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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离队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全文)

2019年08月13日
来源:本站作者:爱辉上海知青史料文集小组 数据统筹 林云普 调查策划 黄建华 执笔 韩自力编辑:林云普点击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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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离队历史与当时社会背景

 

——爱辉上海知青插队十年中人员变化的数据分析

 

爱辉上海知青史料文集小组

 

数据统筹 林云普  调查策划 黄建华  执笔 韩自力

 

 

 

2019724日至29日,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组织500多名老知青重访第二故乡,与以往四次大规模组织重访不同的是,此次带去了多个文化活动。大部分人都被一部连演四场的多媒体情景诗剧《那份不了情》所吸引,但也有人关注着一场学术研讨会,即727日上午在黑河学院召开的第四届“历史与现实”知青学术研讨会。

同样,与以往不同,这届知青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上海知青在爱辉”。

研讨会上,由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会长韩自力公布并分析了上海知青在爱辉插队10年的人员数据变化;由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秘书长黄建华报告了广灵中学全部69届初中生300余名集体在爱辉插队的来龙去脉;由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副会长张刚介绍爱辉外三道沟正在编辑中的新书构思;爱辉知青联谊会还向中共黑河市委史志办、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以及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赠送了20195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新出的文集——爱辉上海知青离开农村的故事《那人那情那命运》。

这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上海知青在爱辉插队10年中人员数据变化分析”,韩自力代表爱辉上海知青史料文集小组对此先作了如下说明:

1、这组调查数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关于爱辉上海知青在插队10年中先后离开生产队的人数和原因。所谓“离队”并不是指回到上海,而是指户口从插队的生产队迁移离开为止,至于这些知青离开之后的经历,本数据不再进行追溯。

2、由于来爱辉县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都在1969年和1970年,是上海在文革中搞“一片红”的产物,所以,客观上这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只是“一片红”上山下乡的后果,不涉及到对50年代就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

3、当年爱辉县有上海知青的知青点(加上农场和林场)共有103个,这次受调知青点为82个,占知青点总数79.6%;已知当年在爱辉县下乡知青5011人,这次受调知青为4218人,占已知知青总数84.2%;受调知青中配合接受调查的3787人,占受调知青总数89.8%

4、这次数据调查统计方式:由爱辉上海知青联谊会统一设计表格,召开原公社分会人员进行指导,由原公社分会落实到各知青点联络员,然后由联络员一个个找老知青登记填表,再逐层回收统计表格。尽管前后历时1年之久,有的反复退回重填,但不免有百密一疏之处。

5、在这次数据调查中,把爱辉上海知青十年的“离队”史,按年份分为四个阶段。但历史往往并不是按年来划分的,有时是按月甚至是按日来划分的,因此这仅是一个粗线条的数据调查。

6、对这些调查数据分析后,将插队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的重要依据有两个:一是对数据本身的变化轨迹进行比照,二是将这些数据变化与当时政策和新闻报道进行比照。由于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数据分析也许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请各位知青研究专家给予包涵和指正。

 

第一阶段:两扇大门

两扇大门,指的是前门和后门,即当年知青议论最多的“一片红”与“走后门”。
 

一、极端的“一片红”

毛 主席19681222日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高指示仅三天后,在19681225日,上海市革委会决定,本市所有尚未分配的中学毕业生采取“一片红”政策,19681969届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尚未分配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共计50.7万人,全部动员上山下乡。

这在中国三座直辖市里是唯一的,其它各地省会城市也没有听说过有此举动。上海,把下山下乡运动推向极端,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有它特殊原因和必然条件的。

  8个月后的1969818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市红代会召开的有1万多人会议上,张 春桥发表讲话,指出:文革前17年上海上山下乡人数为14万。19687月至19697月,上海已有40万人上山下乡。

当然,这还不包括19698月至197011月后,仍要在“一片红”政策下上山下乡的另一半:69届初中毕业生。

到了69届中学生毕业时,动员得更彻底,1970317日下午,在市革委会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上海1969届中学毕业生、家长、里弄干部等近40万人举行游行,推动1970年上山下乡群众运动的开展。

其中登峰造极的,是来自广灵中学的31869届初中学生,整个学校一锅端,这届学生总数的87.1%全部来到爱辉一个县插队。此事在1970226日作为新闻刊登在《文汇报》,同版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让革命来挑选我们》,提出:上海不留,农场不争,做坚定的插队落户派。

  19681225日上海决定搞“一片红”到1970117日上海重新提出“四个面向”,这将近两年时间内,上海有50.7万多学生被“一片红”,分布在边疆的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吉林等省份和贵州、江西、安徽等贫困省份,曾接受过知青的上海市郊农场包括上海市属的江、浙、皖农场也没有接收“一片红”政策下的68届、69届知青。

有一点可以肯定,来爱辉插队的5221名上海知青,以6869两届为主,都是被“一片红”过来的。

  “一片红”所造成的问题,在几个月后便浮现了出来。

从以上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1972年前在爱辉下乡的上海知青中有33人因病退回上海,这都是些下乡前就有严重疾病的知青。

上海乡办在1969616日发文《关于严重疾病不能参加劳动已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退回上海的处理意见》指出:

1、凡身体残缺和有精神病、羊癫疯、严重心脏病、严重关节炎等慢性疾病,

以及患开放性传染病(如肺结核、肝炎),在短期内不能治愈,可同意退回上海。

2、下列情况,与安置地协商,不退回上海,在当地予以治疗和作适当安排。

㈠、过去身体健康,去外地农村后生病因工伤残的;㈡、虽有各种疾病,而在短期内能治愈的。

3、各地退回青年,事先需县以上医院检查证明,并经两地组织协商解决。凡插队落户者,应有当地专区一级,国营农场的,应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属农场由专区一级),军垦农场经师一级,同我市有关区直接联系协商,求得统一意见后再退回上海,并有各区报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备案。上述经同意退回的知识青年,均应准予报进户口。由其家长负责治疗,恢复健康后,再做适当安置。

  此文对哪些病可以退回上海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为防止到农村后有病的知青也趁机回上海,1969121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黑龙江五省市下乡上山办公室负责人在上海开会,提到:知青去农村后得病的一般不予退回。

“一片红”除了造成严重疾病的学生也被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农村,也造成部分不愿下乡知青的思想后遗症,给爱辉当地造成了一些麻烦。1970925日,爱辉县西岗子公社致函上海市革委会,反映少数上海知青擅自回沪,希望有关部门做好相应的协助工作。

  “一片红”的结束是在1970年秋天。当年117日,上海对1970届中学毕业生恢复“四个面向”进行分配,实行以兄姐去向为依据的“按档分配、对号入座”的办法。

  这一政策的改变,使已经在“一片红”时下乡的知青开始发生疑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是真的吗?“一片红”是不是一种转移上海就业困难的权宜之机?……

  有知青开始打听:家里已有兄姐先去农村上山下乡的,或者兄弟姐妹一起来爱辉插队的,可否依照上海的新政策“按档分配”?甚至有跟69届一起来插队的70届学生直接回到上海,申请恢复身份参加新的“四个面向”分配。

  结果是无情的:所有已经将户口迁出上海的,一律不作新的安排。

“一片红”政策的结束以及“四个面向”的开始,在知青家长中引起很大震动。据1972829日上海市乡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反映:最近上访人数增加,尤其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全部下乡的家长来办申诉情况集中,平均每天多达100多人次。主要反映子女下乡后家庭发生父母患病、父母双亡等困难。同时社会上传言外地独生子女已调回。个别家长情绪不满,认为“同一个市革委会同一条路线,相隔一年就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要求“还我唯一的一个孩子!”

 

   二、悄悄打开的“后门”

不满意的当然不仅是这些上访的家长,还有其他人。毛 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中,有一句“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但很少有人对这句话进行深入分析。其实毛 主席强调“干部”,是与他当时的想法一脉相承的。

不过,“一片红”的被突破,也还是来自于毛 主席。1970年年末到1971年年初,不少已经下乡的军队干部子女在信中传递着一个消息:军委总参谋长黄 永胜就关于“军队干部子女参军”问题向主席打了报告:得到毛 主席8个字批示:子承父业,理所当然。

于是,1971年春天,一批现役军队干部已经上山下乡的子女,通过内部征兵离开了农村。至1972年,爱辉有31名上海知青当兵,其中有多少是内部征兵的不详,但此后在爱辉上海知青中,没有军队干部的子女了。

几年后,毛 主席有一段话:“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于是从此无人再提起此事。

虾有虾路,蟹有蟹路,从有关资料中,可以看到此后“投亲靠友”成了风气

197161日,上海市乡办致函江西省生产建设兵团军务处,就该处寄来同意收受兵团干部亲属子女(共4名)去兵团参加劳动的函作出答复:2名转至所在区进行处理,还有2名系1971届、1972届学生,不属于动员对象,不宜办理安排手续。

1971831日,福建省三明地区“四个面向”办公室致函黑龙江逊克县革委会,商调原上海国棉二十六厂在逊克县插队的子女。

1972年年底,爱辉县上海知青共有111名知青投亲靠友,转向南方,成为“离队”的最多人群,占受调总人数的2.64%

 

三、招工招生

在政策改变和打开后门的同时,大部分“一片红”下乡的知青虽然回沪无望,却在当地看到了另一些“离队”的可能:

19712月,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经过劳动锻炼2年以上的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至1972年年底,爱辉上海知青在当地被招工77名。

1971年在几所重要大学试点后,从1972年起各大中专院校开始首批工农兵学员招生,至1972年年底,爱辉上海知青被推荐工农兵学员46名。

 

四、死亡人数

在爱辉的上海知青中,十年插队时因病因伤而死亡的,据不完全统计,有25人,主要集中在前6年,19693月至1972年年底前2年多有13人死亡;1973年至19753年中有11人死亡;197619794年中仅1人死亡。

其中因病死亡16人,工伤事故死亡6人,溺水死亡3人。

 

这一阶段对知青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71913日的林 彪坠机,事后批判林 立果秘书于 新野1971年撰写的武装政变总纲领《“571工程”纪要》中,有关知青的一句话是“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当时知青并不关注这句话,而是对“林 彪事件”感到十分愕然,开始从追随口号的集体狂热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最实际的个人生存问题了。

  无论何种原因,从19693月起到1972年年底,在爱辉县的上海知青中,共有312名“离队”,占受调总人数的7.41%

 

第二阶段:两封来信

 

两封来信,一是指19721220日李庆霖写给毛 主席反映上山下乡情况的信,二是1975102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12名全国知名知青写给毛主席、中共中央的信。

在这两封信相隔两年十个月的时间内,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什么事?爱辉上海知青离队人数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一、李庆霖的信

尽管政策上允许在知青中招工招生了,但对“一片红”下乡知青来说,显然“僧多粥少”,知青通过投亲靠友离开生产队之风的愈演愈烈。1972年年底,南方知青中不少有海外华侨有亲戚关系的,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去香港、东南国家投亲靠友。为此,1973129日,国务院批转上海市革委会呈送的《关于上海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情况的报告》。要求对于插队落户满2年以上的归侨知青,各地可参照上海的做法,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适当照顾,妥善安排。

与此同时,上海知青中有不少祖籍在江浙等南方省区还有亲戚关系的,则开始向南方农村转点,毕竟那里有亲戚的照顾,在招工招生征兵上总比知青人口密集的边疆要宽松一些。

在爱辉下乡的上海知青中,从1973年至1975年,通过投亲靠友向南方转点的知青也迅速增长为344人,占受调总人数的8.2%,与上一阶段相比,增长率为313%,依然是知青“离队”的最大人群。

  当时还属于黑河地区的呼玛县有一插队上海知青,在1973621日向上海市乡办写信,反映其插队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当地插队的210多名上海青年,除20多人调到县办农场,10多个抽到工厂、当兵、读书等,剩下170多名青年。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40多名青年自找门路,迁移户口,凡是有后门的都尽量想法走。现户口在大队的130名左右青年,约有20名在上海,大部分是生病疗养,也有逍遥自在。

这一阶段,是知青运动从激情高涨转而跌入低潮的时期。

19721220日,李庆霖在写给毛 主席反映上山下乡情况的信中说:在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我插队的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一些日子要靠回家里吃黑市粮过日子。我的孩子在山区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粮食不够吃,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吃油吃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信中还反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

1973425日,毛 主席复信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老师李庆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封信,促使各地开始放松知青回城的条件,在原来严格的病退条件之外,新提出了可以困退的条件。

1973713日,上海市乡办致函江西、黑龙江等乡办:如子女全部下乡,父母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家庭经济困难;或父母双亡,弟妹幼小,而上海又无真系亲属照顾,经里弄群众讨论,组织批准,可照顾回沪。少数家庭有特殊困难的下乡青年,市乡办将事先通过组织之间联系,由区统一发公函至省有关县(团)征求意见。如同意,可协助办理转回上海的手续。

考虑到新的困退政策对知青可能会引起的震荡,所以强调:上述办法为有关部门内部掌握。

从这阶段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到:爱辉县上海知青从1973年到1975年因严重疾病、家庭特殊困难、独生子女而返回上海的172人,占受调总人数的4.1%。同1969年至1972年相比,年均增长率594.5%

与此同时,在知青中的招工与招生名额也大幅度上升,其中:

招工179人,占受调总人数4.25%,同上一阶段相比,年均增长率209.6%

招生306人,占受调总人数7.27%,同上一阶段相比,年均增长率787%。招生成为本阶段增长最快的,招生的绝对人数在本阶段也仅次于投亲靠友转点的人数(344人)。     

本阶段在爱辉的上海知青“离队”是一个小高潮,共1066人,占受调知青人数的25.33%,四分之一强。年均350多人,与第一阶段相比,离队人数年均增长率为355.1%

“一片红”的结束和知青回城政策的松动,甚至打破了上海原来商业部门的供应计划,以至于市鞋帽服饰公司革委会在19731028日向市商业一局呈送《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棉服装库存处理的请示报告》,指出:由于每年赴高寒地区知青实际出发人数少于计划数,多余棉服装库存增加。其中库存男棉套装19920套,女棉套装15066套,军大衣26449套。

 

二、12位知青名人的信

197510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邢燕子等12名全国知名知青面对知青运动出现的这种趋势,写了一封给毛 主席、中共中央的信,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19751025日,复出的邓 小平就陈 永贵转来的这封信作出批示:“介绍这封信,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公布,以鼓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将信转呈毛 泽东。经毛 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在1028日刊登此信。

知青上山下乡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变化,一些地方的知青骨干开始纷纷表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1975年年底,爱辉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就散发过某公社十名知青写的“铁心务农干革命,扎根边疆志不移”倡议书。他们想用自己“扎根农村”的表态,来挽回军心动摇的上山下乡运动,但大多数知青已经不再有响应这种倡议书的热情了。
 

很多知青陷入极大的矛盾。不表态“扎根”吧,组织上会另眼相看,即使有上学招工的名额还会让你去吗?表态“扎根”吧,有违心愿,如果组织上把你的表态当真,不再给你走的机会那怎么办?所谓的“扎根”表态,甚至成了“离队”的必要前提条件。

知青上山下乡“一片红做法,在理论上已经不能自圆、操作上也矛盾重重。好多知青对继续留在农村发出疑问:军队干部子女被照顾走了,华侨子弟被照顾走了,病的、家庭困难的、独生子女的被照顾走了,有关系的转点了,在农村表现“好”的被招工、推荐上大学了,最后留下的算是什么呢?是家庭背景无特殊情况者?是没有“再教育”好的落后者?还是所谓的“大有作为”者?

原来在爱辉还有270多名户口迁来的“上海插队干部”,在1974年夏,也全部调回了上海。新来的叫“上海知青慰问团”,户口不迁,两年一轮。各级组织包括“知青慰问团”,对知青中呈现出的失落情绪都很清楚,但也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对知青的这些疑问无法解答。

 

第三阶段:两种声音

 

两种声音,指的是“坚持上山下乡运动”和“一律下乡的做法已经突破”。

在知青问题上来自上层的不同声音,实则上是对当时“两个凡是”较早的否定。

1976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政治大事件,知青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处在既在着手却又因重大事件和严重分歧不得不等待的阶段。

197510月底那封经邓 小平推荐、毛 主席批示的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离队知青人数开始趋缓,放慢了速度。在对爱辉上海知青19761977年两年离队人数调查中发现,相比上一阶段年均增长率355.1%,此阶段的年均增长率只有8.2%。(见下表)
 

一、第一种声音:坚持上山下乡运动

不过,其它城市的插队知青离队并不像上海这样放缓速度,比如北京,还放

宽了照顾回城的条件。1976129日,上海市乡办《情况反映》第12期刊登题为《北京市放宽照顾回城条件引起我市跨省下乡知识青年产生思想波动》的文章。该文反映:部分青年和知青家长到市、区乡办,要求按照北京市的办法调回上海。

上海市委、市革委会针对这个动态开展了新一轮攻势。1976220日,上海徐汇区召开“第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长代表会议”,要求到会代表批判“右倾翻案风,教育子女扎根农村”。

1976329日下午,上海市委、市革委会领导与数十万群众,欢送仅有80多名的青年赴黑龙江插队,文汇报第二天头版刊登《坚持上山下乡干革命 有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文。

一向重视调查研究的毛主席,却在1976212日阅吴 桂贤21日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197657日,国务院成立以陈 永贵为组长的知青领导小组,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

其中杨 富珍带领6名小组成员在黑龙江调查,曾来到爱辉公社爱辉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知青点。她告诉知青:这是当地政府安排的,看到你们这样的知青点,我很高兴,但我主要是来调查存在的问题的,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就不同你们多聊了。

这些调查组回京后先分组,梳理出招工、知青培养教育、纠正不正之风、知青生活、保护知青等五大问题,在集中汇报时,与会人员的认识和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一时难以统一,直到728日,唐山地震,会址受损,会议不得不迁到临时地震棚内继续开。终于在8月底将汇报材料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计划要在197611月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没想到十几天后,毛 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被无限期推迟了。

这给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留下了一个谜:如果毛 主席在看到调查组的这些汇报材料后,会提出什么样“给予解决”的方案?

  在这个谜面前,囿于“两个凡是”的华国锋,19761228日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青“离队”速度放缓了。在此阶段中,爱辉上海知青“离队”年增长率仅8.2%,远远低于上一阶段355.1%年均增长率:

一是招生明显减少,1976年被推荐上学的爱辉上海知青77人,比上一阶段年均102人少了25人,年均增长率为-24.5%

1977年恢复高考,这对于以68届、69届初中生为主的爱辉上海知青来说,并不有利,当年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只有19人,占受调人数的0.45%

二是参军人数减少,由于知青年龄基本上已超过22岁,过了服兵役年龄规定,这两年仅6人,年均增长率为-81.6%

三是投亲转点趋于平缓,该有的关系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在原籍或南方无亲友好投,只好等待就地招工。据统计,本阶段投亲转点共239人,年均增长率大幅减缓,才4.3%

本阶段增长率较高的一是当地招工,共招有167名爱辉上海知青,年均增长率为40%。其次是去上海小三线顶替父母,绝对数不高,才22人,但年均增长率却十分高。

 

二、第二种声音

在一片沉寂的等待中,19777月初,黑河地区在北安县城召开知青代表大会,这是该地区的最后一次知青大会。会间休息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关于邓小平又要复出的消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年龄,不再甘心在农村待一辈子的知青,对邓 小平复出充满了期待。大会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进行的,会议组织者不再谈论“扎根”、不再喊“坚持上山下乡运动”的口号,实实在在地表彰了一批为农村建设作出贡献的知青后,即宣布结束。

十多天后,19777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 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关于知青问题的不同声音,让各地基层知青办左右为难。19771010日,上海市乡办《情况反映》刊登文章《当前知青战线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反映:当前干部感到矛盾多,压力大,思想乱,心里急,有劲不知往哪里使。特别是在上山下乡战线上,究竟哪些是“四 人帮”的流毒,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应该破,哪些应该立?有的明确,有的不很明确,有的没有把握。

  问题最终放在了最高层领导面前。19771212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知青办在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会议历时32天,这是全国有关知青问题召开时间最长的会。会议争论较大,主要是四个问题:

一是怎样估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今后还搞不搞上山下乡?搞不搞插队?

二是知识青年揭批“四人帮”要抓住什么要害性的黑靶子,搞清知青战线的路线是非。

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下子,还是一辈子?有没有期限?为什么不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呢?

四是“扎根农村干革命”还提不提?跨地区安置知青还搞不搞?以及加强知青办工作办事机构等。

从几位领导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中,也可以察觉到不同的看法:

陈 永贵: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当初的知青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家不要泄气,要鼓劲,把知青工作抓下去。这个工作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安排的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李 先念:扎根农村有什么错。需要你进工厂、上大学,也可以嘛。

纪 登奎:一律下乡的做法已经突破。不要批“拔根复辟”。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两边都不靠的纪登奎,曾是要中央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错误所在的第一人,也是对知青下乡提出“突破”的第一人。

闭会前一天,华 国锋、叶 剑英、邓 小平、汪 东兴等领导接见了与会全体人员。

 

第四阶段:两个结果

 

两个结果,指的是“大返城”和“留守”农村。

1978年年初开始的“插队知青大返城”,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从一开始的“病退”,转而加上“顶替”、“家庭困难”,直至当年年底后对插队知青的无条件“调回”,都应该归于“大返城”这个大类。由于部分知青对此认同不一,在调查和统计时难免会按大返城回沪的原因而将其细分了。

此外,本阶段失联的428人,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在1978年春节前转点南方农村并旋即被当地招工,仅差两三个月,就错过了“大返城”回沪,他们不想再见到“大返城”回沪的知青,这部分知青人数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是虽然“大返城”回到了上海,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不愿再回忆插队经历,刻意回避了曾经的知青。

即使将这些人都算入“大返城”,“大返城”回沪的爱辉上海知青也不过1962人,占受调人数的46.6%。即:“大返城”回沪的知青肯定连一半都不到。

至于83名留守农村的爱辉上海知青,从另一角度透露出一个信息:插队期间,爱辉上海知青中起码有83名与当地青年在农村成婚了。当然,这不包括上海知青与上海知青的结婚和上海知青离队后与当地青年的结婚。

留守农村的83名上海知青在1979年上半年“大返城”之风过后不久,便全部按政策在当地被招工。其中也有让出招工名额给其配偶,自己仍生活在农村的。 

不管怎么说,以上所谓“大返城”和“留守”两种结果,都只能算作阶段性结果。因为历年来投亲转点、招工、上学等原因“离队”的爱辉上海知青中,大部分并没有在“大返城”风中回到上海。他们后来通过曲折的路和漫长的时间,甚至直到退休后,才回到了当年上山下乡的出发地—上海。20197月,爱辉上海知青组织重访爱辉活动,与16名现居住在黑河的爱辉上海老知青见面,他们中大多已经不再想把户口迁回上海了。
 

以上表格中,除了已经把“病困独”、“顶替”、“大返城”、“失联”合并,对“留守”作了说明外,还想补充说明几点:

1、本阶段少了两个统计项目:“参军”、“病逝”,是因为这两项客观上为空白。

2、1978年还有11人作为推荐上学,主要是一些并没有列入国家统招的

中专。

31978年高考录取的人数比1977年增加8人达到27人,是因为对文化底子较薄的6869届来说,有了半年多复习迎考的时间,这一点很重要。

4、原统计中1977年有“大返城15人”,实际上有“大返城”政策是1978年,当时于1977年回上海的这15人没回生产队,直接参加了1978年开始的大返城,应纳入1978年统计。

  5、本阶段招工23人,投亲转点28人,人数都很少,是因为发生在不知插队知青可以“大返城”的19783月之前。此后,再无招工和投亲转点者。

 

对于“插队知青大返城”的政策,这里还想作一个分析,即它是一个渐近式松动的过程。从19782月到年底,短短10个月里,插队知青回城政策发生了六个变化:

  一、1978210日,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要求》,指出:对于尚在农村的知青,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在农村。

  二、1978328日,邓 小平同胡 乔木等谈话时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4月初,消息传开,各地针对插队知青的病退条件开始松动,但与兵团农场的知青无缘。

三、197852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其中提到:工人退休、退职后,可招收一名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按政策规定留城。

同月,上海规定插队知青病退要由当地县以上医院开证明,到上海再复查,当地县医院一开始还认真,然后毫无例外地走后门,最后干脆发展到你说啥病医院就开啥病的证明。

5月下旬,上海市乡办联合市劳动局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关于1978-1980年统筹安排知识青年的规划意见的报告》,提出:对于外地插队青年的安置采取以下四种解决办法:职工退休、退职、死亡后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下乡子女安排工作;按政策规定继续办理病退;有特殊困难的下乡青年照顾回安排工作;对余下的在外地插队青年实行定期补助。

四、1978624日,杨浦区乡办就病退回沪知青规定致函江西省峡江县知青办,文件透露上海的规定:插队知青确患有严惩慢性疾病,难以坚持正常农业劳动,且有足够病史依据,诊断明确,经县知青办审核后,双方协商处理;对已招工、升学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对已婚知青,原则上不办理病退,凡为病退而离婚的也一律不予办理。

  五、197873日,胡 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

同月,上海有关部门提出:适当放宽困退、病退条件,对符合规定的,计划在3年内召回16万到17万人,逐步安排适当工作。

消息传开,仍在农村的知青表示,情愿倒马桶(指当倒粪站工人)也要回上海,一部分参加高考的知青估计自已考不回上海,干脆放弃,加入病退大军。

此月回上海搞病退的知青人数达到高潮,因拍片确诊的人太多,以至于上海多家医院连拍片子的片源都断档。

六、19781018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这年年底,上海实际上不再办理病退手续,只要是仍在农村插队的、符合条件的(没有在当地工作、上学以及与当地人结婚)上海知青都可调回。

作为占全国知青大多数的插队知青之“大返城”,在1978年年底完成了回城的所有政策许可。

补充说明一下,自插队知青“大返城”在1978年夏达到高潮时,农场知青开始提出“大返城”的要求,但197918日国务院知青办下发《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79)国青第一号通知》,规定:知青已提拔为脱产干部和成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包括原生产建设兵团划分给地方的工交、基建、财贸企业)职工的,不属于下乡知识青年范畴。对退休、退职职工子女中属于上述对象的,均不得办理招工或商调。

于是有了农场知青(包括云南知青)的爆发式风波。

一个月后,197928日,根据国务院精神,上海市乡办发布《关于妥善解决外地国营农场上海知青问题的几点意见》,指出:1968年以来,上海去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等地国营农林场知青共20万人,至1978年底仍有13万人留场。将于今明两年继续通过办理病退、困退、顶替、调工等办法解决。

  至此,全国知青“大返城”之风,由农场知青收尾,终于尘埃落定。


结尾

 

  这是从19693月到19792月,整整10年爱辉上海知青“离队”人数统计:
 

在最后这个总表中,我们还是要把1978-1979时“病困独”和“顶替”两个项目合并到“大返城”的总数中,从而弥补在统计时知青将自己“大返城”原因过于细化而造成的失误。

总之,从“一片红”到“大返城”10年,5221名爱辉上海知青经过多种方式被分流、化解。在爱辉插队的受调4209名知青中,通过“招工、招生、参军、高考”等方式“离队”的达1018人,占24.1%。通过病退、困退、独生子女政策、顶替“离队”的达399人,占9.5%。知青自己投亲转点“离队”的达722人,占17.1%。除了病逝25人、留守83人外,最后大返城“离队”的1534人,即使把失联的428人全部算到大返城里,达1962人,也才占到受调知青人数的46.6%。可以肯定地说:最后大返城离队的知青,充其量最多不超过爱辉下乡上海知青的一半。

如果从细分项目来说,不得不注意的是“投亲”转点人数,这是仅次于“大返城”人数的知青人群,达到722人,占总人数的17.1。虽说都是“投亲”,但境遇却大不一样,有的迅速得到招工、参军或提干;有的却像落队的孤独大雁,受尽了排斥和欺凌;甚至有的女知青为回到南方,无奈地通过婚姻方式“离队”,嫁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而结束了花季般的美妙青春。

以上所有“离队”的形式,在20195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新出的文集—《那人那情那命运》中都有讲述。此书60多位知青记录了自己如何离开那片黑土地的真实经历,编者准确地将所有插队知青的“离去”分成了四个阶段。书中的一个个故事,用细腻的情节讲述了令人唏嘘不已的不同命运和情感,与本数据调查相互印证,并成为本数据调查的更个性和细节的延伸。

特别要说明的是:爱辉以6869届初中生为主的知青中,被推荐和参加高考而获得大中专学历的人共486人,占受调知青4209人总数的11.5%尤其是离开生产队后获得大中专学历还有449人,两者相加共894人,占受调知青总数的23.6%。这个比例已经超过文革之前1965年时的大中专生占初中生的比例。
   
最后,引用19805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胡耀邦说的话:“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

第一、对于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所作

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至于今后城镇知识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与办法,应该根据历史经验和形式的发展,把它搞活,讲究实效。”

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起草《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失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结论是:无论从就业还是从政治上,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片红”做法都不会再有了。但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我们相信:农村和城市一样,依然还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将会有真正的知识青年,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新农村的发展。当然,那将会是另一种形式,就像爱辉知青在下乡50周年重访第二故乡时,带去的那部多媒体情景诗剧《那份不了情》结尾时所说的:有些故事不会再有了,但有些故事会更精彩!

 

调查员名单(按姓氏笔划):

于月珍 马正龙 马苏龙 王玉龙 王  刚 王荣宝 王晓明 王  蔺 毛爽龄 方云祥 邓其卫
朱川龙 朱妞娜 朱怡冰 朱祖怀 刘  振 江  屹 吴志强 严春熙 杜成岗 李红余 杨国平
杨建国 杨爱莲 杨理华 杨森昌 邱春芳 何  敏 张君强 陆文龙 陈友群 陈世平 陈 
陈胜明 陈福林 邵荣英 林志翔 林建华 林振德 季之浩 金绍芳 周启准 周阿林 周建宁
周树荣 郑建平 陈宜芳 赵苏华 荣美英 胡小芸 钟蕙秀 钟德津 侯双成 施俊青 施富娥
姜爱国 姜雪贞 姚  东 姚镜明 夏  萍 顾丽雅 顾学静 钱明生 倪伟庆 徐光海 徐佩芳
  莹 陶建义 陶萍华 黄文雅 黄钟钟 黄慧芬 曹宝平 曽文琪 董定瑾 蒋雪珍 韩凤英
  强 童小平 裴建国 樊小云 潘耀伟 戴忠麟

 

完稿于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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