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淡秋（1906年-），男，出生于六敖镇小蒲村的书香家庭。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自1931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笔名包括林彬等。

林淡秋，192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学攻读英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被封闭，与柔石等在宁海中学义务教书。1928年初南下广州市，以中山大学旁听生名义，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阅读五四以来新文学著作。半年后返回，进上海艺术大学英文系。当年冬，因支持德租界电车工人罢工，被羁押周余。获释后，至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兼该校图书部主任。1930年春回上海市，与柔石等同为革命奔波，从事文学活动。先后翻译出版《布罗斯基》、《列宁在一九一八》、《丹麦短篇小说集》(与柔石合译)、《时间呀！前进》、《中国的新生》，以及《红星照耀中国》、《续西行漫记》(与他人合译)等。1933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与评论。同年，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常务委员、组织部长。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初，我和淡秋认识不久，常常找他去聊天。那时他住福履里路（今建国西路）一座弄堂房子里的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面只放得下一床、一桌、两椅，他和唐康就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我去聊天时，三人中总有一人得坐在床上，但是在这样的小屋里，我们仍谈得十分欢畅。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常常不顾人家的麻烦，就自动留在他们家吃饭。唐康取出一只小小的打气煤油炉，淘米煮饭，然后再用一个小油锅，把早上买来的裙带鱼收拾干净，放进油锅一炸，三个人就围着小书桌吃起来，我吃得特别有味道，所以常常喜欢到他家聊天再吃这么一吨饭。有一次时间过晚，我把自己的长衫忘在他家了。直到六十多年后，唐康还几次对我笑谈这件往事，说我年轻时如何粗枝大叶、生活散漫。这段时期我们身在孤岛，生活艰难、环境险恶、却很愉快地从事着地下工作。朋友之间没有猜忌、没有摩擦，或者其它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有时也会发生争吵，但不久就乌云消散，不留下任何感情的芥蒂。这种坦率纯真的生活真是令人向往。

淡秋常跟我说，他身上具有农民性格。我那时从未去过农村，根本不知道农民性格是什么。我只感到，他从不会掩饰自己，总是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内心的感情袒露出来。有一次，我和他还有满涛一同走在马路上，行至半路，天色骤变，雷声隆隆，闪电划破了的天空。随着一声炸雷，大颗大颗的雨点落了下来。这时淡秋惊慌失措，拿着手里的一本杂志挡在头上，满脸惊慌地到处寻找躲藏的地方。满涛和我看了不禁大笑起来，我们真没料到，一场暴雨就把他吓坏了。他就是这样天真，这也算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吧。

他也有农民性格中倔强的方面。孤岛中期，他满怀热情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那时，新四军成立未久，物质条件极差，这一点对淡秋来说不成问题，他能吃苦，也不怕吃苦。但那里使他感到不适应的，却是需要绝对的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刻板生活。他作为一个文化人，自由惯了，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拘束。尤其，他是一个作家，对文学有深刻的理解，和部队里须按照严格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任务去写作完全不同。新四军宣教部的领导叫他为新四军创作军歌歌词，他欣然接受了。不料，领导却指定他把一些政治口号填嵌进去，而且这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换了别人，也许觉得这不是去搞文学创作，而是去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就会接受下来，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填写军歌歌词。可是淡秋执拗得很，他对于写作有自己所深信的那一套，决不苟且，以为一旦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就是对工作不负责任。所以，他固执地不肯按照领导的交代去写。但是，当时以政治标准挂帅的领导，怎么可能理解淡秋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态度呢？那时皖南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被提到领导岗位上，其中有一位是"一二。九"学运的领袖和民先的领导，但他到了皖南后，很快就和当地的干部同化了。当时皖南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是有偏差的（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央来检查工作，才把这一偏差加以纠正）。不过在纠偏以前，知识分子初到皖南压力还是很大的。比如聂绀弩就受到了歧视和批判。当皖南举行鲁迅逝世三周纪会时，先由聂弩演讲。聂说："在抗日的新形势下，阿Q倒下去了。"接着就由那位学运领袖（这时他在新四军政治部有一定重要的职务）上台发表讲话。他针对聂绀弩的话说："阿Q倒下了，聂绀弩站起来了"。当时这种歧视知识分子的例子很多，辛劳、骆宾基都有过类似的遭遇。淡秋对这些事看不惯，虽然新四军的领导对他耐心地做了工作，他还是固执己见要求调回上海市，这对淡秋今后的的政治命运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是很早参加革命的党员，做了很多的工作，可他始终没有政治化，对个人在政治上的升降沉浮并不在意。抗战后，组织上派他在\u003c时代日报\u003e工作，天天值夜班，白天又睡不好觉，很辛苦。但他工作得很认真，一句怨言也没有。解放后，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本可以担负一些重要的工作，但组织上只派他在\u003c解放日报\u003e做一名普通编辑，他欣然接受了，没有任何不满。在《解放日报》工作了二、三年后，负责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发现了他，立即把他调到\u003c人民日报\u003e任副总编，负责文艺部门工作。他和胡乔木于抗战前就相识，他们曾在社联一起工作过。胡乔木知道他的革命经历，也了解他的工作能力，所以很快把他调到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岗位上来。这时《人民日报》的社址在王府井大街，我到北京市开会时曾去看他，他的办公室是一间兼作卧室的狭窄的小房间，摆了几件简陋的旧家具，几乎把房间挤满。淡秋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乐而不疲的工作，哪里像一个副部级的领导。他还像平时那样，没有架子，随便说笑，平等待人，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过去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虽也有一些例外，大多都像他一样，保持了这种朴素的作风。但是后来这种作风就很难看到了。那时，淡秋对胡乔木很敬重。有一次他笑着批评我说："你讲这些话，要是让乔木听见了，他一定会批评你的。"

反胡风斗争，我被卷入，受到隔离审查，两年后被释放回家，当时和一切朋友都断绝了来往。可是张可拿出两封朋友的信给我看，一封是姜椿芳写来的，另一封就是淡秋写来的。这两封长信都是在我被隔离的时候写给张可的。当时我被定为贱民，处于政治最底层，谁也不敢理我，甚至过去的朋友在路上相遇，也都掉头而去。可是老姜老林并没有因为我成为反革命而对我失去信任，他们毫不顾忌写这样的信会担待怎样的风险，仍以兄弟般的深情，对我的不幸表示关怀，对张可表示慰问。在严冬的空气中送来的这种温暖，使我对生活感到绝望的心，重新闪现出光亮。可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不愿意牵连关爱我的人。我狠了狠心，就把这两封珍贵的来信给烧了，并且跟张可说不要回信，以防带累他们。

我和淡秋重新相聚已是二十多年以后了。那时我已年逾六十，而淡秋更是垂垂老矣。他是到上海市来治疗眼病的。后来，我到杭州市去拜访他，他是那样的高兴，拉住我不放："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我们抵足而眠，痛谈一夜。"虽然我并没在他家留宿，可是那夜，我直到深夜才离去。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他在运动中也遭不幸。虽然没有戴上帽子，可是被赶出了《人民日报》，降了级，下放到杭州。他说在鸣放期间，胡乔木开列了名单，要他去组稿，让这些人去鸣放。可是风云急转，反右开始，他受到了批判。我问他是怎么挨整的，他说胡乔木不承认鸣放期间是他指定淡秋向那些人组稿的。淡秋又说幸亏邓拓保了他，才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这次淡秋和我说起胡乔木，和他在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工作时完全不同了。淡秋去世后，唐康曾把这情况写进她的回忆文章中。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吸吮抗战初地下党文委乳汁长大成人的，他们对我的思想和人格成长，曾起过重大的影响。我所说的地下党文委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许多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人组成的，而淡秋就是其中的一个。

郑成功（儿童文学）1934，商务

麦哲伦（儿童文学）1934，商务

抗战文化与文化青年（散文）1937，上杂

黑暗与光明（短篇小说集）1939，光明

交响（短篇小说集）1941，海燕

雪（短篇小说集）1947，民声

散荒（短篇小说集）1955，人文

业余漫笔（散文）1958，新文艺

林淡秋选集 1983，浙江省文艺

赫伯特·威尔斯自传（长篇小说）英国韦尔斯著，与方土人合译，1936，光明

未来的欧洲大战（散文）1937，生活

丹麦短篇小说集 与金桥合译，1937，商务

大饥饿（长篇小说）挪威包以尔著，1937，商务

在西班牙前线（报告文学）西班佛朗克？匹特卡仑著，1937，香港华南图书馆

中国的新生（报告文学）英国勃脱兰著，1939，上海文缘出版社

华北前线（报告文学）英国勃脱兰著，1939，上海文缘出版社

列宁在1918年（电影剧本）苏联T?磁拉托戈路瓦、A?卡普勒著，1939，香港读书生活出版社

时间呀，前进（长篇小说）苏联卡达耶夫著，1946，新知

巧克力（中篇小说）苏联罗蒂洛夫著，1947，新知

布罗斯基（长篇小说）苏联潘菲洛夫著，1956，上海华夏书店。

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电影剧本）苏联卡普勒著，1956，新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