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选择性罪名，审理此类案件，应当根据具体犯罪行为及其指向的对象，确定适用的罪名。于2007年5月11日起出台实施并明确。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规定的以窝藏窝赃和代为销赃两种主要犯罪行为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2007年5月1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罪名。2007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对适用刑法的部分罪名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调整后的新罪名于当日起施行。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十条增设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 16 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在侵财类犯罪数量增加，作为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案件数量也随之上升且犯罪形式、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产生的。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刑法修正案(六)》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取代之前的销赃罪，扩大了犯罪对象、提高了法定刑，其目的是在打击上游犯罪的同时，加大对作为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打击力度，通过对上、下游犯罪的合力惩处，实现对人民财产权益的全方位保护。

1979年中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仅规定了窝赃和代为销赃两种犯罪行为， 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窝藏，既包括提供藏匿财物的场所，也包括为罪犯转移赃物、代为销售。”将刑法规定的窝藏和收购两种犯罪行为进行了扩大。1997年《刑法》修订后，在立法中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赃物犯罪行为分解成为“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四种，将转移赃物的行为从窝藏行为中分离出来，将代为销售的行为从收购中转移中出来，在立法上明确了赃物犯罪的四种客观行为。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对赃物犯罪的客观行为又作了进一步扩大，增加了“以其他手段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兜底性条款，解决了实践中遇到了其他手段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难以定罪的问题。2007年5月1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罪名。针对犯罪分子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后，其赃车被明知是赃物的人低价收购这一常见的犯罪行为，该司法解释将其罪行规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区别于之前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

2007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正式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罪名改为掩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犯罪所得收益罪。使该罪作为财物犯罪的主要罪名之一，被广泛适用。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十条增设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1）对赃物犯罪客观手段的罪状描述越来越具体和扩大化。特别是在《刑法修正案六》当中的兜底性规定体现的更为明显。（2）提高该罪名的法定刑。79年《刑法》中最高量刑为三年以下，到06年《刑法修正案六》之后，其法定刑提高到七年以下，并分为了两档。

（3）扩大了该罪的犯罪对象。1979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六）》以前，该罪的犯罪对象均为犯罪所得的赃物。但《刑法修正案（六）》将该罪的犯罪对象扩大为“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将犯罪追缴对象由犯罪的直接所得扩大到间接所得，进一步扩大了追缴的范围。

本罪名在《刑法》分则中处于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因此，从一般客体来说，其犯罪客体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具体客体，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追索财物的正常活动”，也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查明犯罪证明犯罪的活动”。我认为这两者均不能涵盖本罪的全部具体客体。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及赃物去向，并印证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等，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证明犯罪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缴的范围，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观上给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是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窝藏，是指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有隐匿、保管的主观故意。转移，是指将犯罪分子搬动、运输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窝藏和转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达到足以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动的程度，如在一个房间内的转移赃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的客观行为。收购，主要是针对 1992 年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以收购废品为名大量收购赃物的行为，是指有偿购入，然后再高价出卖的情况。要注意区别“收购”与“收买”的区别，收买是指买赃自用，其主观上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为销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帮助其销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则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及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司法秩序来进行判断，其核心标准在于掩饰和隐瞒两种效果。掩饰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外部形状的方式达到与原赃物相区别，而避免被司法追缴的目的；隐瞒则是通过隐匿、谎称等方式，在不改变外部形状的情况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被司法机关追缴。只要采取这两类方法，达到了妨害司法活动的程度，则是本罪的客观行为。

要求必须是一种明知，对于本罪的明知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明知的内容。应该是明知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为人知道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时，就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该物品是什么具体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该物品具体是什么物品，有何价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为人明知的程度必须达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违法所得。因而如果行为人只是知道该物品是他人违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将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应当构成本罪。

对“明知”的理解。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前提条件。是否“明知”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证明“明知”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其证明力随着口供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犯罪嫌疑人受趋利避害思维的影响，往往拒不供认其对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即使在侦查阶段作了“明知”的供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嫌疑人在知道自己的供述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是否对自己的行为定罪量刑时，为了逃避刑罚，犯罪嫌疑人往往会推翻原来所作的“明知”供述。特别是在一对一交易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会矢口否认，极力否认自己是“明知”的，给认定犯罪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正确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成为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关键。在司法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作“明知”供述，而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明知”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对其是否“明知”采取推定的办法。由于这种推定是办案人员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形成的一种内心确信，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掌握，外延不宜过大。第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案件不适用推定。推定必须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矢口否认，但有其他证据证实“明知”，则不必采用推定的方法。比如卖赃者（不少于 2 人）供述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赃物来源，或者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亲眼目睹了盗窃或抢劫赃物的过程。第二，在犯罪嫌疑人否认“明知”，但是其上游犯罪的卖赃者（只有 1 人）称已告知赃物的不法来源，也就是在证明“明知”的问题上，证据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下，应该结合其他客观事实加以佐证。

司法实践中，如果在交易过程买卖双方都心照不宣，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又没有卖赃者已告知收赃人赃物来源的供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

1、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那么直接依据《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司法解释关于明知的法律推定。

2、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以外的普通财物，则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犯罪嫌疑人对赃物不法来源“明知”的认识程度：一是看赃物交易的时间、地点，如夜间收购、路边收购 ，对“明知”认识的程度就大于白天收购、市场收购；二是看赃物的品种、质量，如果赃物属于刚在市场发行的新产品，则不法来源的可能性就大，因为合法的所有者不会轻易卖掉，除非抢劫或盗窃所得赃物；三是看交易的价格，是否显著低于市场价值，根据经验，一般卖赃者所得赃款仅仅是赃物鉴定价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四是看有无正当的交易手续，卖赃者是否急于脱手；五是看赃物与卖方身份、体貌的匹配性以及卖主对赃物的了解程度，等等。然后分别列出可证明“明知”的基础事实和可反驳“明知”的基础事实进行分析比较，再结合人们一般的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判断哪一方的事实和理由更为充分可信，最后推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结论。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 16 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从理论上讲，本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实施人，即产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实施人，而是帮助犯罪份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则属于在犯罪后对赃物的处理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后续行为，为此前上游犯罪行为所吸收，不另行处罚。法人能够成为本罪的主体。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从其构成要件推理本罪适用的限定范围：

（1）“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控制由上游犯罪所产生的下游犯罪。例如收购赃物等下游犯罪行为给国家公安司法机关对案件的侦查、破获、定罪量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时甚至影响到上游犯罪的确认。因此，本罪行为所侵犯的必须是公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不会是单纯的财产性侵害。但本罪行为的实施，往往伴随着对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产的侵犯。因此，认定本罪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某一行为是否干扰、阻碍或影响了对其上游犯罪的破获，认定等工作，并且这种干扰、阻碍或影响是否为本案当中的主要因素，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只要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了上述客观行为就一概认定之。

（2）主观故意上应当严格限定。这种认识上的故意应当是明知其行为干扰影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如窝藏、转移等行为；或是间接消极放任的故意，如低价收购赃物的犯罪行为。但不应当包括虽故意为之，但确实没有侵犯本罪客体故意的行为。如罗某夜晚途经一办公室，发现有人盗窃空调外机，便欲吓跑窃贼占有该物的想法，于是大喊抓贼，吓跑小偷取得该物。本案中，罗某的唯一想法，就是占有该空调外机，对本案将来的司法过程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干扰或影响的故意（虽事实上有可能影响到）。因此，对于此类行为，不得以本罪定罪处罚。而此案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笔者认为，这是对法条的滥觞，违背了本条文刑事立法扩大化的本意，仔细考究，认定为敲诈勒索似乎更为妥当。

（3）本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是其上游犯罪的犯罪对象及其收益，如窝藏盗劫的汽车、销售抢劫的金项链（针对特殊对象的行为除外，如贩卖毒品、窝藏枪支等）。例如，张某为获取烟草举报奖励，自己以低价购买大量的中华香烟，存放于出租屋内，然后向烟草局举报，并获得烟草局奖励。本案中，张某购买的是假烟草，这一行为侵犯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即知假买假（能否构成犯罪尚且不论，且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内容也不搭界），所以假烟草并非生产假烟草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或收益，而只是一种犯罪获利的方式和手段，在本案中张某购买假烟后，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执法机关的奖励，以诈骗论相对合理。因而，此种行为也不宜认定本罪。

本罪名通过多年的立法完善，逐步扩大、增加了其适用范围和强制力度，在打击高发犯罪率和维护高速运行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必要的，并在司法实践中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使用范围的立法扩张，再加上司法中认为的宽泛理解，也造了学理和司法实践的困惑。

1、易导致法条竞合的冲突问题。本罪的犯罪构成体例与某些财产性罪名为不同的立法目的，但具有相契合的构成要件。如敲诈勒索保护的是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在某些非典型的敲诈勒索案件中特殊的敲诈方式在实践中有可能被认为是本罪当中的“其他方式”。

2、容易引起司法定罪的滥用，破坏罪行法定的刑事司法原则。在某些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一般的利用赃物进行违法活动的行为易被有意或无意识地推向犯罪的行列。

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对本罪适当的立法、司法的扩张是应允的。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条文扩张所带来的对立法技术的挑战和司法实践运转的疑惑，并通过法理学进一步的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总结，逐步使本刑法条文的实践走向科学、合理。

为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实际，现就审理此类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

（二）一年内曾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的；

（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四）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无法挽回的；

（五）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追究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备案。

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构成犯罪已有规定的，审理此类案件依照该规定。

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数量达到五十只以上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系初犯、偶犯的；

（三）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

行为人为自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价值刚达到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标准，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

第三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三）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四）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重大损失无法挽回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五）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

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涉及机动车、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认定“情节严重”已有规定的，审理此类案件依照该规定。

第四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数额，应当以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时为准。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财物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价格计算。

多次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未经行政处罚，依法应当追诉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

第五条 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分子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六条 对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实施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分别以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等定罪处罚。

第七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条 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因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第九条 盗用单位名义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违法所得由行为人私分的，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通过犯罪直接得到的赃款、赃物，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得到的孳息、租金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法”。

第十一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选择性罪名，审理此类案件，应当根据具体犯罪行为及其指向的对象，确定适用的罪名。

以上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九条：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21年5月，被告人王某某为获取非法利益，明知吴某等人利用银行卡、微信零钱账户接收、转移违法犯罪所得，经郭某某介绍，在河南省鹤壁市等地，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及绑定的手机、微信零钱账户等工具提供给他人使用，并在现场为转账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协助他人转移违法犯罪资金。经查明，被告人王某某使用自己的8张银行卡协助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被害人被骗款项共计人民币54万余元。

云龙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以其他方法予以掩饰、隐瞒，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考虑被告人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并预缴罚金，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2021年5月15日，王某被抓获，徐某接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公安机关查扣被盗脚手架扣件1201个，已发还被害人。经价格认定，被盗扫地杆扣件总价值32400元。后徐某退缴赃款。

2021年5月15日，明光市公安局对徐某涉嫌盗窃罪立案侦查，次日对王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立案侦查，并对二人刑事拘留。5月21日，以徐某涉嫌盗窃罪，王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明光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明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徐某实施盗窃犯罪，数额较大，依法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逮捕可能实施新的犯罪，具有社会危险性；王某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四种情形，在第二款“人民法院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应综合上游犯罪的性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后果及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的规定没有明确、具体的标准的情况下，无法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明光市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5月28日决定批准逮捕徐某，以王某不构成犯罪作出不批捕决定，并向公安机关送达不批捕理由说明书。王某当日被释放。

2021年5月31日，明光市公安局提出复议，认为王某明知徐某向其出售的脚手架扣件来路不明，仍29次予以收购，符合《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属于情节严重”的规定。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机关以不符合入罪标准作出不构成犯罪不批捕不当，应当批准逮捕。明光市人民检察院另行指派检察官审查。检察官经审查，并经检察长批准，于6月7日以同样理由决定维持原不批捕决定。

2021年6月8日，明光市公安局向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部门负责人审查。检察官调阅全案卷宗，听取公安机关与明光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经审查认为，王某的行为虽然不符合《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四种情形，但应当根据第二款的规定综合考量是否构成犯罪。作为上游盗窃犯罪的徐某，盗窃价值32400元的财物，犯罪事实已查明并被批准逮捕，下游的王某长期从事废品收购，以低价收购，且很多扣件都是整包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犯罪所得，为获取非法利益连续多次低价收购，数额也远超修改前《解释》规定的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数额标准，已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考虑到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愿意退赃，在综合评判其社会危险性后，经检察长批准，于6月18日作出无社会危险性不批捕的复核决定，并当面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

2021年6月24日，明光市公安局以徐某涉嫌盗窃罪，王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明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明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王某已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认定不能单纯从形式上判断，王某基于掩饰、隐瞒的概括故意，在较短时间内对同一被害单位的同一类被盗物品多次收购，不宜机械地认定为“情节严重”。7月23日，明光市人民检察院以徐某涉嫌盗窃罪，王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

2021年8月19日，明光市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八千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八千元。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