湖北间一年之久。“恃马力悠忽驰骤，栖野不战城郭，蹈虚不立方所”。官军则闻风丧胆，怯不能战，几无抵抗之力可言。

正德七年，起义军渐渐落入下风，连战连败。刘惠、赵鐩部在宿州受挫退到湖北应山时，已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赵鐩剃发为僧，于五月披僧衣潜逃江夏区。后为明军俘获，押解北京市处死。刘惠亦屡败，在收拾残兵向河南转移过程中，被明军指挥王谨射中左目。刘惠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义军主要将领刘资、邢本道、杨寡妇等首领也先后被俘，押解北京处死。

河南义军被剿平后，刘六刘七所部成为孤军，遂转入光山县、确山县。嗣后南走湖广。乘船到夏口、遭副都御史马炳然截击，交战中杀死马炳然。登陆后火焚汉口，随即为指挥满弼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中刘六中箭与其子仲淮赴水牺牲。

同年八月，与明军战于保狼山，齐彦名中枪而死。刘七中流矢溺水亡，最后全军覆灭。刘六刘七起义至此告终。

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起义军在明朝辽东、大同市、宣府边兵和地方军队的联合包围下于正德七年八月失败，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壮烈牺牲。农民军的失败具有深刻的原因。一是与明军相比，势单力薄。二是农民军长期流动作战，虽具有机动灵活的特色，可以出其不意，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缺乏牢固的根据地和后方，士兵疲于奔走，兵员和军需补给都有一定困难，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三是两支较大的起义军独立作战，缺乏配合，更没有和当时在四川省的农民起义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敌，致使明政府便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刘六、刘七领导的这次起义，自起事至全部被消灭，前后持续3年，转战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江苏省等九江省，三过北京市，三攻南京市，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起义，明政府动用了大量财力，耗尽了府库之银；起义军所到之处，狠狠地打击了当地贪官污吏、地主豪绅。这次起义给明统治者一个沉重而深刻的教训，使明朝统治者认识到仅凭高压政策难以维持长久统治，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缓和社会矛盾。起义失败的第二年，明政府下令减免京畿、山东、河南等地税粮，并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食、庐舍、牛种，复五年”。朝廷内部也加以整顿，进行了杨廷和领导的改革，罢免了部分宦官，裁撤冗官，清查皇庄、官庄，退还给农民一部分土地。明朝出现了嘉靖初年较为清明节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