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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片红”到“大返城”

2019年08月15日
来源:本站作者:黄建华 林云普编辑:林云普点击数: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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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年前,上海市对因文革而滞留学校的1968(初、高中)、1969两届中学生(除了少数病残者),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全部被安排“上山下乡”,当时被称为“一片红”。关于“一片红”的说法,我们在《上海劳动志》第一编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节宣传动员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文化大革命”中,19661967两届中学毕业生都推迟到1968年分配,统一实行“四个面向”的办法。这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4.5万人,经动员上山下乡的22万余人。19681969年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除了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称为“一片红”。动员工作中,学校、街道里弄等组织和报刊、电台等舆论宣传工具广泛宣传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还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在社会上形成了上山下乡的强烈气氛。

在《上海青年志》第三篇青年运动专记二中,对“一片红”的记载:

1968122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几十万上海人连夜上街游行,热烈欢呼“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上山下乡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驻各学校的工宣队也立即行动起来,趁热打铁,为做好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宣传和组织准备。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通过上山下乡安排3年来积压下来的数十万大、中学校的毕业生。决定6869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即6667两届)余留下来的符合分配条件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共50.7万人),即实行“一片红”政策。

在《虹口区志》第二十六编劳动·人事第一章劳动就业第三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查到的记载:

……196812,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起,19681969两届中学毕()业生及1967年前历届毕业生全部动员去外地上山下乡……

而关于当年1969届学生“集体插队”的起因和由来,我们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官网上的虹口区志第二十九编教育第三章中学教育第一节沿革中看到了寥寥数笔的记录:

 ……19661969年,高初中毕业生被动员进工矿或上山下乡,其中1968年、1969年毕业生全部被动员上山下乡。广灵、武进两校1969年毕业生作为“干部带队,集体插队”的试点去黑龙江插队落户。

虹口区志教育编中把69届学生表述为毕业生,用词是很不严谨不真实的。实际上所谓69届学生在校两年多时间,上课没有安静的教室,学习没有相应的课本,更没有测验、考试之类的考评程序,更主要的是学校没有向学生们颁发“毕业证书”,何来“毕业”之说?
   
为了弄清楚我们当年集体插队试点的背景,前些年我们曾到上海图书馆查找196910~12月份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四十年多过去,报纸的纸张已经发黄变脆,在翻动报纸的过程中,不断会有纸屑掉下来,我们轻轻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翻动这些记录着一个时代面孔的报纸。一张张一篇篇地看着有关上山下乡的报道。企图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报纸上没有关于集体插队试点的内容和信息。仅在19691031日的《文汇报》第二版上,查到了一篇署名为上海广灵中学赴黑龙江爱辉县插队落户联合兵团的,题为《做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好后代》的文章。文章作者代表全体报名下乡的同学表态:一定要向金训华烈士那样,做工人阶级的好儿子,做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把自己培养成反帝反修的坚强战士。
    虹口区被区政府定为集体插队试点的有两所学校,广灵中学和武进中学。这个试点的方针叫一个方向,一种形式,一个班级,一个集体
   一个方向是相对于文革中“毕业”的大、中学学生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基层)分配政策而言的,即面向农村一种形式就是插队落户当挣工分的农民,而不是当拿工资的兵团战士或农场、林场职工。后两个就是一个班级下乡插队落户在一个生产队。
 
  为了这个试点,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从全市26所大专院校,部分市属局委办,动员了一批教职员工和机关干部,迁移户口带薪随知青插队落户黑龙江,每个青年点至少安排一名干部,称带队干部。也许是有带队干部的缘故,许多家长在无奈中有了一丝安慰,恋恋不舍地将自己尚未成年的孩子交了出去。事实上,有干部带队在插队落户的前几年,非常有积极作用,知青的生活、思想有人照顾关怀。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带队干部本身也有婚姻、家庭、孩子等诸方面的原因,渐渐心生不安。尤其,后来干部们落实政策,纷纷回归南方。对留下的知青不能不说是一种打击,这是后话。

广灵中学69届共有8个班级393名学生。有317名同学报名赴黑龙江集体插队。其他有的跟随兄长去了云南、江西、安徽、内蒙、吉林、黑龙江等地插队落户,有的投奔乡下亲属,有的寻找其他门路。总之,绝大多数的同学都离开上海去他乡谋生,只有极少数因病因残的同学留在了上海。
   
317名集体插队的同学中,有290人于19691116日乘坐从上海到北安的专列奔赴黑龙江,有27人于19704月分批从上海出发北上爱辉。

到爱辉县插队落户的317名同学基本以班级为单位被安排到各个生产大队。有7个班级的同学分别被安排在爱辉公社的各生产队。其中,一班的45名同学分配到松树沟大队;三班的39名同学,有26人分配在城关二队,有13人分配在城关五队;四班的36名同学,有23人分配在城关三队,有13人分配在城关五队;五班的41位同学比较分散,有18人分配在外二道沟,有17人分配在外四道沟,有3人去了北三家子,有2人去了松树沟,有1人去了前拉腰子;六班的35位同学,有28人分配在后拉腰子,有4人去了前拉腰子,3人去了北三家子;七班的33名同学有33人同学分配在前拉腰子,有1人去了其它生产队;八班的37名同学被分配到了西三家子。而二班的38位同学则被单独分配到了当时比较偏远贫困的鄂伦春族聚居地爱辉县新生公社新生大队。后期出发的同学中有13人自行组合选择了爱辉县的幸福公社长发屯插队落户。

 

几年以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插队落户政策的松动和改变,企业招工和大专院校招生的恢复,在1969~1979年的十年中,靠挣工分养活自己的317个集体插队的同学,除了六班的女同学金建平,因在下乡期间罹患出血热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不幸去世外。其他同学均以各种方式纷纷离开了爱辉的下乡地。

2008年始,在我校原1969届八个班的班干部的通力协助下,我们对广灵中学1969届集体插队的同学,离开爱辉的途径和后来接受教育的状况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统计。
       1.历年离开统计图表

      2.以不同方式离开统计图表

      从上述的统计数据可以十分清晰看到,从上海下乡到爱辉县的317人,最后通过各种途径离开的是316人。316人中,通过大返城途径回城的88人占27.8%,有四分之一强。投亲靠友转点的69人占21.8%。两项相加为157人。由此可见,校友们有将近一半的人数(49.7%)是通过1978年的大返城和投亲靠友转移下乡地离开了爱辉,这是回城的主渠道。

 

316人中,按照病退、独生子女政策和顶替政策返城的有69人,占21.8%。在农村被选送上学、招工、参军的人数是63人,约占19.9%。仅有1人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通过高考在1978年离开爱辉上大学,仅占0.03%。她即是前拉腰屯的7班同学陈璧佩。还有26人因失去联系或其他原因,回城途径不详。

 

通过招工、招生、征兵、政策返城等方式回城的途径相对简单,而投亲转点的情况却各不相同。有的投亲靠友到父母原籍所在地农村或城镇落脚谋生,有的是通过婚嫁到靠近上海的江浙农村。投亲转点离开集体户的知青到了新的落脚点,和集体户时住有集体宿舍,吃有知青食堂完全不同,他们过起了纯粹的农民生活,除了早出晚归的农耕劳动,还要自己动手解决一日三餐。

 

在下乡时或回城后,重新回到课堂接受大、中专以上教育获得专业学历的共有75人,占总人数的23.7%。其中,有46人是回城后以自学等方式通过成人教育考试获得了专业学历,占专业学历人员的61.3%。还有不少同学在工作之余拿起课本,努力补习文化,重新获得了初、高中文凭。

 

这部分重新读书并获得学历证书的同学,工作生活一般都不错,哪怕是在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中遭遇下岗的同学,也因为有文凭和职称,使再就业有了敲门砖

 

离开爱辉回城的316人中,目前居住在上海的约242人,占76.6%。其中,1980年以后才将户口迁回上海的有30人,占回沪人员的12.4%。在外地和国外居住的有36人,占11.4%

 

截止2017年初,回城的316人中,已经去世的有17人,占5.4%。还有21人因为失去联系或其他原因,居住地不详,占6.6%

 

总之,当年集体插队爱辉的317位同学,316人都离开农村回了城,除了在十九岁花季便因病过世的金建平。316个人有316个回城的故事。生活在上海的也好,生活在他乡的也罢,只是当大家回首往事的时候,往往思绪万千不知从何说起……

 

有人说,人生的轨迹好比一个圆,从起点出发回到起点。

 

我们曾经意气风发地从一个起点出发,奔向理想中的新生活,而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两手空空满面尘土疲惫不堪地回到当初这个起点的时候,发现那已经不是我们走出去时的起点。一切须从头再来!

 

十六七岁,身不由己被推到上山下乡运动的风头浪尖,抛洒了十年青春后,从浪尖跌落回到家乡,又身不由己地投入改革浪潮。在历史的浪潮中,有的人自强不息努力奋斗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有的人则在浪潮中随波逐流。也许,是命运注定我们这一辈人是要不断跋涉的。

 

相对于全国一千七百多万知青,我们的调查也许并不具代表性,但基于“集体插队落户”的特殊性,我们的“回家”调查也许可以是某种程度上的插队落户知青返城的一个缩影。

 

据称,当年上海市对69届采取“干部带队,集体插队”形式进行毕业分配试点的学校有20所,分布在上海的10个区县。如果,我们的这次调查能对当时同等情况的,上山下乡上海知青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小样本,那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尽管,我们的本意是对自己学校的这届同学上山下乡经历有一个“怎么出去,怎么回来”的历史交代。

 

 

 

鸣谢广灵中学19698个班级的配合实施这项情况调查的热心同学。他们是:

 

原插队在爱辉公社松树沟大队的一班的付建明,费铭彪同学;

 

原插队在新生公社新生大队的二班的管前真同学;

 

原插队在爱辉公社城关大队的三班的朱川龙同学;

 

原插队在爱辉公社城关大队的四班的龚秀芬,郁薇同学;

 

原插队在爱辉公社前拉腰子生产队的五班的丁是玲同学;

 

原插队在爱辉公社后拉腰子生产队的六班的顾学静同学;

 

原插队在爱辉公社前拉腰子生产队的七班的胡小芸同学;

 

原插队在爱辉公社西三家子生产队的八班的徐雯仙,陈友群同学。

 

因为有你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我们完成了对我校69317位集体插队的同学的下乡、返城情况的记录。

 

真诚地感谢你们!

 

 

于201711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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