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卡(俄语:Чека;英语:Cheka)是
苏维埃俄国的情报组织,1917年12月20日成立,1922年2月6日改制。其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俄语: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英语:The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又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缩写音译。契卡旨在通过直接实施恐怖来同反革命做斗争,是
克格勃(俄语:КГБ;英语:KGB)的前身。
全俄肃反委员会由苏维埃政府设立,由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实际上由党中央直接管辖,它是革命时期打击反革命力量的重要武器,其核心职能是镇压危害
苏维埃政权的分子。前期,全俄肃反委员会采用没收财产、吊销供应证、迁移、公布敌人名单、逮捕等方式处理包括
投机、伪造、间谍在内的各种犯罪,其执行的死刑犯大多为匪帮及反革命者。后期,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全俄肃反委员会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神秘性的,手段和行动不受司法机关约束的机构,杀人无需请示批准,可以随意进行枪决。
全俄肃反委员会在消灭怠工、打击间谍、打击
无政府主义组织、打击异党叛乱行动、打击
左派分子、对抗“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调查政治案件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2年2月6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布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由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接替。此后契卡几经易名、改制,于1954年3月13日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
克格勃”)。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境内原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分部门被改制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列宁评价全俄肃反委员会时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对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关名称
契卡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俄文缩写音译,其成员被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义者”(英语: chekist),该称在在整个苏联时期也代指苏联秘密警察。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逮捕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行事特点,全俄肃反委员会用于秘密逮捕和运送囚犯的被伪装成送货卡车的卡车被称为称为“黑色玛利亚”(Black Marias)。
“契卡主义”(英语:Chekism;
俄语:Чекизм)一词最早是由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阿卜杜拉赫曼·阿夫托尔哈诺夫 (Abdurakhman Avtorkhanov)在1950年提出,它指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并将恐怖与不法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模式。
苏联作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在他的长篇纪实文学《
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中指出劳改营中的犯人常用“老全俄肃反委员会主义者”(old chekist)代指有威望的、经验丰富的营地管理者。截至目前,“全俄肃反委员会主义者”一词仍在
俄罗斯使用。由于全俄肃反委员会主义者都穿着皮衣,因此,皮衣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义者的身份标识。此外,全俄肃反委员会主义者还经常随身携带
希腊风格的
琥珀念珠。
成立背景
1917年11月7日,
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Ле́нин)领导
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发动
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
苏维埃政权。然而 ,由于新政权幼弱,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妄图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强大的内忧外患。
国内背景
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旧俄时期的官吏消极怠工,被推翻的沙皇、将军、地主、资本家及旧官吏相互勾结,抢劫、投毒、暗杀、煽动罢工、攻击国家及社会机关、残杀革命家等破坏活动愈演愈烈,反动活动猖獗。1917年11月,旧官吏在
圣彼得堡国家机关职员协会联合会之下创设了中央罢工委员会,领导国家机关的罢工活动。12月1日,怠工分子组成的全俄粮食大会决定停止向各革命中心供粮。
苏维埃政权虽推翻了资产阶级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布尔什维克党在
立宪会议上却只得到不到四分之一的投票支持。与此同时,社会党与孟什维克党把持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要求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并要求撤销列宁的职务,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Lev Borisovich Kamenev)为代表的党员默认此要求。为此,布尔什维克党解散了该组织,并严肃处理了党内妥协行为。此外,布尔什维克党实际控制的地区仅有
莫斯科、
圣彼得堡及其周边500公里的地区,
俄罗斯其他地区仍处于混乱状态。
国际背景
苏维埃政权谋求与
协约国和谈的机会遭拒,协约国妄图通过德国消灭苏维埃政权。和谈代表
列夫·托洛茨基(
俄语: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拒绝在对德合约签字的行为导致德国对苏大举进攻。1918年,以沙皇军官为基础的反革命在南方地区及
西伯利亚地区卷土重来,散布在欧亚边缘地带的西方
中国远征军试图对俄干涉。
历史沿革
成立契机
十月革命后,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Sovnarkom)和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要求
圣彼得堡军事委员会(Petrograd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征用资产阶级物资、组织力量向城市和军队运送食品,并派遣特派员到各省进行思想宣传。1917年10月26日,
资产阶级政府“小
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了官吏不服从
苏维埃政权及停止在机关中工作的决议。11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通过了关于与
国家银行官吏的怠工作斗争的决议,并提出对国家银行反革命分子的怠工行为进行肃清的建议。12月4日,基于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的建议,
圣彼得堡军事委员会(Petrograd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1917年12月18日深夜,反抢劫委员会破获了鼓动水兵、士兵及工人抢劫酒库的反革命阴谋。19日,反抢劫委员会宣布彼得格勒戒严。当天,苏维埃政府截获了“小部长会议”号召全体官吏举行全俄范围内怠工的
电报。
正式确立
1917年12月19日,人民委员会(Sovet Narodnykh Kommissarov)邀请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德·格·叶夫谢也夫(D. G. Yevseyev)等人组建特别委员会以实施“最具活力的革命”。12月20日,除了日捷列夫和瓦西列夫斯基之外,所有被邀请的人都聚集在斯莫尔尼宫(Smolny Institute),对特别委员会的权限和结构进行讨论。经讨论,特别委员会的职责的为监察新闻界和反革命
政党、彻底清除全俄境内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将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移交革命法庭、制定打击措施,并在实践中毫不留情地加以应用。会议结束后,捷尔任斯基对人民委员会及苏维埃政府进行了汇报。报告结束后,苏维埃政府下令立即成立旨在肃清全俄反革命和怠工人员的特设委员会,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俄文缩写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并任命捷尔任斯基为主席。
成立初期
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后,立即与敌人展开了斗争。1917年12月31日,在捷尔任斯基及伊·色·色诺芬托夫的授权下,全俄肃反委员会拘捕了包括伊拉克利·格奥尔吉耶维奇·策烈铁里(Ираклий Геор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
维克托·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在内的12名保卫
立宪会议同盟的成员。事件发生后,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尔格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了旨在缩小全俄肃反委员会权限的草案,然而,列宁对该草案进行了修改。1918年1月3日,人民委员会规定全俄肃反委员会应在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共同制定的细则框架下“同反革命、怠工及投机倒把作无情斗争”。1918年2月13日,人民委员会决议将“一切搜索、制止和防止犯罪的工作集中于全俄肃反委员会”。
发展时期
转向暴力
1918年2月,
德国以托洛茨基拒绝在对德合约签字为由,违背1917年12月签订的停战协议,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突然出击。面对
德国的突然出击,列宁先后颁布了《人民委员会告俄国劳动人民书》及《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列宁在法令中将有劳动能力的
资产阶级人员编入挖壕营,要求枪决所有
投机商人、暴徒、流氓、敌方奸细间谍及反革命煽动者。随后,捷尔任斯基在2月23日发布通告,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拥有不经审判枪决一切投机商人、怠工者、暴徒、流氓、反革命分子、间谍等人的权力。1918年3月11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常务会议的决议,全俄肃反委员会枪决了以
苏维埃官员搜查为由进行抢劫的埃鲍里及其同伙勃丽特,这是全俄肃反委员会首次对犯人进行枪决。3月13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常务会议的决议,全俄肃反委员会枪决了冒充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抢劫的伊·扎诺扎及弗·斯米尔诺夫。
地方组织创建
1918年1月14日,人民委员会命令捷尔任斯基组织一支“精力充沛、思想清醒”的水兵小组以打击投机活动。随后,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情报小组、一个突击队等小组。为了寻求群众的配合和帮助,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人员积极下工厂、部队进行自我宣传。最早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地方组织是
莫斯科肃反委员会,随后,其他城市也陆续成立了地方肃反委员会。
圣彼得堡肃反委员会于1918年3月20日正式成立,
鄂木斯克州肃反委员会于3月22日正式成立。
建立铁路局
1918年8月16日,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了旨在打击反革命、投机和破坏铁路的铁路局。8月2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明确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局组织职能的法令,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组织严厉打击铁路上的反革命、投机、犯罪行为。铁路局成立后,铁路肃反委员会开始干涉铁路部门的行政工作,与交通人民委员部产生了摩擦。为了调解全俄肃反委员会与交通人民委员部的矛盾,列宁在1919年3月9日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铁路肃反委员会不得干涉铁路部门行政事务的决议》,并就铁路肃反委员会与交通人民委员部及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定。
战线组织
为了有效地镇压日益猖獗的东方国内战线上的反革命活动,人民委员会委托拉齐斯(M. I. Latsis)组织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
捷克斯洛伐克战线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员会。1918年11月下旬,第二次全俄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在所有前线和军区设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决议要求战线肃反委员会在军队及临近前线地带与间谍活动作斗争,在敌后进行侦查,规定在战线肃反委员会下设立指导处、侦查处、行政处、保密处,在集团军肃反委员会下设立肃清反革命处及反渎职处。1918年8月11日,为了指导战线肃反委员会及集团军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全俄肃反委员会肃清反革命局增设军事处。1919年1月14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正式成立。1月中旬,各集团军、各战线中的肃反委员会与军事管制委员会机关合并为各特别处。
政府监管
《肃反委员会周报》第三期登载的来自维亚特卡省诺林斯克县肃反特别指挥部的文章《你们为何姑息?》批评了全俄肃反委员会释放
英国间谍罗伯特·洛克哈特的行为,抨击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刑讯逼供的行径。俄共(布)中央指派加米涅夫、
约瑟夫·斯大林(俄语: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代表党中央对肃反委员会进行政治检查。为了调整中央和地方肃反委员会的关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为主席的委员会,制定《肃反委员会条例》。1918年11月11日全俄肃反委员会批准了《全俄及地方肃反委员会条例》,条例规定地方肃反委员会由各地方苏维埃或其执行委员会按与其下属其它各局处同等的原则配备组成,其委员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任免。1918年11月19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宣布对肃反机关关押的部分人员施行特赦,规定肃反机关必须向一切拘押者提出具体指控。
1918年12月24日,工农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逮捕苏维埃机关和企业工作人员程序的决议,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在逮捕铁路负责人员、工业企业人员、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前预先通知有关部门;如无法预先通知,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必须在逮捕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将逮捕细则告知相关部门。此外,决议还规定,在两名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或两名省市党委会委员的书面具保下,省市党委员会及人民委员部有权参加被捕人员的侦查工作,有权释放被捕者。
改组减权
1918年12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向党和
苏维埃中央机构提交了关于改组肃反委员会及革命法庭的方案,要求在保留肃反委员会侦缉职能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组。1919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在1月20日提出的关于取消县一级肃反委员会及精简肃反委员会机构的决议。2月21日,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布)中央发表《告肃反委员会全体党员干部书》,对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高度评价,阐述了中央对拟定进行的改革的看法。3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要求将肃反委员会的判决权移交给改组后的革命法庭。
暴力复苏
1919年春,随着反苏维埃势力的疯狂进攻,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各地肃反委员会有权在处于战争状态的地区对反革命及其他犯罪分子进行镇压、枪决。1919年,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在莫斯科市党委员会驻地制造了爆炸事件,全俄肃反委员会在不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对积极参与人员进行枪决。1919年11月3日人民委员会授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司法权及执法权。在1919年至1920年间,为惩罚逃兵而设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惩罚部”共抓捕近130万逃兵。
机构改革
1920年1月,随着内战局势好转,捷尔任斯基以全俄肃反委员会名义向俄共(布)中央提议,要求各级肃反
委员会组织自2月14日起停止采用极刑(枪决),并将判处极刑的案件移交至革命法庭。1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级地方机关废除极刑(枪决)。同年12月7日,列宁签署劳动委员会决议,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接管原由军事人民部、财政人民委员部边防总局、工商业人民委员部边防警卫总局指挥的
边防部队,并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担负保卫边防的任务。同年,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了对外情报部,其任务为派遣特工渗透到需要的目标内部。
1921年1月,捷尔任斯基致信俄共(布)中央,指出除公开暴乱及恐怖活动,一切政治犯罪均废除极刑。他还指出在刑事犯罪方面,全俄肃反委员会应对间谍、匪徒及严重妨碍共和国生产力发展的
渎职罪保留极刑。1921年5月27日,由列宁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全俄肃反委员会在使用死刑方面权利的议案。同年7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法令,规定凡不移交法庭及人民法院由全俄肃反委员会进行判决的案件,其
剥夺自由的期限减至2年;全俄肃反委员会拥有在戒严地区对
间谍罪、土匪罪、参加公开武装叛乱罪人员实施包括枪决在内的一切措施;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的一切脱离审判程序的判决必须报告最高法庭。截至1921年秋,全俄肃反委员会与红军已基本肃清国内的政治土匪。
撤销改制
1921年12月1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由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库尔斯基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缩减包括逮捕权在内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职权,改案件的审理期限为一个月。与此同时,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要求委员会讨论改变全俄肃反委员会名称的问题。1922年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要求在最短的时限内重审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条例。1922年2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授权捷尔任斯基及托德·伊·库尔斯基拟定关于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议案。2月6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布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由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接替,内务人民委员捷尔任斯基任局长。与此同时,在
自治共和国及自治州设立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政治保卫处,以代替地方肃反委员会。
后续发展
苏联成立后,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设立了独立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且直属
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格别乌”),由捷尔任斯基担任总局长。1934年7月23日日,根据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安全总局。此后契卡几经易名、改制,于1954年3月13日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
克格勃”),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负责。1991年10月22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撤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对国家安全机关进行改组。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境内原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分部门被改制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机构职能
组织规模
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初期,全俄肃反委员会规模较小,行动也有限。为了寻求群众的配合和帮助,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人员积极下工厂、部队进行自我宣传。最初,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布尔什维克成员。自1918年1月起,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也加入了全俄肃反委员会。至1918年4月份,全俄肃反委员会直接指挥的
世界十大特种部队共750人。截至1918年1月底,
苏维埃共和国在自治州、区等省级地方共建立肃反委员365个。1918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军队、边境地区及运输部门都设立了专门的肃反机构。至1920年1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直接指挥的
世界十大特种部队增至68322人。1921年,全俄境内的卫军人数(契卡的一个分支)就超过了20万人。
职责权利
创立伊始,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总部最初设于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霍瓦亚大街2号,随着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至莫斯科,契卡总部于1920年迁至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前期职责包括:不论起因为何,一律追究并消灭全俄境内一切反革命及怠工行为;制定与怠工分子及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政策,并将一切怠工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置于法庭前;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下分情报处、负责组织全俄反革命斗争工作的组织处及作战处。根据《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的命令》,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只与国内的反革命作斗争,斗争手段仅限于没收财产、吊销供应证、迁移、公布敌人名单、监禁等措施。几日后,新出台的法律赋予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权及预审权。1918年2月23后,全俄肃反委员会被赋予拥有不经审判枪决一切投机商人、怠工者、暴徒、流氓、反革命分子、间谍等人的权力。
行为守则
全俄肃反委员会最早的工作手册是《全俄肃反委员会情报工作方法简介》及《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这些手册的撰写借鉴了
沙皇保
卫队的谍报技术,这使得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国内外的间谍行动深受沙皇保安队传统思想的影响。全俄肃反委员会人员被要求具有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对革命忠诚、作风正派并富有牺牲精神。成立之初,捷尔任斯基禁止全俄肃反委员会人员粗暴对待他人,禁止使用手枪或其它武器威胁他人,违反者将被处以三个月以下监禁,或被开除或被驱逐出
莫斯科。
主要事件
消灭怠工
1918年1月4日,全俄肃反委员会人员在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命令下搜查罢工官吏的据点铸造街四十六号楼第十七号住宅,扣留了包括国家机关职员协会联合会主席阿·米·孔德拉季耶夫在内的一众工作人员及来访者,并在缴获的文件中得知中央罢工委员会已成立了旨在变区域性罢工为全国性罢工的中央组织。捷尔任斯基草拟了“孔德拉季耶夫一案应予逮捕的组织者”名单,并亲自审讯了被全俄肃反委员会抓捕的组织者。全俄肃反委员会查明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把持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支持反革命怠工分子。1918年3月14日,全俄肃反委员会将调查资料移交至革命法庭侦查委员会。经审查,法庭判决中央罢工委员会成员有罪。
打击间谍
1918年1月,全俄肃反委员会查获了妄图在
圣彼得堡发动暴动、推翻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卡列金将军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反革命小组“困难军官救济会”,逮捕了包括阿·彼·奥廖尔中尉和前
上校尼·尼·兰斯科伊在内的约三千五百名成员。3月间,全俄肃反委员会查获了为反革命队伍募集人员、提供物资的地下组织,逮捕了美籍人士弗·阿·巴里等人。5月至6月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西部州
斯摩棱斯克车站扣押了一名与波列奇县地主有联系的反革命军队招募官。通过对波列奇县地主塔尔诺夫斯基庄园的搜查,全俄肃反委员会查获一份“赞成保卫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人员名单”。在对涉事人员进行逮捕及审讯后,全俄肃反委员会清除了该反革命团体。
1918年8月,肃反人员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铁路普列谢茨卡娅站扣捕了为反革命分子科瓦列夫斯基递送谍报的人员,并逮捕了与反革命分子勾结的前上校米哈伊尔·库罗琴科。8月29日,肃反人员又在迪卡亚站上逮捕了一批白卫分子。9月,肃反人员查获了受德军司令部支持的保皇派联盟“我们的祖国”的分支组织多尔曼组织的武装弹药仓库,缴获了仓库内的弹药,逮捕了包括首领米哈伊尔·多尔曼、旧军官亚历山大·扎哈罗夫、维克托·分拉也夫斯基、律师斯坦尼斯拉夫·日丹诺维奇在内的组织成员。此外,肃反人员还逮捕了为多尔曼组织提供经费的
斯摩棱斯克省地主恩格尔加尔特等人。与此同时,在掌握了外交官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后,肃反人员包围了英国使馆,并逮捕了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英、法驻
莫斯科外交人员。
打击无政府主义组织
1918年2月13日,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克鲁佩宁、弗·巴尔马什、阿巴·哥尔金及巴·德·图尔恰尼诺夫创办了“无政府主义小组莫斯科联合会理事会”,组建了“黑卫队”。受该理事会的影响,“风暴”、“捷斯马”等无政府主义小组迅速发展壮大。这些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成员抢劫私人住宅、占据他人房屋,妨碍社会秩序。
在红军的支持下,全俄肃反委员会于4月24日解除了莫斯科市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武装,枪决了包括谢·库津、伊·德·斯洛普在内的人员。与此同时,全俄肃反委员会对萨拉托夫、
圣彼得堡、沃龙涅什等城中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采取了有效的监管措施。1918年4月24日至4月25日莫斯科市内约26个无政府主义政治中心遭到肃反委员会的袭击,约40名无政府主义者被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杀害,大约500人被捕入狱。作为对无政府主义者抵抗的回应,全俄肃反委员会对所有反对者进行镇压、处决和逮捕,此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被称为“红色恐怖”。
打击异党叛乱行动
1918年春夏两季,
孟什维克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举行反苏维埃政府叛乱活动。5月20日至5月27日,
右派社会革命党举行第八次理事会,宣布成立由
立宪会议选举的“民主政府”,主张在国际
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武装起义的形式推翻苏维埃政权。6月26日,有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参加的“
莫斯科工厂代表非常会议”在亚历山大罗夫铁路俱乐部召开,会议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举行罢工。
1918年6月2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人员逮捕了包括领导人拉·拉·列佩尔在内的十名社会革命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经全俄肃反委员会查明,社会革命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勾结反动势力,从事情报收集工作。6月26日,全俄肃反委员会人员逮捕了参加“无党派会议”的参加人员。8月5日,全俄肃反委员会人员逮捕了在莫斯科集会的孟什维克人员、崩得分子及社会
革命党人。
打击左派分子
1918年7月19日
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在德国驻莫斯科使馆被自称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勃柳姆金及革命法庭成员的两名刺客枪杀。经查证,此事是肃反委员会中的工作人员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所进行的刺杀活动。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亲自前往三仙巷内,要求由左派社会党人德·伊·波波夫负责的肃反委员会部队交出勃柳姆金。未果,捷尔任斯基被逮捕。20日凌晨,全俄肃反委员会与苏维埃部队对叛乱分子采取军事行动,捷尔任斯基被释放,包括原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弗·亚·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内的十二名叛乱分子被肃反委员会枪决。
对抗“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
1918年5月,全俄肃反委员会接到克林姆林宫警卫团团长拉脱维亚的消息,称原士官生伊万诺夫与一个正在策划暴动的地下组织有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雅·克·彼得斯及行动处长拉齐斯亲自负责此事。6月11日,全俄肃反委员会包围了伊万诺夫经常出没的小列夫申斯基巷3号房,扣留了房主人西多罗夫、伊万诺夫、旧军官勃·勃·帕尔费诺夫等人。肃反人员在房中发现了步兵营配置图、军队布防信息、“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的纲领、《实现共同目标的注意事项》等物品。随后,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的步兵司令
阿尔弗雷德大帝上尉。7月份,”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的头目领导会员在
雅罗斯拉夫尔、
雷宾斯克及穆罗姆三地先后爆发反苏维埃暴乱。当地的肃反委员会及时侦破了暴乱,并与当地布尔什维克卫戍部队及工人群众对敌人进行打击。事后,全俄肃反委员会枪决了包括白卫武装队司令伊·伊·波波夫在内的多名同盟分子,并派遣以会务委员德·格·叶夫谢也夫为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前往雅罗斯拉夫尔。
枪决遇刺案主谋
1918年9月11日,
圣彼得堡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莫伊谢伊·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被社会
革命党人枪杀。1918年9月12日,在米赫里逊工厂群众大会结束演讲后,列宁被
右派社会革命党女刺客芬尼·卡普兰近距离射击三枪,伤势严重。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雅·克·彼得斯、全俄肃反委员会肃反处处长恩·阿·斯克雷普尼克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米·尤·科兹洛夫斯基等人对凶手芬尼·卡普兰及坎涅基谢尔进行了审讯。二人拒绝供认同伙及其所属政治组织后,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其施行枪决。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秘密警察进行了全城大搜捕,并逮捕了
英国间谍罗伯特·洛克哈特。
查封反革命报刊
针对反革命报刊的反
苏维埃行径,全俄肃反委员会特设由雅·克·彼得斯领导的出版局,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下,对
莫斯科城内的多家反苏维埃报社及印刷反苏维埃期刊的印刷厂进行查封。1918年5月至6月间,全俄肃反委员会共查封了包括《前进报》《俄国自由报》《号召报》《我们的时代报》在内的近六十家报刊。为此,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发动了反对“迫害报刊”、反对“肃反委员会专横”及“保卫出版自由”的运动。全俄肃反委员会驳斥了这些攻击,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以最坚决的措施予以制止”。
揭露“民族中心”地下活动
1919年6月25日,包括“红丘炮台”要塞、“奥勃鲁切夫”要塞在内的地方要塞与英国间谍勾结,爆发叛乱。当天,叛乱者占领了肃反委员会所在地、苏维埃机关等地,逮捕了三百余名共产党员及非党军官与战士。暴动被粉碎后,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雅·克·彼得斯的领导下,一万五千名
圣彼得堡工人与全俄肃反委员会人员对包括
罗马尼亚使馆在内的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外国领事馆及大使馆进行搜查,全俄肃反委员会人员缉捕了数百名反革命分子,没收了大量的手枪、步枪、子弹、
机关枪、炸弹等军用物资。
相关争议
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处决的受害者人数一直
存有争议。根据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家谢尔盖·梅尔古诺夫(Sergei Melgunov)的说法,仅1918年、1919年两年的时间内,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处决的人数就达到1,766,188人。瓦迪姆·埃利克曼(Vadim Erlikhman)的调查数据显示,“红色恐怖”时期,被契卡处决的受害者至少有120万人。根据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的说法,在1917年至1922年期间,共有14万人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处决。根据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张远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918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共惩治了31489人。其中,全俄肃反委员会共枪决6185人,逮捕入狱14829人,送进集中营共6407人。俄官方数据显示,在1918年,被契卡处决的受害者人数(仅限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约6300人;在1919年,被契卡处决的受害者人数(仅限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约3456人。还有资料显示,自1917年12月至1922年2月,每年共有近28,000人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处决,在红色恐怖初期被枪杀的人数至少有1万人。
后世影响
全俄肃反委员会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保卫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之初只负责搜查和预防犯罪,其主要任务是同怠工作斗争。然而,随着其权利的膨胀,其不经审判和调查就对犯人判处枪决且不允上诉的行为对俄情报机构及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象征标志
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徽章上有剑和盾牌的形状,其中,剑是与敌斗争的象征,盾是捍卫革命的象征。
重要领导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被尊称为“契卡之父”或“克格勃之父”。前期,在他的执掌下,全俄肃反委员会处理包括投机、伪造、间谍在内的各种犯罪,其执行的死刑犯大多为匪帮及反革命者。后期,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全俄肃反委员会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神秘性的,手段和行动不受司法机关约束、无规则、无底线、无所不管的机构。契卡杀人无需请示批准,可以随意枪决。1917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他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22年2月至1923年11月间,他担任隶属于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1923年11月至1926年7月间,他担任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1926年,捷尔任斯基因
心肌梗死逝世。
相关评价
列宁评价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他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党校教授
侯少文评价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高度集中的体制有利于集中全国的力量实行统一的行为,对粉碎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叛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体制滋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严重限制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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