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同（？-1380年），河间县（今河北河间）人，蒙古族后裔，明朝洪武年间番禺区知县。

道同是河间人，自幼习读汉文史籍。洪武三年（1370年），道同因孝顺母亲被举荐为太常司赞礼郎。洪武十年（1377年），道同赴任番禺区知县，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使得番禺治安变得安定，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开国功臣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省，徇私枉法，受贿而袒护豪强。道同不顾朱亮祖威逼利诱、笞刑加身，仍依法惩治豪强。洪武十三年（1380年），道同上奏朝廷《条陈永嘉侯不法事》，结果被朱亮祖先行陷害致死。朱元璋览其奏，“以为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鲠可用”，但是追赦不及，道同已死，遂将朱亮祖召回问罪处死。

道同在任番禺知县期间，百姓安居乐业，保证了番禺县的治安平稳。《明史》中评价道同：“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

道同，河间县（今河北河间）人，作为蒙古族后裔但自幼习读汉文史籍，因孝顺母亲而闻名。 洪武三年（1370年），道同被举荐为太常司赞礼郎。

洪武十年（1377年），道同出任番禺区知县。番禺这个地方以前被称为“烦剧”，事务繁忙且复杂，而且那里的军卫十分骄横，经常鞭打、羞辱县中的副佐官吏，前几任知县都因无法忍受这种行为而辞官而去。道同赴任知县后，执法严明，对不合道理的事情一律不听从，使得番禺治安变得安定，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权要之人。

洪武十二年（1379年），永嘉侯朱亮祖出任番禺，想用权势令道同屈服，但道同不为所动。当时县里有数个豪绅，以低价收购集市上的珍宝物品，稍有不顺心，便借口诽谤他人。道同查实后，把豪绅头领抓起来，带上枷锁，放在街里最热闹地方游街示众。后来他们通过贿赂朱亮祖，让其向道同施压放人，但道同不畏强权，还呵斥朱亮祖道：“你身为臣子，怎么能够受此等小人的役使呢！”朱亮祖见状恼羞成怒，立刻命人把道同绑起来，鞭打了一顿，然后下令放了那些豪绅。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亮祖娶富民罗氏的女儿为妾，罗氏的兄弟们依仗朱亮祖的势力，多有不法之举。因此，道同按照法律惩处了他们，朱亮祖与道同沟通无果后公然率军队劫狱，又把罗家兄弟放了出来。道同屡遭强权欺压，决定上书朱元璋，弹劾朱亮祖罪状数十条。朱亮祖闻讯，抢在道同之前面将奏折用军马送到南京，诬陷道同“傲慢无礼、侮辱上官”，朱元璋不知道其中隐情，于是派遣使臣前去赐死道同。而后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方才明白此事原委，又派使臣前去释免道同。 两名使臣同日抵达番禺区，但前使先到，道同已被杀害。

道同在任番禺知县期间，秉公执法，保证了番禺县的治安平稳，百姓也能安居乐业。而面对朱亮祖的强权，他仍依法惩治豪强，对明王朝法律权威的维护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道同身死，但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太祖召朱亮祖进京，与其子朱同被鞭笞致死，保证了番禺县的一方安宁。

明太祖朱元璋称其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鲠可用。

清朝大学士张廷玉在《明史·卷一百四十·列传第二十八》中称：“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

杨士奇在《明太祖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三》中称：道同性峭直，气宇魁岸，奉母备甘旨，与妻子同粗。

道同在任番禺知县时，布政使徐本非常看重他。当时，道同正在笞打一个医生，但还没有结束，徐本急需这个医生的医治，就派了一个士兵去让道同释放这个医生。但道同却严肃地说：“徐公也学永嘉侯这样做吗？”于是，直到笞打结束，才释放了这个医生。从那以后，上级官员对他更加忌惮，但道同也因此招来了祸端。

道同死后，当地的百姓对他感到非常哀悼和惋惜，有的人在家中为道同雕刻了一个木头神像，用来祭祀他。祭祀时求卜，神像的指示很灵验，因此人们开始传说道同成神了。

道同进京参加吏部政绩审查，考绩仅为“平常”。审查结束后，朱元璋在华盖殿接见两广地方官员，并“赐宴”给这些地方官。对于进京的地方官员来说，能享受一顿皇上的赐宴，是一件莫大的荣幸。但当时有一个规定，考绩“不称职”的官员，没有资格赴宴；考绩“平常”的官员，虽然能够赴宴，但却只能站着吃；只有考绩“称职”的官员，才有资格坐着吃饭喝酒，真正当一回皇上的座上宾。而道同考绩仅为“平常”，在宴会上只能站着吃饭。番禺区的政绩平平，并不是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差，也不是他不尽职尽责，都是兵马司的朱亮祖作怪。一想到这些，道同手也不由得发抖，手上的碗掉在地上摔碎了。惊动了所有人，还引得朱元璋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