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1917年-1994年），原名张璞君，男，祖籍平度市，出生于吉林珲春，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边陲线上》《骆宾基短篇小说选》《大上海的一日》等。骆宾基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击协会桂林分会理事，《战旗》《文学报》《东北文化》主编，历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北京电影编剧创作所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联第四届委员。他在20世纪40年代是一位富有个性的作家，受到契诃夫艺术风格的全面影响，作品以生活流和人物形象为特点，非善恶脸谱化。1994年6月，骆宾基因病去世，享年77岁。

原名张璞君，1917年生于珲春市一个经营茶庄的小商人家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14岁的骆宾基是高小学生，班主任选读了阿尔丰斯·都德《最后一课》的译文，深受启发。16岁时，骆宾基离开家乡，到济南正谊中学学习，后来转到北平市学习。那时，其父亲因债务缠身已郁郁而亡。骆宾基寓居北平山东会馆，到大学旁听，到图书馆自修，学习文学及社会科学理论。

13岁时到县立高小插班读书。1933年去北平读高中，因错过了报名时间，只好去北京大学旁听，到国立图书馆读书。1935年暑期回到珲春，想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但边境已被关东军严密封锁，便转赴哈尔滨市。

1936年10月，《边陲线上》即将收尾，却传来鲁迅逝世的噩耗。骆宾基在悲痛、失望中鼓足勇气致信茅盾，茅盾接连三次推荐。

1937年5月，上海天马书店准备出版，但淞沪战争爆发，天马书店被焚毁，幸运的是书稿被王任叔保存了下来，再次回到茅盾手中，直到1939年11月。经茅盾第四次推荐，《边陲线上》终于在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读者见了面。

骆宾基在上海写作《边陲线上》十分艰苦，他讲述了当时的创作过程：“南方的酷暑是叫人坐不住椅子，躺不住床铺的，然而在沪西汶林路一间房子里终于度过了三个月零几天的孤寂而闷热的生活。夜间约莫十点多钟，窗外就有凉风扑来了。弄堂里照例有人砰砰敲门，不知是电影院的售票员还是酒座咖啡馆一类的侍者，他每夜定时归来，闹一顿。我必被惊醒，立即揉揉眼，扭亮灯，开始写作，一直到灯光减淡，玻璃窗发白，弄堂里有人扫道或刷马桶声时，掷下笔，通通气，才上床睡去。”

《边陲线上》的出现，标志着骆宾基文学生涯的开始。

骆宾基与张洁的父亲是挚友，可以说也是张洁文学写作的恩师。 张洁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是在骆宾基的帮助下完成的，篇名也是骆宾基给取的。张洁曾写过一篇文章《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叙述骆宾基对她写作的指导。

在一次《北京文学》的颁奖会上，张洁谈到骆宾基的帮助，谈到编辑傅雅雯的支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最先投稿《人民文学》杂志社，被责编退稿，与崔道怡先生无关。那是我的第一篇创作，当然很幼稚，而退稿更说明，我没有文学创作的才分，于是稿子就撂下了，我也熄灭了自己的文学之梦。骆宾基同志知道后，不但亲审原稿，还写信给我，信中多有鼓励、称赞，并让我转投《北京文学》。很幸运，我得到了傅雅雯老师的支持、认可，甚至一字未改地发表了。我对傅雅雯老师始终心存感激，如果没有她，我肯定死了写作的心，那么文坛也就没有一个叫做张洁的人，在这里胡蹦乱跳了。”从这些言谈可以看到，张洁对前辈骆宾基的那份深深的感激。的确，如果不是骆宾基的鼓励，我们就看不到《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等的力作。

古立高：宾基同志表面看来，并不怎样聪敏睿智，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迟讷；他生一副最普通的劳动者的相貌，且不大修边幅；但他内秀，怀有一颗倔强、坚毅的心，自幼追求光明、进步，是一个少有所成的英才！

郝庆：。他锲而不舍地从事文学创作，其中尤以小说见长，被誉为“小说缪斯”、“短篇圣手”。他的文学著作被翻译成英、法、俄、日、朝等多种文字出版，他的名字和成就被刊载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权威百科全书和世界最著名作家辞典，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荣誉。

电影《萧红》上映期间，除了有学者指出电影追求“八卦”与史实有诸多不符之后，影片主人公之一——骆宾基的儿子张书泰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电影《萧红》的“四角之恋”使得外界误以为萧军、端木蕻良与骆宾基是因爱同一个女人而生恨、成仇，甚至网上流传一种说法，称“萧红在端木离开之后，曾经答应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这些都是以讹传讹。

张书泰先生表示，影片有两处曲解了骆宾基的明显硬伤，“我的父亲是一位性格豪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山东籍东北地区汉子，当初，他照顾孤苦伶仃的萧红时，完全是一种心态耿直的朋友之谊，其中也含有弟弟心疼姐姐的质朴情愫，而不是电影里塑造成的朦胧浪漫的世俗‘姐弟恋’，这是第一处硬伤；第二处硬伤是，电影画面中，萧红的最后一刻，似乎我父亲也离她而去，这也是不对的。实际的情形是，当初日军开始轰炸香港特别行政区，左派作家便准备撤离到内地，我的父亲骆宾基也准备跟随茅盾先生等人一起撤退，但考虑到他的多年好友、也是萧红的弟弟，曾告诉他自己姐姐在香港病得很重住在医院，嘱他方便时去看看。想到萧红需要人抬运，于是我父亲便去医院找她，并协助端木蕻良把萧红几经辗转安顿到一家旅馆。正当我父亲准备与萧红话别时，不想端木蕻良却不见了。萧红告诉我父亲他不会回来了，请求我父亲留下来照顾，并由此陪伴了她在世的最后44天。当初，我父亲并没有带任何换洗衣服，加之惦记留在家中呕心沥血两年创作的《人与土地》的手稿，所以，后来当他看到萧红病情有所好转，而端木又已出现时，就告诉萧红他要回家去取东西。哪知由于突遇日军戒严，当日未能归来。当他次日回来辗转找到萧红时，她已昏迷不醒，并当天死在父亲怀中。”

张书泰告诉记者：“我父亲与端木之间的公开翻脸不是因为争夺萧红的情感归属，他与萧红是纯粹的姐弟之情，而是因为我父亲认为端木蕻良作为一个男人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承担起责任、不仗义地抛弃了萧红。关于这些矛盾，我父亲在《萧红小传·修订版序》中做了详细描述，五十多年里，端木蕻良和萧军都没有对其中的记述有任何公开争辩。实际上，我父亲和萧军后来一直作为挚友来往，我们两家的后代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友谊。”

2017年是作家骆宾基诞辰100周年， 6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在京举行骆宾基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座谈会并致辞。李敬泽、张炯、陈建功和姚军、张守仁、刘林波、王升山、韩文敏、李海文以及骆宾基之子张书泰等专家学者、骆宾基亲属及故交好友等与会。

2017年11月15日，吉林省珲春市委、市政府在市中心龙源公园举行骆宾基雕像揭幕仪式，纪念和缅怀骆宾基先生光辉的一生，表达家乡人民对骆宾基先生的景仰和敬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