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汉佳先生祖籍东莞樟坑径村(现已划为深圳宝安),1936年6月出生在
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古晋。1963年毕业于台北师范大学,获得教育
学士,1968年获得美国
夏威夷大学教育硕士学位。
房汉佳曾在美国
伊利诺大学教育研究所研究高级教育哲学,专攻中国教育的发展论题,当时其硕士论文就是《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阐述,使海外认识中国,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69年至1987年历任该院讲师、科主任、副院长等职,因政府工作需要,于1987年调至政府中学任副校长之职,直至1991年退休。房汉佳先生在研究教育改革和工作之余,热心写作,且著作等身,如与他人合著的报告文学《世界著名摄影家黄杰夫》(
福州市出版)、《英雄故事》(
古晋市出版)、专著《
文化与教育》、《砂拉越巴南流域发展史》(古晋出版),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改革的研究和教育体制问题的探讨多部学术文章。这些著作都能反映出房先生身在异邦、心系桑梓的赤子之心。《
参考消息》曾摘发了他多篇文章,如《发展旅游不应破坏古迹》一文,就是通过在中国旅游时发现的问题,呼吁中国在大力开发旅游业的同时,不可人为地破坏文物古迹,否则将会成为千古罪人;《加强思想教育才是根本》则是评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应是加强思想教育,“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他认为:“不论是爱国主义教育或是党建活动,都是思想问题,或更全面地说是文化问题,其实整个
改革开放也是建筑在一种新的思想与文化的基础上。”他还强调,要探讨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最主要的是要通过思想与文化进行教育,忽略了其中之一来讨论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不够全面的。字字珠玑,力若千钧,为有关方面提出了参考。房汉佳先生还十分注重华侨华人历史的显学研究,其《砂拉越客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在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引起共鸣,也为客家外迁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料。
古晋市处于
马来西亚东部,那里华侨华人众多,为更好地联络乡谊,扶贫济困,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报效祖国,成立了多个华侨华人社团,古晋惠东安公会是在当地较为著名的一个社团,它是由祖籍
广东省惠阳、
东莞市、
宝安区三属人士所组成的一个地缘性社团组织,于1971年成立。房汉佳先生以其良好的文化素养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于1996-1999年连续两届当选为该会主席,现为名誉主席。在职期间,与公会乡亲一道精诚合作,排除一切困难,发动乡亲及社会各界人士筹建会所,购得处于古晋大石路三哩的一座商业大厦的二个单位作为会所,使乡亲们能有一个更加安宁的环境和对公会有一个家的温馨。
乡情是游子极易捂热的词语,对于一个虽然出生在异国他乡,但时时关注祖籍的房汉佳先生,我们的话语亦不时地用到这个词上。他很得意地说:
东莞市是从《
诗经》里走来的,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从东莞走出的,东莞让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泽四野,成为东方之珠。虽然,我的祖籍地被划为
深圳市,但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族谱里仍旧是东莞,我们逢人便说我是东莞人,我为是一个东莞人而骄傲和自豪。房先生说,他十分热衷于中国
儒家文化,儒家是现实性的,是属于社会的,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去解决人生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着重于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际关系,是在社会广阔空间中实现人生价值,它主张入世,主张乐观进取,主张有为,儒家文化告诉人们一个千古不朽的道理,那就是“诚、信、礼、义”,根在何处,须扎他乡,故而今后无论怎样,我的后代怎样,我都会以
东莞市而如此自豪。
跟房汉佳先生交谈最多的是文化,他很精辟地说,今天在高新科技主导下的飞跃进步,是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向前迈进的大好机会,但是它也对我们构成一种严峻的生活挑战,因为它必然会带来全球化的新时代,也带来竞争激烈的生活。对于我们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的惠东安人来说,全球化的到来,必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为了面对这种充满挑战与竞争的时代,我们必须积极提升自我,加强文化学习,促进本身的科技知识,以加强我们在全球的竞争能力,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挑战的时代,这是房汉佳时时提醒自己的一句话,他仍在不断努力,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为
古晋市的乡亲们写出更多更美的锦绣文章。
正如房汉佳先生《中国开发大西北刻不容缓》的最后一段话这样说道:“现在,中国要建设大西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容易和有利。只要中国政府有明确的目标,长远的计划和完善的制度,从海外筹集资金以开发
大西北,建设新中华,并非是件困难的事。不过,它却是中华儿女必须立即去从事的建国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