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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用人生书写的知青上山下乡史著

2021年12月18日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作者:孙成民编辑:楼曙光点击数: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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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四川省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孙成民知青上山下乡系列研究丛书”业已出齐结题。为庆贺知青上山下乡史料宝库中这一传世之作问世,现刊发孙成民研究员《用人生书写的知青上山下乡史著》一文,以飨读者。


  恰逢“七十古来稀”的年辰,我著的这部9本300余万字“知青上山下乡系列研究丛书”,也已全部编撰印出。在半个多世纪的耕耘中铸就的这部史著,总算尘埃落地了,也使我感慨万千。
 

  一、从“丛书”的基本构成说起

  说撰写这部知青研究丛书花费了我已度过的大半人生,是有依据的。从时间跨度来看,自最初撰写知青日记的时间算起,到今落笔写下最后一篇知青研究文章,已整整52个年头了;从撰写历程来看,既有下乡插队期间亲见亲闻、亲历亲为所实录的一步步脚印,又有后来几乎不间断地搜集、整理和研究知青历史所留下的一个个足迹。毫无疑问,半个多世纪的知青心路历程跃然书中。

  这套丛书由《四川知青史》(三卷本)、《四川知青要事纪录》、《四川知青简史》、《我的知青日记》(上下卷)、《论知青上山下乡》(上下卷)共5部9本构成。从书名可以看出,其研究的地域重点是历史上的“四川”(包括现今四川与重庆所辖全部范围),研究的范围涵盖全国,既有对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全过程的记叙,又有对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发起动因、政策演变的研究,还有对自身在农村插队落户9年多期间情况的实录。立足四川,折射全国,从省域知青上山下乡研究入手,梳理在中国大地持续开展大致27年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来龙去脉,则是这套丛书的基本出发点。


  “系列研究”是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这里的“系列”,包括“系统、全面”之意。“知青上山下乡”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用系统思维来构筑丛书的基本体系,来策划各书的内部结构,犹为必要。在丛书的内在联系中,《四川知青史》(三卷本)无疑是其主骨架,构建出丛书体系的基本架构;《四川知青要事纪录》《四川知青简史》《我的知青日记》(上下卷)无疑是其重要枝丫,依附主干并使其枝繁叶茂;《论知青上山下乡》(上下卷)无疑构成其基石,成为主干及其枝丫赖以生长的丰厚“土壤”。这样的结构布局,骨肉相连、枝干结合、上下融合,各有侧重又不离主旨,总体谋划与撰写思路较为明晰。


  在各书的内部结构中,自成体系是其基本架构。以《四川知青史》(三卷本)为例,为客观展现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轨迹,将其全部历史划分为“文革”前、中、后三个阶段,并以此分立为三卷。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为系统梳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历程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较为宏大的叙事空间与较为足够的记述时间;也由于各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之间既紧密相联又有重要区别,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在记述各阶段共有的知青动员、安置、教育、管理、保护等基本工作运行中,既注重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与情况,又注重后一阶段与前一阶段这项工作的延续与发展,以呈现出这些共有工作较为明显的层次感与系统性。


  又以《论知青上山下乡》为例,全书按“综合”“感悟”“专题”“地域”“史志”“故土”“足迹”“书评”分篇,论及知青上山下乡的诸多方面,以展现对知青上山下乡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既有综合性、专题性的,也有地域性、阶段性的;既有必要的理论思考,又有一定的事例印证;既有对热点问题的释疑解惑,又有对历史虚无的正本清源,把宏观论述、中观分析、微观记叙结合起来,以构成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研究的系统理论成果。

  客观地展现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全貌,无疑应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以新中国的发展历史和实践活动为基点,以党和国家对知青问题的基本结论、基本文献为线索,在把握知青上山下乡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紧密联系中,呈现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特征与主流趋势,以有效存史、有助资政、有益育人,这是本丛书在谋划、撰写中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与基本立场。

 

  二、多重身份集于知青情结

  知青情结由来已久,且由多重角色及其情感叠加于一身,成为自己持之以恒地进行知青上山下乡资料搜集、史料梳理、史著撰写的不懈动力。

  插队9年多的经历奠定知青情结的基础。1969年12月,我从四川省开江县城下乡到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以后,在生产队样样农活都学,埋头苦干,出满勤,挑重担;搞农科试验,办农民夜校,受到社员好评。1973年4月入党后,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走村串户,靠着干部社员的艰苦奋斗,全大队粮食亩产连续跨“农纲”、超千斤,成为全县的先进大队。1976年9月,担任公社党委书记,仍坚持奋战在生产实践、农科试验、农田基建第一线。从18岁到27岁这段青葱岁月,经历过插队落户的艰苦磨炼,感受过农民群众的酸甜苦辣,体会过基层干部的摸爬滚打。可以说,这一段经历与下乡插队相连,奠定了自己一生知青情结的基础。


  知青工作经历使自己知青情结得以升华。1973年下半年以后,相继担任了县委、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以及省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省知青办副主任。在这期间,参加过数次县、地、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代表会,参与过各级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制定,以及若干知青上山下乡的专题调研等。与此同时,直接组织并推动了所在公社知青由分散插队向集体安置的转变。这些工作实践,为自己全面了解县、地、省知青工作情况,系统接触各级知青工作机构的运行状况提供了方便,也使自己建立在知青经历基础上的知青情结得以升华。


  从事社科研究使自己更加升华知青情结。参加四川省首次公开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的程序后,1996年2月我到省社科院担任副院长。凭着在农村“大学”的自学与砺炼,藉着在工作实践中的深造与提高,跨进省级社科研究的殿堂,这应是自己后来能够华丽转身成为一名知青问题研究学者的关键一搏。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到分享科研成果获奖的喜悦,从评上研究员职称到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一步步使我对崇高的事业更加尊崇,心底的知青情结更加升华,也使我不断增长着立志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底气与“甘座冷板凳”的信念。


  刻骨铭心的知青经历,我感到有义务去搜集知青上山下乡史料;难以忘怀的知青工作经历,我认为有责任去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执着进取的社科研究工作,我觉得有使命去撰写知青上山下乡史著。义务、责任、使命,推动我不懈追求、探求新知、不甘寂寞、撰写信史。


  三、锲而不舍搜集知青史料

  搜集知青史料,是编撰“知青上山下乡系列研究丛书”的前提与基础。这里的史料“搜集”,主要是指对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到省社科院工作后,在繁忙的管理和研究之余,自己没有放松对四川及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史料的广泛搜集,做到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特别是从2003年以来,无论是节假日,还是集中休假期间,都充分利用。在酷暑,穿着背心、短裤的我,汗流浃背地独自遨游在院图书馆的资料搜集中;在寒冬,穿上棉衣、戴着手套的我,挤上公交车到省档案馆去查寻浩瀚的知青史料;在假日,披上风衣、撑起雨伞的我,时常顶风冒雨奔走在乡村院坝和田间小道,去重温昔日的情感与追寻当年的足迹。


  当年《四川日报》《重庆日报》《成都日报》等报刊中,凡涉及知青上山下乡内容的文章、报道、社论等,我都一一翻阅过,并拍照保存下来;凡能找到的各级地方志中记载的知青上山下乡文字资料,都作好翻拍与摘录;凡有公开出版的有关上山下乡的书籍,或地摊上出售的知青资料,都尽力寻找与收集。这样,我手头上留存的各类知青上山下乡史料逐步增多,至今已有数千万文字、数万条内容、数千张图片和数十个音像资料。如果短暂的时间可以串连成整的话,那么,在知青史料搜集期间,自己仅在各地图书馆查阅知青上山下乡报刊、书籍等的时间,应不少于两年;在各地档案馆“上班”查阅历史档案资料的时间,也应有1年左右。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自己对知青上山下乡整个历史进程及其重大事件、重要节点较为熟知,因此在寻找、查阅知青上山下乡各类史料中,从一开始就较为容易寻到重点、找到关键、录到要点,其史料的实用性较高、有效性较多。

  搜集史料的目的在于长期保存、方便应用,这也是自己整理史料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省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就较普遍地使用计算机搞科研了,这样的科研氛围推动着自己下决心去学习计算机知识。从1998年初开始,我就去上电脑课,并选择难度较大的“五笔字”学习输入。这样,自己逐步丢掉手写方式,改用电脑作记录、搜资料、搞课题,至今已先后用过6个台式或手提电脑,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可以说是“延长了科研生命”。

  此后,在资料搜集时,自己对文字资料尽量通过拍照方式将其全部保存下来,对口述资料尽力通过音像方式将其储存起来。在资料整理时,全部通过电脑进行编辑,从分类到分档,从分时到编目,一栏一栏地存档,一页一页地编排,一段一段地录入。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图片的,都将其电子化储存,为下一步系统梳理、研究浩如烟海的知青上山下乡史料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四、知青经历中沉淀出史料

  个人知青经历本是知青史料搜集的范围,但真正经历史沉淀并能被知青研究所认识、所利用的资料,以及能为再现这一历史过程留下较有价值的一枝半叶,则并不甚多。由于自己有着一段较为独特的知青经历与知青工作经历,因此,作为知青研究学者的我来说,很自然地会对搜集、整理自身知青史料有着特别的偏好。

  从下乡插队第一天起,一直到返城时为止的3000多天时间里,自己几乎每天都写有日记,记录下了当时劳动、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至今都完整地保存着30多个印有不同封面的日记本。这些日记,没有修饰、原汁原味,是当时一个插队知青的心灵写照,是一个知青成长起来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实录,也是一个知青工作者在知青管理机构的原始记录。


  这些日记与笔记,曾在当时多次受到省、地、县的重视与鼓励,并与在这期间写有的发言材料、署名文章等一起,成为这一时段自己在农村锻炼的实践体会,也是这个时段历史背景的真实印记。我爱人留存的这方面史料也较多,她1969年5月由重庆市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袁市公社插队落户9年,作为知青代表还出席过全国四届人大会议。这些都是我搜集知青上山下乡史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


  搜集知青史料绝大部分是在“后知青”时代进行的,其中不少时间都是与我爱人一道去的。我们多次到曾落户的第二故乡,拜访乡亲,共忆知青岁月;到曾工作过的地方,租房数月,早出晚归,查寻知青史料。还同乘知青专列,搞问卷调查,参加知青研讨,拜望知青标兵;同到黑河、昔阳、郏县、博鳌等地,观知青博物馆,登论坛演讲,广交知青朋友,吸取研讨精华等。


  在这期间,我不仅搜集、整理了众多知青个体或集体的文字资料,而且对大量分散、零星的史实资料、历史线索等进行了鉴别与归类,对其共性的东西进行了必要的抽象与提练。可以说,这些融入自身思维的理论思考,以及逐步形成的带有个人风格的知青研究话语表述方式,是本丛书的一大特点。


  五、把握主线梳理发展轨迹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基本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时间,全国有1600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边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实施的将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新农村、屯垦戍边融为一体的战略部署,是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的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正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这期间,党和国家动员组织开展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尽管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其发展进程的主流趋向与本质特征,“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各有侧重的统一整体。“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指知青上山下乡起始、发展与结束,是党和国家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为解决当时和长远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决策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它回答为什么开展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阐明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始动因与发展方向。“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指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在这一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受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的制约与影响,又是展现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的一个重要侧面,它回答如何认识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阐明知青上山下乡的主流趋向与本质属性。依托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把握主题、主线中去梳理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轨迹,去认识知青上山下乡的主流与本质,是本丛书研究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思想方法。


  在把握知青上山下乡主流趋向与本质特征的同时,还不能忽略其非主流和非本质的诸多问题。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部分知青生活困难、住房条件较差、管理问题甚多等问题,在不少地方都一度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地反映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之中,又在不同时期受到各级党政的重视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这是必需正视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如实地反映和展示知青上山下乡的本来面貌,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知青问题研究学者应有的精神品格。


  从到农村插队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实现了由一名下乡知青到知青工作者再到知青研究学者的转变,而完成“知青上山下乡系列研究丛书”则是自己几十年来不懈追求目标的一个重要成果。现在,这项四川省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终于完成结题,能为国家和社会存史、资政、育人而贡献绵薄之力,能为后人、学者、爱好者深入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提供一些可供学习、参考、借鉴的线索和史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本文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

  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于2011年12月批准建立,是全国第一家省级社科专业研究机构的内设科研部门,至今已10周年整。该中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研究知青历史、拓展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为主旨,立足四川,面向全国,在搜集、整理、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史料方面取得一批丰硕成果,为存史留真、资政育人、释惑解疑、固本守正作出了积极努力,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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