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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思辨

2015年09月11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王家林编辑:楼曙光点击数: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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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年来,中国大陆包括港澳海外的知青文化活动日趋频繁,退休后的老知青经常欢聚一堂,文娱表演,交流思想,怀旧叙情,回首一段难似忘却的知青岁月。早些年,知青相聚时有一种劫难重逢后的喜悦,畅叙友谊,感慨沧桑;而后开始争辩,观点出现分歧,焦点无非是“有悔”还是“无悔”,也就是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对?还是错?

  有人说,这个话题过时了,没有必要再争论。

  有人说,这个话题还没过时,很有必要说清楚。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涉及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大问题,也许对于大多数民众,大多数知青来讲,还处于启蒙阶段,是非不容易弄清楚,结论不容易统一,有很必要认真讨论,把它讲明白,讲透彻,这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有好处。其实我一直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有悔”还是“无悔”,根本就是一个伪话题,即不成话题的话题,或者说是一道简单的小学生算术题,明白人一眼就能够看明白。但现时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简单明了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成为理论界、知青界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成为一道扯不清,道不明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高深莫测。

  中共高层、专家学者的看法

  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就认为,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当农民是“极左”,主张应在中学生中选拔好的直接上大学。

  1976年,邓小平被“四人帮”打倒的罪证之一,就是指责他“认为上山下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

  1978年3月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再次复出邓小平发表了著名对知青上山下乡“四不满意”的意见:“30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国家投入了300亿,却得到国家不满意,农村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邓小平还指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做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了与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放。”

  权威党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这样评述知青上山下乡:“文革中19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

  原农业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赵凡说;“知青上山下乡根本就是错误的,……,上山下乡不是长远办法,农民不欢迎”,

  1978年4月4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讲:“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1978年10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会议上讲:“知青青年上山下乡不能按老路走下去,要通过从各方面广开就业门路,逐步收缩,逐步结束。”

  1979年万里曾经说:“以后不要再提倡上山下乡了。”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曾在中国理论务虚会上表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严重问题,这是过去10多年的错误做法造成的。上山下乡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捅开这个马蜂窝有好处”。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理论家刑贲思在关于真理讨论的会上说:“知青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花十多亿,耗费钜资,劳民伤财,结果知青去到农村还与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

  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权威专家刘小萌、刘晓航、岳建一等人在其着作和作品中,在各种知青研讨会上,从理论、实践上全面否定上山乡运动。

  著名作家王小波快人快语:“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它是一场飞来的横祸。”

  知名学者吴道平说的:“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的,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是青年灾难”。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知青学者裴毅然说:“对上山下乡,我当然后悔,不仅后悔而且还是深悔派,后悔得不得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我这一生的发展肯定要好得多”。

  知名知青学者、作家萧竹说;“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真正的人道灾难。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什么?今天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地撕开来看,很简单,上山下乡是政府意志,是动用国家权力、国家舆论和专政工具的压迫,强行褫夺了3000万人(包括未成年人)居住、学习、就业的基本选择权利”。

  美国研究中国知青史的著名学者汤本说:“从整体看,这代人的青春应当有悔。在这场逆境中站起来的成材者毕竟是少数,而虚度年华,因辍学导致今天丧失竞争能力,遭到毁灭的是大多数。从整体认历史必然的角度,这是已经发生而无可挽回的悲剧。

  两类不同的知青顺民群体

  然而这件多次被高层和专家否定的事,现在还有一些自称知青的人,多次在知青聚会上鼓噪”青春无悔“;”上山下乡是正确的,“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曙”。称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学者是“右派”。最近在一次海南知青举办的文娱演唱会上,主办者阻止了南京知青演唱团演唱《知青之歌》,还宣誓效忠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大有文革重现的极左味道,引起许多知青的反感。一些自称知青学者的人更摆出教育人的姿态,声称要“宣传正能量”,“不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要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近年各种知青学术研讨中,更充斥不少文革语言式、工作总结式的、毫无新意的所谓知青论文,其实都是一些极左、过时的陈词滥调和胡诌妄言,歪曲历史,欺骗民众。

  现时这部分知青群体中,分别存在两类不同的状况,

  一类是文革前、文革中接受的极左文化的灌输,成为被驯化、教化、奴化、愚化的顺民、良民。他们多是无辜的善良人,人云亦云,当权者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这群人正如林语堂所描绘的:“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社会最底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这批人不少是文革中断学业,读书甚少,现正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老知青。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上流阶层对百姓的“教化”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也就是即儒家的“德化”--小“草”老百姓必随统治者君子之道德之“风”而获得教化。这种统治方式法家们就说得更直截了当──“以吏为师”。

  于是,我想到一个著名的典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群”。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4位银行职员,然而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这4名遭挟持的银行职员仍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之情,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甚至表明不痛恨歹徒,并表达对歹徒对他们非但没伤害却施以照顾的感激,反而对员警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4名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心理研究学者后来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认为如果符合下列条件,即:无路可逃,控制思想,封锁资讯,在严酷的环境中施以小恩小惠,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甚至每一次呼吸,都会认为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慈悲。再加上人质被封锁资讯,控制言行,渐渐地受害者就形成思维定势,形成人云亦云的生活习惯,人当成动物一样,天天被吆喝、鞭策、驯养,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止地洗脑,对不同的声音反而产生反感,有强烈的依附感,思考狭獈,思想愚化,先前的恐惧和不满很快转化为对施虐者的感激依赖,最后变为一种崇拜,施虐者的话就是“天条真理”,必须遵命,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来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所以产生于人性中,是源人类本性中畏惧、崇敬强者的思维而造,也就人类的畏强凌弱本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潜意识是恋世和依附强势,中国是封建传统意识十分浓厚的社会,是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块沃土,这些曾被虐反为受虐唱赞歌的老知青,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群体。

  第二类则是知青中的个别人,他们在文革中干过坏事,搞过打砸抢,搞过斗批改;他们回城后一直走在潮流之前,在不健全的改革浪潮中获利甚丰,故他们要竭力维护权贵阶层的即得利益,要不断蒙蔽一般知青。他们是一群文革恶人,极左奸人,得利小人,俗称“五毛”。他们经常在知青杂志上发表极左文章,宣扬歪理,煽风点火,混淆视听,蛊惑人心,目的是为其混名捞利,沐猴而冠打下基础。

  事实上,对于知青群体中至今仍存在所谓“无悔”、“有悔”的争论,很多局外人包括一些知青后代,许多没经历过知青岁月的中年作家、中年学者,都明确表示了对“无悔”这一论调的厌恶和睥睨,他们都认为,文革中一些知青如今高喊“青春无悔”是没有耻辱感、忏悔、责任感的,是思想愚盹昏然的表现,整个民族都应该有悔,不到你不悔!

  年青时的激情与老年的省悟

  有一位铁杆“五毛”知青曾专程到北京参加“乌有之乡”极左网站的活动,帮助搞会务,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他后来离开了极左网站。最后他感慨地说,年青时荷尔蒙旺盛,有激情,易冲动,有时不知好歹,易受挑唆,有过激偏左言行,这也情有可谅。但是到了“不惑”、“天命”之年,就应该有思想、有反思、有省悟。若没有这样的岁月思想,算是脑袋进水!其实一直高喊“青春无悔”的知青,在那艰难的知青岁月里,何曾没有夜夜难眠,没有思乡思亲的焦虑愁怅?当年沉重劳动中的叹息哀怨;羡慕别人招工、参军、上学;不遗余力地争取各种进城的机会,其实这都是真实的“有悔”表现。如今他们却高喊无悔,难道不觉得滑稽可笑吗?

  著名评论家鄢烈山先生把“青春无悔”论直斥为“受虐狂”。他引用德国著名政治家、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先生回忆当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作为知青本人应该如何理性对待知青历史。施特劳斯先生说,他个性的形成,领导能力的增长,承担风险的勇气,都要归功于他在“二战”中的6年戎马生涯。但他说:“如果事先有人问我,你愿意再经历一次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是灾难”。

  笔者认为,要判断上山下乡运动的对与错,其实只要看两点就行:一知青上山下乡是强迫的,甚至是胁迫的。所谓上山下乡动员实质上就是驱赶,不愿下乡的要办学习班,有的地方还把其父母的工作停掉。参加学习班晚上不让睡觉,出身不好的还要开批判会,不迁出户口不甘休。完全是侵犯人权,悖违宪法的非法行为。二是剥夺青少年必须接受教育的权利。知青都处在义务教育的阶段,把知青赶离城市,赶离学校,可以说是贻害民族,毁掉一代人的滔天大逆。既使抗战的困难时期,中国教育都没有中断过,敌占区没有条件办学,大中小学都迁到后方,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继续办学。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和平环境中,当局竟然把大批在学学生赶出校园,下到农村,世界为之愕然。

  从这两点来判断,知青上山下乡的对错就一目了然,再有一百条理由支撑上山下乡,都是苍白无力的。综观如今“无悔”派最能迷惑舆论与老知青们的两个理由,一是所谓的“锻练论”,即认为知青下乡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经受了锻练,有利于自身成长。衡量一件事的好坏要看付出、收入比,拿一个西瓜换颗芝蔴,拿一万元买价值十元的东西,你愿意吗?为了得到这个所谓的“锻练”,知青一代付出宝贵的青春年华,中华民族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整个国家出现一代人才的断裂,这么沉重的岁月代价,知青付不起,中国更付不起,才导致上山下乡的后遗症贻延至今,后患无穷。二是所谓“解决就业论”,这只要这了解知青下乡10年的城乡人员流动状况就知道了,从农村流向城市打工的农民是超过下乡知青的,其实就是不超过,只要城市广开就业门路,也完全可以解决知青就业的问题。即使要知青下放也无妨,起码要等我们文化知识学全了,身体长成熟了,再到农村锻炼也未偿不可啊。上山下乡错误的症结就是我们还未成年,还在接受义务教育期,把我们赶去农村下乡,这不是坑害人吗!

  “历史虚无主义”、“正能量”须正名;

  现在有一些极左“五毛”认为,“有悔”论否定上山下乡,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不是“正能量”,这是完全站不脚的。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究竟谁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最早由李锐、杜导正主编的《炎黄春秋》敢说真话,披露历史真相,批评鞑伐那些极左“五毛”的错误观念,无视历史事实,指鹿为马,遮掩粉饰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历史错误和恶行,才提出要正视历史,总结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对过去的历史不能持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正是指那些极左“五毛”,拒绝正视历史事实,冈顾民众在历次运动中遭受的苦难与痛苦感受。鼓躁左风僵思的歪风邪气。

  现在只要谈论过去的错误,只要反思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就有人说这不是“正能量”,似乎只有他们能代表社会正气、道德良范。在他们眼中的“正能量”,其实就是只许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准批评反思;就只能讲好话、假话,不谁讲坏话、真话;只能权势发威,不准弱势发声;只能让官员弄权,不准弱势维权。

  什么是“正能量”?笔者认为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宪法赋予民众的各种权利,允许民众讲话发表意见,依法治国,节制官权,消除腐败,这才是社会需要,民众需要的正能量。经常耳闻目睹社会不平之事,对“五毛”的刺耳之声早想一吐为快,但囿于现实的无奈,心有余而事不逮,诚如李白“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只能“登临故国,把苍山遥眺,将栏杆拍遍”。热兮冷兮,福兮祸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一个老知青的良心和社会责任使然我。

  天地神明自明,日月江河可鉴,正善终将战胜邪恶,文明终将取代野蛮!

  历史老人的步伐虽沉重不便,但总是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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