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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四川知青工作基本状况

2021年10月16日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作者:孙成民编辑:楼曙光点击数: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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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轰轰烈烈的爆发,已奔赴农村的四川数万知青,经历了一个从就地“闹革命”到返城“造反”的过程。与此同时,从上到下敦促回城知青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并尽力解决返乡知青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这些,构成“文革”初期即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到来之前的四川知青工作的基本状况。



  一、从农村造反到杀回老家

  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刚下乡不久的四川数万知青,是通过组织学习文件及迟到的信件、报纸来了解“文革”精神和动态的,也是通过这些渠道来探寻知青及上山下乡的动向和信息的。他们没能在红卫兵如火如荼的“造反”中寻找到逆知青上山下乡而动的讯息,相反,红卫兵“志在四方”的豪情也使他们感到先行者的丝丝荣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中,许多知青最初的“造反”是在插场或插队的农村开始的。既然毛泽东说青年最少保守思想,敢想敢闯,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知青当然义不容辞;既然“文革”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知青就要从农村开始战斗。怀着满腔的热情与好奇的心态,以及其他多种复杂的原因,四川不少知青参加了所在农村或场队的“造反”。此时一些知青“造反”的动因不一,有的是基于对红卫兵创举的“崇拜”,有的是由于受到某些干部的歧视,有的是出自受压抑的爆发,而更多的还是对当时政治与理想的追求和向往。


  随着“大串连”的兴起,从上到下都要求实行就地“闹革命”。对下乡知青来讲,就是要求坚守农村岗位抓革命、促生产。但是,有不少知青却认为“造反”不仅是“文革”的需要,而且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他们不愿再呆在农村“闹革命”了,因此大批知青先后返回城镇。

  而这些知青杀回老家“闹革命”,其动因也各有所不同,有的想回城亲身接受“文革”的风暴洗礼,有的要求回到母校去“造反”,有的准备到动员他们去农村的街道社区或单位“算账”;还有一些知青是想趁机离开艰苦的劳作,回城休息玩耍一段时间,或利用“大串连”的机会去免费享受一番等。

  到1966年深秋,几乎有一半的知青都回城了。如万源县青山茶场就只剩下两个本地场员看守,像座空庙。在“砸烂社办场,回城闹革命”口号的鼓动下,一时田园荒芜,人心思归。达县东岳林场的绝大部分知青都趁春节探亲回了重庆。在成都市,大约90%的下乡知青在1966年底已倒流回城。重庆市,很多知青返城后开始聚集上访。

  在当地“造反派”的鼓动和影响下,一些回城知青开始建立冠以各种名称的知青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的矛头所向,首当其冲的是各级安置办公室,因为这些人认为,“下乡上山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倒批臭;安置办是“走资派”推行这一反动路线的“黑爪牙”,必须砸破砸烂。受到冲击的还有曾经动员过他们下乡上山的学校、街道等,因为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单位及其人员的“好说歹说”才使他们到了农村。


  与城里的“造反派”相比,回城“造反”的知青更感到狂燥不安,他们没有城镇户口、没有购粮证,他们有着更为空荡的心理与实在的“企盼”。回城后,大多家庭成了他们的“暂留之地”,但是时间稍长,不少家庭也难以为继了,更不用说还有一些本身就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根本就收留不住回城的子女,因为他们要吃要喝要用,没有办法,只得随其所便、任其所为了。

  在知青造反组织的连结或在共同利益的追求中,一些知青开始自发的或有组织地轮番到各级安置办去请愿、去上访,要求解决动员、安置上的问题,以及自己生活、生产、身体、家庭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为基层干部安抚好这些上访请愿的知青,不少地方都给安置办拨付了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解决知青上访期间的必要生活困难补助。

  对于一些回城知青,毫不满足于到安置办“造反”,他们也清楚在当时的时局下,下乡知青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是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的。因此,城里的各种造反组织,特别是以红卫兵为主体成立的造反组织,则成为了一些回城知青新的“战斗场所”,以及他们发泄情绪的“重要阵地”。他们中的少数人被挑动、被利用,参与搞武斗、冲军事机关、毁学校的公共财物等,做了一些蠢事和坏事。


  二、敦促回城知青返回农村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猛烈冲击。在这期间,尽管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被一些人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头衔,要“炮轰”、要“砸烂”等,但从整体上看,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从上到下地被肯定了下来。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下乡知青返城及其参与的活动被列为“经济主义”范围,被加以坚决制止和反对。该通知指出,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的办法;在新的办法没有出台之前,暂不变动。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四川亦采取相应措施,动员和组织回城知青返回农村。1967年1月21日,省安置办发出通知,要求各专、州、市、县安置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有关上山下乡知青的规定;同时明确指出,对于少数下乡知青来成都告状的,各地要加以说服劝阻,力求在当地解决问题,不要把矛盾上交。此时,作为上山下乡工作主管部门的各级安置办在遭受猛烈冲击的同时,也尽力为回城青年返回农村提供方便和创造条件。


  随着上海夺权风暴的兴起,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根据中央的精神,成都军区于1967年2月底主持召开了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强调凡外出串连或到县、专区、省和赴京上访的下乡知青、支边青年、农场职工,要立即回到本地区、本社队,就地闹革命,就地搞生产。3月15日,四川省生产委员会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凡尚在外地、外单位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知青,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3月20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积极投入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学习、生产劳动。

  当时,尽管四川采取多种方式组织返城知青回农村,但实际效果甚微。事实上,相当部分返城知青仍然滞留在城市,即或是一些知青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而返回农村,他们中的不少人也由于多方面原因而生活难以为继,无法立足。因为“文革”开始后,不少社办场的管理体制和生产模式很快“崩溃”,有的场砸房屋、卖财产、杀生猪、宰耕牛,闹得一塌糊涂,少数知青仍坚守农村岗位,维持着场里的生产、生活,但也没有了过去的生气。

  为把知青稳定在农村,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各级知青工作主管部门采取多种办法尽力对返乡知青的生活作出安排。一些地方甚至改变了知青下乡一年后不再供应粮油的规定,仍定量供应知青大米和菜油,并发给少量零花钱。由于混乱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状况,以及在一些地方武斗升级、运输中断、县安置办未能如期拨款的时间段里,为了生计和坚守,一些社办场也不得不上山砍竹子、砍林木,甚至将耕牛廉价卖掉,以换回大米和油盐。

  返乡知青回到农村后,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纷纷对知青给予极大关心和爱护。同时,也有的知青因持不同派别观点而受到歧视甚至刁难。对于这些知青,他们选择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再次返回城市。

  四川返回农村的很多知青又陆续回到城市,加上与一直未打算回去的仍滞留在城市的知青会合在一起,使一度有所收敛的知青集体活动再一次活跃了起来。他们进行串连,开始上访,要求解决具体问题。一些知青的上访请愿,与“文革”的派别活动掺和在一些,使得本来就不容易解决的知青问题显得更为复杂。


  三、解决返乡知青实际问题

  面对一部分知青返乡之后在生活、生产中较为困难的境况,不少知青迅速展开了生活自救和生产恢复,当地很多基层干部和各级知青安置部门亦采取多种办法尽力对他们的实际问题进行解决。

  1967年3月,省安置办在一个报告中说:目前,到城市串连、上访的下乡知青,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多数返回农村,但无小农具、无口粮油盐钱的情况很严重,急需迅速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问题,使其尽快安定下来。为此,提出动用安置经费全部结余款47万元用于解决一部分下乡知青的困难的报告。这一动议很快得到批准,并按照“社队扶持、国家关心”的精神,对确有特殊困难的返乡知青给予适当补助。


  在此基础上,省生产委员会于6月27日提出报告,请示动用精简人口结余经费300万元,用于解决返乡知青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成都军区党委很快同意了这一报告。在正式下达此项补助经费时,省生产委员会要求,各地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原则,把钱用在刀刃上。在大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对生产、生活确实有实际困难的进行适当补助,绝对不能采取国家包下来或平均摊派的办法,更不能将此款另作他用。还强调,有些下乡上山人员,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市逗留,有一部分又陆续外出上访,各地要动员他们立即返回本单位、本社队,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农业生产。他们返回农村,有的如车船费确有困难,可用该款项适当补助,以后又外出的,则一律不再补助。


  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全面阐发了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态度和立场。8月下旬,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有关问题的通知》,其内容在全省城乡广为宣传和张贴。基本要点是:必须肯定,过去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上访和逗留的下乡知青,都应立即返回本单位、本社队,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地搞好农业生产。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家长,不得在城市单独建立各种组织和联络站,已经建立的组织和联络站应立即取消,所有公章、介绍信均应作废,公款、公物全部冻结上缴,他们的成员应该立即回到本单位、本社队参加运动。下乡知青的大多数是好的。外出的下乡知青返回农村,是革命的行动,社员群众、社队干部,要正确对待他们,应当热情欢迎,不得歧视、排斥和打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当前生产、生活上存在的一些困难,主要靠自力更生,经过自己努力还有困难,应该由县、社块块统一安排,就地解决,省、地给予积极支持。对于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上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再次敦促逗留城镇的知青返回农村。该《紧急通知》下达后,四川迅速传达贯彻。省革筹小组组长、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作出批示,推动通知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上。一直到1968年3月1日,四川省革筹召开全省下乡知青工作会议,仍然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紧急通知》精神,动员返城的下乡知青返回农村,并注重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

  在这期间,四川解决返乡知青的生产、生活问题,以促使他们安心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其用心是无容置疑的,同时也解决了一些返乡知青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些知青因滞留城市而带来的诸多方面压力。但是,在“文革”运动的背景下,这些措施收效甚微且没有持续性。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本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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