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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人物

我和郭子龙

2017年09月21日
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胡训珉 原西双版纳州景洪县东风农场五分场六队知青编辑:哈荑点击数: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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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郭子龙,在云南当过知青的都不会陌生,他曾经是云南知青中的著名人物,是云南农场(兵团)知青的著名典型。一度与另一位著名人物插队边疆山寨的上海知青朱克家齐名。但2016年4月他已经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不过64岁,在现在的条件下,虽然不能说早夭,但也谈不上是尽享天年。

  我是直到今年(2017年)4月底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那天定居昆明的原来与郭子龙同连队的上海知青唐中源回沪探亲,我到机场去接他。出了机场不久,唐中源就问我:“侬晓得伐?郭子龙走了。”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啊?伊到哪里去了?出国了?”唐中源说:“不是的,伊不在了。”我顿时楞了一下,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上次2015年下半年我们在昆明见面时,还说到郭子龙回到版纳的事,哪能介快就走了?”唐中源于是简单说了他知道的情况。我这才知道郭子龙已经在2016年上半年因病去世。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许多思绪涌上心头。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但是郭子龙的形象仍然不断地浮现在眼前,开始的时候,记忆中的片段有的模糊,有的清晰;渐渐地,一些细节越来越清晰起来。我知道,必须写些什么,才能对自己、也对郭子龙有所交代。

  我与郭子龙的结缘

  我们五营的上海知青都来自上海闸北区。1970年4月24日从上海出发,5月3日到达西双版纳大勐龙,被分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五营(后来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县东风农场五分场)。我们虽然都是一个分场,但是他是闸北五中的,我是向东中学的;他是五连的,我是六连的。五连和六连虽然相邻,但是两个连队之间隔着傣族的水稻田和原始森林,间隔大约2~3公里,在水稻田和草丛、胶林间要步行半个小时左右。平时大家难得来往,彼此并不熟悉。

  相比连队的其他人,我因为从1970年下半年被派到营部(即分场)学习橡胶苗木的芽接技术,后来每年的3月到8月间,都要到全分场各个连队的苗圃巡回芽接,所以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在各个连队之间穿梭转悠,但芽接队只是搭伙在相关连队。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不愿住在连队。原因是各个连队很少有空余的住房,即便有一两间空房,大多也是堆放杂物的仓库,一般都是脏乱不堪。而版纳的傣族百姓由于信奉佛教的缘故,向来有乐于招待借宿行旅的传统,而且傣族寨子的竹楼也非常干净。所以除非连队附近没有寨子或者寨子的位置过远,芽接队都是尽量借住在傣族寨子里。芽接队在每个连队工作的时间一般是一周左右,除个别例外,与连队的一般人员很少往来。那时候,每天工作量很大,一天下来往往精疲力尽,把自己收拾干净之后,往往已经天色暗淡。连队晚上还要组织政治学习,我们如果跑到连队找人聊天,未免不识时务。夜暗下的荒山野岭,出入很不方便,如果下起雨来,道路泥泞,到处乱跑,更是自讨苦吃。所以那时与郭子龙虽然互相认识,不过是点头之交。

  与郭子龙的深度交往,是在受命为他撰写先进典型材料之后。

  大约在1976年8~9月份的一个上午,分场党委书记李再延突然找我谈话,先是问:“最近在忙什么呢?”我当时担任临时召集起来的分场芽接队队长,但芽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于是分场技术员杨春荣把我留在分场部,协助他处理一些生产管理方面的杂务;分场的保卫干事四川知青杨革非也经常找我帮他处理一些保卫工作方面的杂事。当时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安全事故,尤其是经常发生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事故,死者亲属到分场之后,难以接受残酷现实,情绪都很激烈,分场也非常被动,接待工作难度很大。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杨革非调查事故情况,撰写事故报告。于是我简单介绍了我的工作情况。这些情况其实李再延都了解。他突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分场党委决定宣传、上报郭子龙的先进事迹,现在需要撰写郭子龙的典型材料,分场党委研究决定由你承担这个任务。”我咋听之后吃了一惊,连忙说,我与郭子龙不熟,也没有写过这类材料等,极力推脱。但李再延立刻以一贯的不容置疑的语气打断我的话,“你们都是上海知青,比较容易交流;你抓紧时间到五连去了解情况、收集资料;有什么困难,再商量研究。”前后不过十来分钟,谈话就结束了。任务就算已经确定。

  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被确定为郭子龙典型材料的撰写人。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都不是合适的人选。首先,分场一直都有专职宣传干事,分场上报的重要文字材料,一般都是宣传干事亲自动手。我们分场的宣传干事原来是“老昆明”老张(农场知青之间把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前从昆明下乡的云南垦荒队员称为“老昆明”,1968年之后下乡的称为“昆明知青”)担任,虽然他已经调任其他职务,不过调任才半年时间,又是分场著名“笔杆子”,显然应该是当仁不让的人选;另一位四川女知青刘某,担任宣传干事多年,刚刚调到五连当副指导员,而且最近几年上报农场的郭子龙的材料都是她写的。由她来撰写郭子龙的材料,不仅名正言顺,更是轻车熟路加上近水楼台。真不明白领导为什么放着现成的熟人不用,却非要启用新手?其次,我仅仅是六连的一名普通知青、农工,虽然经常在分场几个部门厮混,不过主要是做技术性的工作,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从事技术工作的一般都被视为低人一等。换句话来说,我并不具备承担这样的重要工作的“政治条件”。再次是当时我虽然写过些表扬稿、年度先进材料、调研报告之类的东西,毕竟没有做过稍微重要一点的大文章,严重缺乏“工作经验”。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让我承担这项工作,除了领导所说的理由,也有某些摆不上桌面的考虑。一是当年在农场,写材料是被所有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们视为畏途的苦差事。而且越是重要的材料越麻烦,越折磨人。所以许多写材料的老手一旦有机会逃离,便从此避之唯恐不及。二是原来的材料不能令领导满意,而且领导认为写作者已经形成思维定势,难以突破,不得不临阵换将另起炉灶。三是我作为一个与五队队部及分场部干部没有任何关系的局外人,比较容易以客观的态度和身份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思想和实际情况,这在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方面拥有不可多得的优势。同时,分场领导都知道我有一点文字基础,在上海知青为主的五队,又有地域和文化认同方面的优势。或许这就是我成为人选的主要原因罢?当然,我也明白,李再延与过去的军人或者农民出身的领导不同,他是北京66届高中生,是著名的北京五十五个高干子弟之一,向来作风说一不二,与他争论,无非自讨没趣。更何况,从内心深处来讲,多少有些年少气盛,虽不敢说自视甚高,但是在农场的范围内,还不愿承认有干不了的差事。

  我不再多说,回到分场招待所,收拾好行李,搭乘五连中午送胶水的手扶拖拉机赶往五连,开始投入为郭子龙撰写典型材料的工作,就此开始了一段与郭子龙的深度交往。

  蹲点调查——对郭子龙的了解

  与朱克家是被上海派驻云南的“上海知青慰问团”发现的典型完全不同,郭子龙成为知青典型完全是由基层评选和推举上来的。郭子龙下乡后的第一年就被连队评选为“五好战士”,以后每年都被评为营(1974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改制为云南农垦总局,各师部改为农垦分局,团部改为农场场部,营改为分场,连队改称生产队。但知青仍然按照过去的团营连的习惯称呼)或分场先进。大约1972年底郭子龙在文革后期恢复党组织生活时成为第一批入党的知青;1974年开始被评为东风农场的“年度先进生产者”。从1973年开始成为一名割胶工之后,郭子龙创造了一系列个人干胶产量记录。1975年李再延调到我们分场担任党委书记之后,第一次到五队调研时,五队的领导重点介绍了郭子龙的工作态度和业绩,据说李再延当场表示:这样的先进人物一定要积极培养、努力宣传,要把他树为分场的旗帜,全分场的干部、工人都要向他学习。李再延在向我交代任务时,曾经明确表示,郭子龙不仅是东风农场的典型,更要争取树为云南农垦系统的典型,我的任务不仅是要写好上报农场的先进材料,更加重要的是要为上报云南农垦系统先进提供真实、可靠和过硬的材料。所以说,郭子龙最终成为云南农垦系统的先进典型绝非偶然。

  显然五队的领导已经接到分场领导的指示,我到连队之后,五队指导员石维新,一位湖南籍老工人便安排我与连队文书马华忠住在一起。当时知青大多数是3~4人住一间宿舍,连队文书算是连队的半脱产干部,一般一个人住一间。五队的宿舍是土坯砌墙的瓦顶房,每间大约10多个平方,长方形。马华忠用竹芭把它隔为两间,他住里间,在外间临时加了一个床铺和一张桌子,作为我的住处。安顿下来之后,立即着手开展工作。

  首要的是与郭子龙接上头。等到傍晚收工,郭子龙下山后,五队指导员派人把他找来,虽然大家早就认识,我还是对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在我的记忆中,郭子龙当时剃个寸头,上海话所谓“板刷头”,皮肤黝黑。方脸,脸部瘦削,脸色发青,绝对是面有菜色。眼睛、耳朵显得比较大,颧骨较高,嘴唇比一般人稍厚,表情严肃,眼睛里布满血丝。这是“打摆子”的典型后遗症。农场的大部分知青都患过疟疾,基本上都有同样的后遗症。他大约身高1米8略过点,在上海知青中可以算得上身材高大。整个人骨架很大,粗手大脚。肩膀较宽,背略有点驼,看上去有点单薄,但是肌肉相当结实,他身穿一身各种补丁覆盖着的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这是知青服饰的标配,但他习惯把上衣袖子一直挽到肩膀上,露出两条肌肉结实的胳膊。裤腿稍为卷起一些,脚上的胶鞋满是泥水。与我握手时,手背上青筋凸起,手掌上满是厚厚的老茧。手上、脚上不少伤疤和还没有收口的伤痕。咋看起来,活脱脱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如果不开口说话,别人根本不会把他当成上海人。当然这也是大部分知青当年共同的特点,经过几年的“再教育”,知青与老工人在外观上的区别已经很少了。郭子龙这时候已经是农场知名的先进人物,并且成为“郭子龙班”的班长,麾下领导着8、9名男女知青和湖南籍老工人的子女。可能由于生性腼腆拘谨,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正式的交流相当困难,基本上就是一问一答,气氛有点尴尬。他很少与我目光交流,往往眼睛看着别处。最后算是稍为放松了一些,他在问答之余带上点礼貌的微笑。我们的第一次交流很简单,也很快结束。但是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

  后来接触多了,我也知道他并非刻意地作老土的打扮,平时也衣着整洁,在正式场合,也会穿皮鞋。对于陌生人,他也只是习惯性的紧张,并不是真正的戒备森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乐天派。尽管每天的劳动非常辛苦,但是他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晚上下山后,打篮球、为伙房劈柴,甚至还为老工人的自留地翻地,一直要忙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才罢休。熟悉之后,也会放开襟怀,嘻嘻哈哈随意说笑。

  与郭子龙个人的单独交流其实进行很多次。这些交流主要围绕我的写作任务展开。例如,我需要了解郭子龙对工作的态度,对“扎根边疆”的态度,对创造劳动记录的主观认识,对其他人的态度等等。但是老实说,结果不太理想。郭子龙对于这类话题不太愿意主动配合和回应。讨论这些话题,基本上相当于强制性诱导别人提供标准答案,提供符合固定口径的套话、假话。我也感觉比较尴尬。这些虽然是当年必须经过的标准程序,尽快结束它才能摆脱双方的尴尬。我觉得,观察郭子龙的行为才能够更好地了解他。在五队期间,我好几次看到郭子龙晚上下山时,携带胶林中被风吹断的胶树树枝送给连队伙房或者第一个遇到的老工人;有时会把胶林中野生的芭蕉杆扛回来作为连队喂猪的饲料。这些举动在要养家糊口的老工人中间不稀奇,但知青中是相当少见的。绝大多数知青下班如同逃脱牢笼,一心想着尽快回宿舍休息、洗漱,哪里还会给自己增加负担?但郭子龙的举动却受到大多数人尤其是老工人的称赞。

  几次接触之后,我对郭子龙的印象非常之好。在我有限的采访经验中,很多采访对象都知道,采访者的喜好和下笔轻重往往决定了被采访者的命运,所以给采访者留下良好印象非常重要。聪明的被采访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迎合采访者。我在遇到这样的被采访者时,往往本能地产生反感。而郭子龙的颇为拒斥、疏离的态度,恰恰令我肃然起敬。他对荣誉和宣传出于本能的被动、淡漠和敬而远之,他的不善言辞,更准确地说,背后实在是一种骄傲,是一种不屑于用言辞来迎合、取悦他人的骄傲,是一种对自己辛勤劳动的自尊和自信。可以说,正是经过这样的接触和了解,我才真正地全身心地投入材料写作之中。

  按照当时的惯例和规定,我必须与采访对象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必须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连队上下的意见。对此我是高度自觉地认真对待的。我的材料决不能出现不真实的问题。当然,另一方面,我原来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相关的程序比较熟悉。

  在五队先后召开了十来个座谈会,包括连队领导座谈会、班排干部座谈会、郭子龙所在班的人员座谈会、老工人座谈会、知青座谈会等等,基本都是请郭子龙回避,背靠背畅谈。同时我也多次找到早先认识的朋友,以私下聊天的形式听听更多人的意见。座谈会的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几乎所有参加座谈会的人,对郭子龙是异口同声的赞不绝口。共同的说法,一是劳动卖力,“干活不惜力”,“决不偷懒”,“比别人做的多”。二是乐于助人。任何时候,别人有困难,他总是有求必应。甚至别人没有开口,他也会主动帮助别人。三是手脚勤快。身体好,技术好,效率高。到连队之后,一直是劳模先进。五队没有开割之前,开荒、砍坝、挖地都是好手;当了割胶工之后,也是优秀胶工。四是党员带头。每年超额完成任务。那么有没有突出事迹?也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事例?好像没有,他经年累月都是如此,人前人后,也就是有人没人都从来不偷懒。哦,还是有的。别看他能挑两百斤的担子,其实身体也不好,……什么病?胃病。前两天山上下来,我亲眼见他吐了口血,……哪天可以带你去看看。除了极个别的隐晦地表示了有所保留的看法外,压倒性的是对郭子龙的肯定和赞誉。

  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明郭子龙的好人缘名不虚传。但是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东风农场号称政治大团,其实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文革”盛行的派性斗争导致人际关系非常紧张。虽然相对其他农场还不能算尖锐、激烈,但历史积累、遗留的恩恩怨怨也相当多。一般的连队,往往湖南籍移民与云南籍退转业军人隔阂很深。湖南人人数虽少,但善于抱团,又自封为“毛主席家乡人”,凡事不肯吃亏,勇于争权夺利,在农场中出了名。云南籍的退转军人大多数参加过1964年越境“剿匪”(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战争,自然对于移民们不太买账。知青中的上海人、北京人、昆明人、四川人,各自有自己的小圈子。尤其是上海人,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往往为了点蝇头小利闹得不可开交,在农场中也是出名的。每年的评选先进、推荐上大学、入党、提拔干部、选拔教师,往往成为矛盾公开化的爆发点。五队的老工人多是湖南人,云南籍老工人很少;知青也以上海人为主,昆明知青为数不多。没有北京知青,四川知青也很少。相对矛盾少些,这是个有利条件。从座谈会的结果来看,湖南人是全力推举;上海知青大多数也是心悦诚服。这种现象,用人们已经接受和顺应了郭子龙被领导树为典型的既成事实来解释,虽然说得通,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连队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员都发自内心地肯定和称颂他。

  图1:郭子龙与五队3班(郭子龙班)的同事一起在胶林中(唐中源提供,图1-3应该拍摄于1977年前后,是分场和农场为宣传郭子龙专门摆拍的照片,个个衣着整齐,其实平时哪会如此):
      

  我私下也多次找比较熟悉的知青朋友如唐中源等人聊天,侧面了解郭子龙的为人。他们对我应该是非常坦诚、客观地说了真心话。这些私下的交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郭子龙确实是一个踏实诚恳、毫无功利算计、倾尽身心努力工作、劳动的实在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三同”之中,住在连队,可以满足“同住”的要求;我在五队自己买饭票吃饭,“同吃”的要求也达标了。老实说,五队的伙食,比较分场部和六队还是要略为好些。五队湖南人当家,比较会过日子,相对伙食要好些。当然所谓好,不过是蔬菜经常有两三个品种轮换,菜里有点油盐味。我在五队的吃饭问题主要靠唐中源兄帮忙。他和女友自己开点小灶改善伙食,经常拉我去蹭饭,我就此也得到很大的救济。郭子龙也多次招呼我一起到老工人家里蹭饭,我为了避免嫌疑,婉言谢绝了他的善意。

  “三同”中有点难度的是“同劳动”。“同劳动”的难度并不在于劳动强度,而是在于割胶其实是个技术活。我是分场没有正式任命过的芽接队队长,对芽接比较熟悉但不会割胶。“同劳动”帮不上忙,只能添乱。不过由于经常随着杨春荣检查生产,对于割胶的工序和质量要求、各种标准还是非常熟悉的。为了亲眼看看郭子龙的技术水平和割胶质量,“同劳动”是必须的。

  割胶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所谓割胶,就是利用橡胶树的自愈功能,使用锋利的V形刀具把橡胶树的树皮割开,让白色乳状树脂流下来,收集起来加工成为干胶。原理很简单,实际操作的技术要求却很高。橡胶树的树皮厚度大约1.5到2公分,最外层是外皮,最内层是约0.1毫米左右的木栓层。木栓层紧贴着木质树干,实际上是一层薄薄的脉管,它的作用是为橡胶树的生长输送营养物质。外皮和木栓层之间的是橡胶树的乳管,胶汁就是通过乳管排出来。割胶时要求割胶工的眼睛、双手、两脚准确协调,胶刀切割树皮时,必须准确把握角度和力度。一般要求割面略为外倾,沿树干形成22~28°的斜面,以便胶水流下。胶刀切割树皮的厚度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太薄的话上次切割后被干涸的胶汁堵塞的胶管没有完全割去,会影响胶汁流出,导致产量不足;太厚则过度消耗树皮,导致胶树可割树龄减少。也不能太深或太浅。太深可能伤及木栓层,等于割断胶树的营养和生长体系,轻则留下不可愈合的伤疤,重则造成胶树的重伤甚至死亡;太浅则不能割断贴近木栓层的大胶管,造成胶水产量不足。胶树胶汁的产量与气温高低关系密切。气温较高时,胶汁中的水分容易蒸发,乳管容易被凝固的胶汁堵塞,影响胶水产量。所以割胶一般都从凌晨开始,到上午9~10点钟时气温升高,割胶必须结束。

  割胶必须配备一些基本的装备。最起码的,需要佩戴割胶专用的头灯,携带多把胶刀和擦胶碗的毛巾。分场给每个割胶工发一个头灯和一个竹编的胶篓,用来放胶刀和其他工具。胶篓和头灯的电池盒挂在腰间的腰带上。割胶季节虽然是雨季,但只要中午之前不下雨,就要割胶。割胶的日子必须凌晨4点上山开割。但与郭子龙商定之后,晚上向负责保管并下发工具的文书借用头灯时,却发现他那里没有备用的头灯,只好向他借个手电,带好抹布,跟着郭子龙上山。

  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左右,连队里便热闹起来,连队领导和班排长们,一家家拍打着割胶工的房门,唤醒睡梦中的人们,割胶工之间也是大呼小叫,互相招呼着上山去。郭子龙的胶林在距离连队约2~3公里的山坡上,处于五队已开割胶林的中间位置,距离连队不算太远。

  凌晨的胶林黑压压的有点怕人。除了云南大名鼎鼎的蚂蚁和蚂蟥外,有人曾经在胶林中碰到过眼镜蛇,当地人称之为“黑风”,那家伙浑身黑色,常常会在梯田林带上昂起上身,发出“呼呼”的声音,用嘴里的毒液攻击对手,有时还会窜过来主动攻击人。人们闻之色变。还有就是1974年隔壁四分场发生过上海女知青晚上9点上厕所失踪事件,一度使得割胶工不敢单身上山。夜晚正是动物们的天下,林带中经常有小动物穿行的悉簌声,令夜行人毛骨耸然。

  上山不久,同行的割胶工各奔东西渐渐走散,山道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郭子龙对山路极为熟悉,在山坡和林带上大步疾行,似乎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我在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努力追赶。大约走了20~30分钟之后,就到了他负责开割的胶林。只见他麻利地扯掉割面上的胶皮,略调整一下头灯,便操起胶刀对准割面操作起来,“嚓”、“嚓”、“嚓”,这片胶林的胸径将近40公分,需要一口气割20多刀,不过也就是不到半分钟左右的时间,郭子龙把胶刀往外轻轻一挑,收起胶刀便奔向下一棵胶树,白色的胶乳顺着割面流了下来。按照事先约定的分工,我的任务是把倒扣的胶碗翻过来擦干净、在架子上放好承接胶水。这时我发现犯了一个错误:擦胶碗需要两只手操作,一只手拿胶碗,一只手用抹布来擦。结果我手里拿着手电,顿时手忙脚乱起来。只好立刻把手电塞到胳肢窝里,腾出双手操作,但是又无法用手电的光束对准胶碗,看不清胶碗是否擦干净了。这么一折腾,就跟不上郭子龙的节奏。郭子龙看到我的狼狈相,只好自己边割胶边擦胶碗,等我赶上来时,再留个胶碗给我擦。等到流程顺当起来之后,寂静的胶林里只有无名的悉嗦声和我们两人急促的脚步声、呼吸声和胶刀的嚓嚓声。

  正在一切走上正轨时,我手中的手电却慢慢暗淡下来。原来手电只有两节电池,割胶工使用的头灯都经过改装,装上4节甚至6节、8节电池。正在暗暗叫苦时,天色却渐渐亮了起来,原来已经到6点多了。不过胶林间的雾气越来越浓,翻腾的雾气由黑色变成白色,头上的树叶和脚边的杂草开始滴滴答答地滴水,就像下起了小雨,其他声音都被滴水声盖住。不一会儿,我们两人已经全身湿透了。冷冰冰、湿漉漉的衣服黏在身上,感觉很不舒服。不过没过多久,天越来越亮,滴水声渐渐消失,雾气散去,等到天色大亮,热气开始蒸腾起来时,我们终于到达胶林的尽头,今天的割胶算是完成了。等到我们下山回到连队,时间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

  图2:郭子龙割胶(唐中源提供):
      

  在连队食堂打来大碗冷饭,用井水泡一下,灌进肚子,算是吃了早饭。郭子龙抓紧时间,打磨胶刀。一般胶工携带3把胶刀,他的胶树多,通常携带4~5把胶刀,这时都要重新打磨。磨刀我是内行,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工具都有特殊的要求,旁人帮不上忙。

  转眼休息了半个小时,11点之前必须上山收胶。郭子龙挑一对大胶桶,带一个小胶桶;我提了两个小胶桶去收胶。所谓小胶桶,比上海家庭常用的水桶要大得多。家庭常用的水桶一般可以装水10公斤,就是20市斤。小胶桶可以装胶水15公斤;大胶桶可以装到35~40公斤。大胶桶通常放在胶林路边,我们手提小胶桶收胶,把胶碗的胶水倒进胶桶时用专门制作的胶刮刮一下,尽量刮干净。小胶桶满了后倒到大胶桶中。由于胶树品种不同和割胶技术的差异,每棵胶树的产量不一样。少的可能只有30~40CC。多的可以到100~120CC。郭子龙的胶林单产很高,大部分胶树的胶水可以接近100CC,少数可以达到120CC。他的林地使用的胶碗都是200CC的大胶碗。他的胶林是高产品种不假,但另一方面,郭子龙的割胶技术确实相当不错。在收胶过程中我仔细观察过他的割面,整体完好率超过99%,基本没有严重的伤痕,微小的伤疤也非常罕见。胶水收完之后,郭子龙挑着两个大胶桶下山,我提着两个小胶桶也随着下山。他的两个大桶大约160斤左右,要走将近3公里的山路。这些山路大多是流水冲出来的便道,个别地方比较陡峭,才稍为修整一下,山道难行,担子实在不轻。他却二话不说,挑起来就走,我心里实在非常佩服。我的两个小桶虽然只有不到60斤,可是没有扁担,用两只手提,在山路上擦擦碰碰,还怕泼洒浪费了,好不容易挨到连队,却也累得够呛。这时候已经是中午1点半左右,大部分胶工已经回来,我们是最后一批。

  匆匆扒拉两口之后,我和大家一起把胶水送到加工厂。大家在连队先分别称重登记,再把胶水集中并到大桶中,抬上手扶拖拉机,送往加工厂。到加工厂之后,有人专门用比重计测量胶水含量,然后称重、登记。再把胶水倒入胶池。加工干胶的过程有点像做豆腐。胶水在胶池中过滤、沉淀之后,倒入醋酸,搅拌后分装到长方形的盘子中待其凝固,撇去水份,胶水变成有点像豆腐似的白色软体,再经过压制和烘干,豆腐似的白色软体就变成浅黄色或黄褐色的固体干胶。

  回到连队稍事休息后,还要上山劳动。下午的安排有时是全连集中砍坝(用砍刀砍倒胶林间的杂草)或者种植、管理玉米、花生等短期作物;有时安排割胶工分别管理自己的林地。主要是让割胶工清理梯田上的杂草,修理胶架、为胶树施肥等。下午收工的时间一般是6点钟。在割胶季节,割胶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往往从凌晨4点到下午6点,长达14个小时。期间虽然有短暂的吃饭和休息时间,实际劳动时间也超过12个小时。

  图3:郭子龙等为胶树施肥(唐中源提供):
      

  一天下来感觉对我来说,工作量不算太大。我的角色基本上就是个陪同,最多算是个派不上用场的不称职的助手,没有工作量的指标,主要工作都是郭子龙自己做,算不得劳累。但是感觉还是多少有点不太适应。我分析一是凌晨起床割胶对我来说是个挑战。长期以来,建设兵团或者后来的农场习惯于晚上学习开会,通常都要搞到晚上11~12点钟才能睡觉。但是长期的晚睡晚起,已经使得我们从不适应变成了适应,现在一下子改过来,还是不习惯。二是早饭和午饭长时间的延误也很不适应。尤其是一早起来空着肚子在山上奔波几个小时,毫不夸张地说,最后几乎饿得头晕眼花,双腿发软。三是拿着手电上山明显不合适。

  于是想了两个办法应对。一是晚饭多打二两饭,作为明早上山前填一下肚子的点心。二是找文书要求提供头灯。我跟他说了早上的狼狈相,并且强调严重影响工作。文书无奈,出去转了一圈,拿来一个头灯,说是向请病假的割胶工借的,同时说明,请假者后天必须上山割胶,我必须提前还给她,不能影响她的工作。对于这样的条件,我只有接受。

  有了头灯,第二天的工作顺利了很多。当然第二天割胶的是另一块林地,我不熟悉地形,仍然落在后面。收胶时,向唐中源借了条扁担,手提胶桶改为挑胶桶,感觉轻松不少。不过第三天的头灯又是问题。郭子龙知道后,对我说,“算了吧,情况你都知道,还是上午帮着收收胶水吧。”所以后面的几天,就没有一起割胶,而是改为参加收胶和下午的劳动。所以在五队期间,虽然“同劳动”二周左右,但是一起上山割胶却只有2~3天。

  不过,这段时间全面了解了郭子龙工作的基本情况,收获很大。一是亲眼目睹郭子龙工作的实际情况,一方面看到他确实非常努力,割胶技术也相当完美;另一方面也看到,郭子龙用来创造工作量记录的,其实没有任何的秘密武器,靠的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压缩休息时间、拼命透支体力。当时我分场的大部分连队都是1973~1974年刚刚开割的连队,大部分连队达到开割标准的胶树也不过只占连队胶林面积的10~20%,即使是少数老连队,开割的比例也仅仅30~40%。相应的割胶工在连队职工人数中所占比例也不高。按照当时的技术标准,割胶实现“两割制”,即两天开割一次,割一刀,停一天;每个割胶工承担的割胶任务一般为一百株胶树,技术较好的男生一般120~130株,身体弱些的女生一般80~90株。郭子龙其实是利用了两割制的间隙,每天轮流割胶180~190株,这样,他实际承担的胶树割胶任务是接近400株,每天的实际工作量相当于别人的150~160%,两天的实际工作量相当于别人的2~3倍。别人每周实际割胶3~4天,而他在每年5~10月的割胶季节中,除了下雨天不能割胶之外,一天都不能休息。二是亲身体会到割胶其实非常辛苦,尤其是不能按时吃饭,长时间饿肚子进行高强度劳动,对健康的损害非常大。很多割胶工都有胃病。我在跟着郭子龙收胶时,他班里的湖南人专门带我去看梯田带上他吐血的地方。看着林间空地上扎眼的黑褐色痕迹,我是说不出来的感慨。事实上,我认为这样长时间的饿肚子高强度劳动,身体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在五队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收集书面材料。我接受任务时,分场领导并没有提供任何书面材料。原来想法是五队应该会保存一些书面材料。结果反复询问和了解之后,大失所望。除了近两三年的连队工作总结之外,关于郭子龙的个人先进材料什么都没有。当然,这也不是负责保管连队档案资料的文书故意刁难我。我理解当时的人们,在为上级机关提供材料时,并没有誊抄副本的精力和时间。好在近几年的连队工作总结中,相关数据比较完整。当年的每个割胶工的产量、比重的数据也非常完整。我感觉基本可以满足需要,暗暗松了口气。

  材料写作

  非常奇怪而且几乎难以理喻的是,当时先进人物的典型材料,必须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编写。现在想起来,很可能是受“文革”期间“讲用会”模式的影响。“文革”讲用会采取个人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谈论如何“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必须着重介绍自己思想认识“转变”的过程,只能采用第一人称的表达形式。流风所及,这种第一人称的文体成为当时影响广泛的高度专门化的表达模式。

  典型材料的关键是主角的定位。当时时髦的是“反潮流英雄”和“阶级斗争为纲”。但是郭子龙的情况显然与这些完全不搭调。郭子龙本人对政治活动没有什么兴趣,对于各种耳熟能详的时髦政治术语甚至都不能运用自如。而且“反潮流”首先需要有个政治靶子,必须得有反对的对象,寻找这样的靶子本身就是个令人头疼的事。要说阶级斗争,我们分场位置就在国境线上,经过多年的“深挖”“细找”,早已把可疑分子清除干净。早几年,分场搞“一打三反运动”(可笑的是我已经忘了是哪“一打三反”了,查了百度才记起来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上面要求的运动重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实际上各个连队主要是查各种经济账目。五队的司务长被反映有贪污嫌疑,我也被指定加入工作组参加查账行动。结果前后查了一两个星期,查下来大约两三年的账目中有二三十元的钱账不符,分析原因主要还是平时记账、用款不太规范所致——其实这在基层单位也是难以避免的。涉案金额也达不到100元贪污立案标准。最后这位湖南人司务长大会小会做了好几次公开检讨,被全连上下骂了几遍,赔钱撤职了事。这件事也就是五队近年来唯一可以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事件。刻意把这种事情“上纲上线”只会变成笑柄,即便是作为刻画郭子龙“阶级斗争觉悟”的情节显然也是份量不够,更何况郭子龙本人当时对查账行动也不甚热心——他历来与湖南老工人关系很好,当然不会在这类事情上表现积极。思来想去,真正符合郭子龙的主要特点并且兼容当时的政治主题的只有一个:“学大寨,大干苦干”。此外,与郭子龙的知青身份相符合的就是当时另一个重要口号:“扎根边疆一辈子,建设国家橡胶生产基地”。必须说明的是,郭子龙本人从未在与我个别交流或者小组座谈会等场合明确表示过“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态度,但是我也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凡是入党、提干、选调当教师、甚至选拔上大学时,每个知青都必须明确表态“扎根边疆一辈子”,这是通过政治审查的基本条件。郭子龙作为五队第一批入党的党员,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当然先进典型必须要有“紧跟形势”的政治觉悟,否则就可能变成“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反面典型。但是无论我如何的启发、诱导、激励,郭子龙都无法讲出那种令人震撼、耳目一新的“金句”;而且他也从没有在日记中摘抄“警句”的习惯。甚至他与大多数知青一样,吸取“文革”的教训,戒除了记日记的习惯。被我逼到最后,郭子龙无奈之下讨饶,“侬随便写好了,我没有意见的。”于是他的典型材料中便有了对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继续批邓”等附和形势的认识。我今天必须声明,这些言论主要由我编造,当然,初稿和最后的定稿都给郭子龙本人看过,征求过他的意见。

  定位问题解决之后,很快完成了初稿。给郭子龙看过之后,就交给了分场领导。这样从我领受任务到交出初稿,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

  可是紧接着的修改工作却万分痛苦。第一次审稿会就是一场痛苦的考验。有的同志整整提了30多条修改意见,从主题思想、篇章布局、结构安排到文字表述,几乎一无是处,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我差不多被说得面红耳赤。其他领导也提了不少意见。倒是李再延,大概觉得需要给我打打气吧,着实鼓励了一番,认为我工作细致认真,稿子内容很扎实,比较过去的材料,基础有了很大的提高。接着话锋一转,要求我根据大家的修改意见,先做修改,改完了再进一步讨论。由此开始了大约前后1~2个月的改稿工作。

  记忆中真的非常的痛苦,一次次推翻原来的构思,一次次另起炉灶。有时候思路堵塞,满心焦急愤懑;有时候紧赶慢赶,忽然又觉得一无是处,只得推倒重来。最痛苦的是我在这期间住在分场招待所,吃饭是到分场食堂买饭票打饭吃。可是那段时间分场食堂伙食非常糟糕,每天都是清水煮萝卜叶子,连一点油花都看不到,连续一个多月吃下来,一闻到萝卜叶子的味道就犯恶心。我对自己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不仅身体要垮,还会生病。必须保证每天定时定量吃饭。于是到食堂讨一些盐巴,拌在饭里,再搞些开水,就着萝卜叶子把一大碗饭吃下去。稿子改完还得誊清,当时为了满足多人审阅的要求,节省审阅时间,采取复写的方式,最多时一次复写6份,厚厚的一沓,下面垫上塑料垫板,每个字都要用足力气用圆珠笔刻下去。记得有一次为了抓紧时间改稿和誊稿,连续72小时没有睡觉。把稿子交了后,又一口气睡了18个小时。

  转眼天气渐渐冷起来,眼看年底将近,稿子修改了4~5遍,上报团部也就是农场场部的时间也快要到了,大家也实在提不出更多的修改意见。李再延最后满怀遗憾又心有不甘地说,“看来现在也没有办法突破了,先交上去,听听上面的意见再做进一步的修改罢。”

  不过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修改对于稿子的成熟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结构作了很大的优化。一稿的篇幅达到近2万字,最后上报的第五稿文字压缩到8千多字。一些情节和内容尽管相当重要,最后还是删除了。例如郭子龙在山上胶林劳动时由于过度劳累而吐血的情节,大家认为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删去。对于某些敏感的问题则做了实事求是的表述。例如有人隐晦地暗示,郭子龙的干胶产量不能完全算作他个人的成绩,尽管他完成了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工作量,但是别人多少帮助过他,不能完全说成是他个人的记录。其实对于郭子龙班的成员和连队其他人的帮助,郭子龙本人从来都是公开承认的,从未隐瞒或者否认。在稿子中,我专门以对群众帮助表示感谢的形式写了一段文字,表面上,这段文字与一般的表示谦虚和对群众支持的感谢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也是对某种质疑的声音做出了回应。二是通篇文字做了认真的推敲和优化。这篇材料的标题最后根据我的建议,定名为:“举旗抓纲学大寨,战天斗地志不移”。主题思想落实到“扎根边疆学大寨”上面。

  当然,李再延好几次动情地对我说,希望材料写得更加感人一些。他甚至问我说,“这个材料能不能写得像《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那样感人?”那是新华社播发的著名长篇报告文学,被视为典型人物形象塑造的经典和教科书。我只好说,一方面感觉水平不够;另一方面郭子龙的特点不是大喜大悲、大起大落,而是平凡的岗位上、平凡的工作中通过超人的努力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况且报告文学可以利用第三人称的便利,许多情节可以刻画、渲染,我们的是第一人称,必须讲究表达的分寸。李再延当然也明白这些道理,没有过多地坚持。

  1976年12月底材料上报农场场部。1977年2~3月份,农场宣传科通知我参加农场的审稿会。审稿会在三分场召开。提前赶到农场场部后参加会议的各分场作者——大多数是专职宣传干事,和农场宣传科的科长、宣传干事大约二十多人集体乘拖拉机到三分场开会。会场其实就在三分场招待所的一间客房中,一帮人挤坐在双层架子床上,有的人下面铺位坐不下就坐到上层铺位上。每个人分别给大家读稿子,然后集体提修改意见。郭子龙的材料由于已经明确作为全省的典型,他本人已经定为出席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代表,自然是农场最重要的材料,农场宣传科长让我第一个读稿子。我心想这下坏了,第一个最容易成为大家的靶子,看来是在劫难逃。但不知道是稿子太长还是什么原因,读完之后,居然只有一两个人提出几个技术性的小问题,只需做了一点解释。农场的宣传科长多次征求意见但没有更多回应之后表态说,“我认为这个材料比较成熟,写到这个程度很不错了,我看可以通过。”我顿时放下心来,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回到分场告诉李再延,他也颇为诧异和高兴。

  4~5月份,农场通知我到景洪农垦分局也就是原来的兵团师部参加审稿会。在这之前已经有消息说,郭子龙已经确定作为五届全国人大云南省的代表。这次是搭乘分场到景洪办事的汽车去的。正是版纳旱季最热的时间,到了农垦分局宣传处,一位负责人模样的老同志(姓名已经忘了),在摊满一桌稿纸的大办公桌前满头大汗站着接待我,他从一大摊稿纸中翻出郭子龙的材料,对我说,“我们已经看过,领导也看了,认为材料可以,但是有几处修改,你先看看。”我接过了翻了一下,稿子中有几页有人用红笔做了几百字的修改,主要是对于“继续批邓”、批“唯生产力论”等表态性的文字做了调整处理。我即表示,我们本来也准备对这些文字进行调整,对于修改部分没有意见。老同志也很高兴,就说:“稿子还需要重新誊抄一遍,要誊抄到分局的300字稿纸上。”希望我抓紧时间尽快誊抄清楚。我花了两三天的时间认真誊抄干净交了上去。老同志说,“你在招待所休息一下,有事情会找你。”于是我在分局招待所度过了自从接受写稿任务以来最悠闲的日子。平心而论,分局招待所的伙食比较分场、农场要好得多,每个菜都看得到油水,每天都有点带肉末的菜,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分局位置比较偏,不方便上街闲逛,也怕万一人家有事找我而误事,天天在招待所吃饭、睡觉、与其他农场过来改稿的作者聊天。又过了三四天,老同志说,“郭子龙的材料就这样定了,分局准备就这样上报。你先回去,有事情再联系你。”对于我来说,意味着郭子龙的材料农垦分局这一关已经通过。回到分场告诉李再延,李再延也很高兴。

  但是后来这份材料在农垦总局和省里有关部门究竟是如何通过或者修改的,便没有了下文,有关部门再也没有找过我和分场。

  我自己回来后马上接手芽接队的工作,一直忙碌到下半年。其间几次陪同云南日报等省级媒体记者去五队采访郭子龙,不过时间都很短,我仅仅负责一般的介绍情况、介绍郭子龙,并不参与采访,一般半天就回来。时间一长,郭子龙材料引起的兴奋逐渐淡化,慢慢退出我的焦点。到1977年年底时,不断传来郭子龙赴北京开会的消息。但我正在忙着复习,准备参加“文革”十年后第一次恢复的高考,没有精力给予更多的关心。只是在12月份高考期间,突然接到农场场部宣传科的电话,说是西双版纳州为配合五届全国人大的宣传工作,要求提供郭子龙的最新材料。我抽出时间赶到五队去了一趟,要了一些新的数据,在原来材料的基础上充实后交给农场。没几天农场转达了州报新的要求,要求以五队集体名义提供稿子。而此时高考已经结束,正在心神不宁地等候消息,于是抓紧时间重新拟了一个稿子。给五队和分场领导审阅之后,分别送给农场场部和西双版纳州州报。结果这篇报道在1978年3月6日的州报上刊登了出来。而其时我已经被云南大学录取,3月5日到昆明云南大学报到,在学校才收到分场转寄给我的这份报纸。这是我在上山下乡期间所写的与郭子龙相关的最后一篇文字。

  图4:1978年3月6日《西双版纳报》第一版:
      
  图5:当天《西双版纳报》第四版,笔者撰写的以“东风农场五分场五队全体干部职工”名义发表的《紧跟华主席继续长征》:
      
  郭子龙的影响

  郭子龙由一个普通的优秀农场知青而成为云南农垦系统及全省知名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典型,除了自身的努力,除了付出无以计量的汗水和辛劳外,当然离不开连队老工人和知青的全力支持帮助,离不开各级党组织的培养。但是,不可否认,分场新任党委书记李再延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不断激励和鼓动,郭子龙可能也不会不断给自己加压加码,不断创造新的生产记录;如果没有他异常坚定地不断向上级机关推荐和申报,郭子龙也不会成为云南农垦系统的知名人物。种种迹象表明,李再延对于郭子龙是真心欣赏甚至是敬佩的,对于把郭子龙树立为先进典型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甚至义无反顾的。时过境迁,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李再延,不得不承认,在当时那种非常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李再延表现出了一个基层干部突出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流露出来一种近乎天生的领导气质,受到分场上下的肯定,无疑也是农场著名的“五十五个北京知青”高干子弟中的佼佼者。

  当然,李再延力主宣传郭子龙还受到农场当时特殊的环境氛围的刺激。当时知青下乡已经六到八年,但是前途看起来却是毫无希望。经过多年的“锻炼”,尤其是经历了“九一三”事件之后,“变相劳改”、“变相流放”的说法,虽然仍然受到严厉批判,但仍在私底下流传。驻守农场的现役军人完全撤回,他们和老工人也早已被大量揭露的强奸、捆绑吊打、迫害虐待知青事件搞得灰头土脸,“再教育”的神话早已破产。1974年上半年,传达了毛泽东给福建莆田教师李庆霖回信的中央文件,可是知青们殷切期盼的“统筹解决”却迟迟没有出现,仅仅增加某些微不足道的招工、招生名额,还是主要面向插队落户的知青的,农场知青不在“统筹解决”的范围之内。怀疑、愤怒、迷茫、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四处弥漫,笼罩在胶林的雾霾之中,啃噬着每个人的灵魂。似乎与1976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先后逝世相呼应,这一年的农场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我的记忆中,东风农场1.5万名知青中(全农场共1.8万人)当年发生36起知青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有率先上山下乡的北京高干子弟“五十五人”中因父母牵涉林彪事件复出无望而自杀的;有劳动中遭遇意外死亡的;有生活环境恶劣医疗条件缺乏生病得不到救治死亡的。而更多的为了“病退”回家自伤、自残造成终身残疾,探亲逾期不归嫁到城市附近农村变成黑户等等,根本无法统计。种种迹象表明,知青的士气已经降低到非常危险的程度。对于这一切,李再延应该也是感同身受。推出郭子龙这样的典型,把意识形态的“再教育”转换为民族主义的“打破帝国主义对战略物资橡胶的封锁,解决国家困难”,从小里说,一度鼓起了农场知青的士气;往大里说,也许是当时能够找到的维系农场知青人心和上山下乡运动“成果”的唯一的“强心针”,造就了云南“上山下乡运动”最后的回光返照。

  郭子龙当年创造的生产记录是相当可观的。按照现在手头仅有的资料,1976年郭子龙已经实现个人年产干胶2.15吨,1977年实现年产干胶3.7984吨。远远超过割胶工人均年产干胶一吨的要求。郭子龙创造的记录在“两割制”时代是难以超越的,只有在杨春荣发明推广割胶“三割制”(三天割胶一次)之后,才有突破的可能。郭子龙担任班长的五队三班1977年年产干胶18.2吨,同时生产短期作物1970多斤,两项相加,按照当时的干胶和短期作物的价格计算,全班当年创造产值58916元(当时按照干胶每吨国家收购价3千元计算,近年来国际市场的干胶价格在2~3万元之间波动,最高时曾经达到每吨4万多元)。人均创造产值近6千元,而当时每个农场工人月收入33元,其中还包含了2元的边疆津贴,年收入不过396元。在1970年代末的中国,无论用哪一种标准衡量,都是骄人的成绩。在那些年中,五队的干胶年产量等数据也足以称得上可圈可点。1977年全队生产干胶54.4吨,干胶产量比1976年翻了一番;生产短期作物1.47万斤,比上年增产20.9%。1978年年初又提出当年生产干胶66吨,种植短期作物100亩的计划。

  郭子龙的成绩,在农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过去看起来难以企及的生产任务,现在成为基本的要求。1977年开始,全分场就要求割胶工实现人均年产干胶过吨,印象中当年实现了这一指标。当时农场的氛围就是“人家郭子龙能够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向郭子龙学习”虽然没有达到热火朝天的程度,也确实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有关的几个问题

  后来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其中频率最高的是:郭子龙这么拼命地干活,究竟为了什么?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经常想到这个问题,并且也试图从各种迹象中找到答案。农场知青中也确实有人利用创造新的生产记录、卖力表现而以此获得诸如推荐上大学、入党提干等改变处境,甚至改变命运的事例。努力工作一度也成为改变命运的敲门砖。但是郭子龙似乎对这些并不很感兴趣。

  要说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郭子龙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也有人说到过郭子龙曾经拒绝成为被推荐的对象。当然,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当时农场在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时,开展过批判“大学迷”的运动,将想上学读书视为不愿“扎根边疆”的突出证据。

  要说提干当官,郭子龙的性格就是喜欢与人平等相处,嘻嘻哈哈打成一片,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毫无“控制欲”,没有“官架子”。这也是他在五队始终受到上下一致欢迎和拥戴的主要原因。1978年初我离开农场时,知青中已经有许多人被提拔为脱产干部,成为农场及分场一级领导干部的已不在少数,成为连队领导的更是比比皆是。郭子龙仍然只是个小班长。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郭子龙之所以不要命地干活,并没有多么高深的算计,主要还是出自质朴的本能和上海人“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传统;出于一种希望把自己的能力、意志发挥到极致、冲击和突破个人极限的精神。在农场这种各地知青混杂的环境中,知青身上自然流露出来的地方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北京知青热衷政治,其高明者表现为拥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和政治意识、权力意识,长于管理,善于把握大势。其低俗者流于夸夸其谈、侃大山。上海知青热衷技术,善于发挥小聪明,其高明者往往成为技术专家,其低俗者流于见风使舵、偷奸耍滑。四川知青文艺细胞丰富,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的着实为数不少,但真正专攻一门,卓然成家的却微乎其微。上海知青的特点与上海这样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城市文明的长期熏陶密切相关。在上海这种城市中,分工高度细化,只有在某一领域高度专注,倾尽全力,才有可能站稳脚跟。上海人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是也。五队上海知青中这样的“牛人”颇有几个。一个是范大成,此君下乡时把老爸给他买衣物被褥的200元安家费买了一台手风琴,他老爸被他气得够呛,就让他带着手风琴和一些简单的旧衣物下乡来了。他到连队之后,拒绝劳动,说是拿锄头挖地会弄坏手指,会导致他不能拉手风琴了。结果又把连队领导气得够呛。后来他被一帮北京知青搞到分场宣传队,每次演出,他的手风琴独奏成为压轴戏。若非英年早逝,活到今天应该也是一位著名艺术家了。另一位华天礽,是拉小提琴的,每天劳动之余,始终坚持练琴,现在是大名鼎鼎的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领导之一。郭子龙其实与这两位是同一类人,只是专攻的方向有所不同而已。我始终认为,他的拼命劳动,只是上海工人的固有传统、学大寨等因素在橡胶园里的结合罢了。我曾经试图把两者联系起来。只是后来了解下来说郭子龙的家庭出身好像是职员,成份明显高了一点,只好作罢。

  郭子龙另外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尽管他成为云南知青的代表性人物和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从未表现出任何的趾高气扬,任何的傲娇之气。我觉得,这是他的天性使然,并非深藏韜晦。当时据说全国人大代表每月工资中增加40~50元车马费,供他们“联系群众”。这笔钱当时超过我们每月的工资收入。但是我在离开农场到分场部与各位领导告别时,亲眼看到在北京开会的郭子龙寄来价值一、二百元的书籍送给分场图书室。其中一套线装影印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脂砚斋的批语手迹全部用红色套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印制精美的书籍,印象极为深刻。当时这套书售价50多元,令人咋舌。当时一套《史记》才10元,50元可以买半部二十四史。这也许是他对农场表示感恩之情的一种方式吧?

  后来的郭子龙

  到大学读书之后,知青同学的宿舍很快成为连队和认识的知青探亲的中转站。每个月至少有两三次要到车站接人、代购车票。好在同宿舍的昆明同学大多数也当过知青,每逢我们打招呼,他们总是非常配合地腾出床铺,让我们借宿。不过到这年的年底,知青回城的风暴突然爆发。经过几个月的激烈冲突,到1979年年初,中央明确了允许知青回城的政策。在那一两个星期中,学生宿舍热闹非凡,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人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惟恐政策变化掉了队。几乎在一夜间,云南的几十万外地知青全部回城,正如来时那样,潮水般退得干干净净。

  在送往迎来的间隙,我也经常向朋友打听郭子龙的信息。基本上这么几条,也不知是真是假。一是说郭子龙也为北上上访的知青代表团捐了款。当时的说法是凡是要求回城的,每人捐款2元。不想走的可以不捐;多也不要。二是说当知青回城已经确定时,据说省里(估计是农垦总局)曾经派人找到郭子龙,希望他留下来。甚至表示,下面条件太艰苦,可以考虑把他调到昆明工作。郭子龙怎么答复的,我们并不清楚,但他的“病退”申请表却是唐中源代填并寄往上海的,可见他还是有过犹豫的。不过郭子龙终究没有抵挡住“家”的召唤,回到了上海。

  郭子龙回到上海之后情况怎么样了呢?这个问题时不时的萦绕心头。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回到上海,开始向认识的知青朋友打听。可是当时大多数人生活艰难,工作、住房、结婚、生子、抚养孩子、照顾老人,人人自顾不暇,哪里有闲心关心他人?关于郭子龙的信息始终语焉不详。有人说他回来做装卸工,每天扛大包;有人说,他承包了一个工程队,好像是搬家公司的,仍然是装卸工。

  大约到1990年代下半叶,知青聚会渐渐多了起来,不过郭子龙很少参加。我当时工作较忙,参加的机会也不多。

  又过了很久,2009年10月,东风农场五分场的知青组织了一次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意外地遇到郭子龙。当时在嘈杂的人流中突然看到这个熟悉的面孔,我禁不住迎上前去,一把抓住他,问他:“侬还认得我伐?”他说:“哪能不认得,侬是胡训珉呀。”我看他尽管面容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显得苍老许多,身体仍然瘦削,似乎比较农场时还矮了一些。已经满头白发,双手仍然有力,甚至还有明显的老茧。看来郭子龙的境遇并没有因为早年在云南的贡献而有所改善。现场非常喧闹,知青们久别重逢,异常兴奋,所有的人都在大喊大叫,又哭又笑,实在无法安静地交流。我只好请摄影的知青朋友过来,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就匆匆分手了。本来以为既然接上了头,今后总有机会联系,谁知道这竟是最后一面。

  图6:2009年10月19日云南东风农场五分场上海知青聚会,郭子龙与华天礽合影(郭子龙左二,丁立平摄影):
      
  图7:2009年10月19日聚会时五分场五队知青合影(后排右二郭子龙,丁立平摄影):
      
  2015年年底,我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又一次回到昆明,特地约唐中源兄出来聚聚。听唐中源说起来,郭子龙告诉他,曾经带队旅游回到版纳,但是到大勐龙之后,却犹豫起来,最后在大勐龙镇街上坐了半天,遥望着对岸坝子远处绿色的橡胶园,终于没有过河回到五分场、回到五队。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心中,究竟是宋之问“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离愁别绪多些,还是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心结更重?我宁愿相信,他的心境可能与项羽更相似。当然将郭子龙与项羽相比总是无法贴切,在我的心中,千百年来人们推崇的骁勇善战的楚霸王,不过是一个试图取暴秦而代之、致力于“打天下、坐天下”的枭雄,他和他的8千江东子弟都是为私利、为欲望而战,他们不过是在一场成王败寇的豪赌中输了自己的性命而已。而郭子龙至少当年是没有私欲的,只是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为了一句为国解困的承诺;无论在农场,还是回城就业,他都没有拿自己的贡献当作旗帜和筹码,作为摆脱基层劳动者身份的工具。要说心底坦荡、淡泊名利,有谁能够以一辈子的代价始终坚持到底的呢?

  唐中源告诉我,郭子龙是2016年6月14日凌晨零点零8分因食道癌去世。我不知道这与他上山下乡时食道的受伤有没有关系?当年他在山上劳动时吐血,很可能就是食道受伤。如果是胃或肠道受伤,一般都是便血,除非胃部大出血。而食道受伤的原因可能就是长期过度饥饿,导致胃液反流进入食道,致使食道受伤的。而郭子龙在五队出名的饭量很大,一会儿饱,一会儿饥,最容易出问题。

  郭子龙已经远行,我们所有人或早或晚都将面对同样的宿命。几千万人的悲剧留给后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训?

  我想,撇开“有悔”、“无悔”的争论,在事实的层面上,在知青的苦难、屈辱、凄惨、苟且之外,还有自尊、奋斗、奉献和创造。在命运的荣宠和背叛之后,还有一颗宠辱不惊的平静的心。

  斯人已经离去,思念及此,眼前不禁浮现着大勐龙河畔模糊的景色。天地苍茫,河水混黄呜咽,雨幕低垂,胶林在风中摇曳,山林间时时升腾起白色、灰色、黑色的雾气。有时圣洁,有时阴森,有时诡异。风儿呼啸,雨声密集,雷声隆隆。哦~,

  在那红色的土地里,埋葬着朋友的身躯;

  在那绿色的山岗上,踯躅着我们的青春;

  五十载年华的流逝,洗不尽心中的牵挂;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遮不住命运的悲怆;

  远去的,除了生命,还有难以言说的传奇;

  鸟儿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也许是终极的平等;

  尘已归尘,土已归土;只是不知道,你的灵魂,

  是在浑浊的黄浦江边,还是在湍急的勐龙河岸,

  永远安息?

  附记:严格说起来我不能算是郭子龙最亲密的朋友。但正如某些人虽然只有短暂的交往,甚至仅仅见过一面,就会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郭子龙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人。可惜的是,当年的资料早已散失,手头只留下一份当年的《西双版纳州报》,所有的人物和情节全凭记忆,难免错乱。请了解情况的朋友们指正。但文中所记,都是我的亲身经历,道听途说的事项均已明确说明。其中部分人名和情节由唐中源校正。最后引用的两句诗:“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却已经飞过”,“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出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流萤集》和《飞鸟集》,不敢掠人之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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