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英语：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ISA）这一概念由
路易·阿尔都塞提出。他认为，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能够使意识形态自然化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活动通过相互影响，形成了意识形态的结构。阿尔都塞的理论受到了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他指出，个人的信仰和意识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度仪式、个体行为以及自觉（被操控）等因素相互关联而成的。
路易·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是从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开始的。他首先将意识形态放在社会结构当中去理解，在初步揭示意识形态的外在特征和社会职能之后，再进一步思考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的相互关系，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文化客体、社会结构、思想通道或政治无意识。他认为
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因此，意识形态表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主体认同活动，不能将意识形态仅仅看成一种否定性的虚假存在，它可能是一种动力体系，物质地、真实地发挥着改造我们的功能。这意味着，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处不在、略显神秘而又时时发挥着现实功用的物质性存在。如何认识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和功能？在一九六九年所写的著名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氏认为还是要回到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当中，但考察的重点应该集中在支配个体生存信念的最重要载体——国家机器上。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教育、宗教、家庭、法律、政治、工会、文化和媒体等多种形式。这些机构在国家政权与人民之间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有时也被称为“洗脑”。相比之下，军队和警察则属于暴力国家机器，其主要职责是对人民施加强制力。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分为两个层面。首先，它通过各种手段召唤出主体，然后这些主体又通过镜像效应来确认并接受现有的生产关系。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使得
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