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养媳（child bride），又称为“养媳妇”“小媳妇”“待年媳”，是一种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正式结婚的婚姻形式，也是旧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婚姻形式。

童养媳这种婚姻制度在中国大概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周代时，从藤嫁制度中已经可以看到后世童养媳制度的影子，而关于童养媳的记载则始于大约宋代的时期，明朝后童养媳的风俗逐渐盛行，遍及中国各省区；中华民国虽进行了婚姻改革，但收效甚微；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与施行了新的婚姻法，使得童养媳婚姻从根本上得以杜绝；2020年10月24日，河池市地区发布了《关于依法打击早婚早育违法行为和倡议破除婚育陋习的通告》。

童养媳是落后的封建包办婚姻形式，严重违背广大女性婚姻自主意志， 在其不及成年时就被实行婚配，在一定程度上危害着女性的身心健康，而单薄羸弱的童养媳既不谙世事，也无力反抗，只得任由摆布；同样，对男子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对童养媳不满，也没有选择的自由。

童养媳是旧中原地区社会特有的一种婚姻形式，是指女孩在幼年的时候被夫家收养为养女，到成年、法定年龄或习惯婚龄便正式结婚的婚姻制度。

封建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下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也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严厉的家长一统制的封建家庭关系。一个大家庭，家事统于尊。统于尊的结果，子女即使成年了，也只能充作父母的附品。于是，包办子女的婚姻大事，被理所当然地当作父母的特权了。这种特权，客观上也是父母的义务，正是产生领童养媳旧俗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的作祟也是领童养媳旧俗产生的一个原因。在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下，根本没有女子的地位，一般女子出嫁，等于被家族永远开除。更何况生在贫寒之家的女孩，父母无力抚养，也就更产生了早早送人的念头，这样领童养媳也就成为当然了。

童养媳的流行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女家贫困，贫苦人家生下女儿无力养活，就把她给了人，长大后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二是节省结婚费用，婚礼往往讲排场，所需费用很多。童养媳婚可以大大减少开支，男方抱养待年媳不需要财礼，正式结婚时，仪式要比大娶简单得多，可省不少钱，女家也不需要赔嫁妆，无破家嫁女之忧；三是为公婆或丈夫重病而“冲喜”，通过提早结亲的喜事，使患者的病治好。如清朝钱伯城（今常州市）人汪氏十三岁时因李绶馥的母亲病重，而做了李家的待年媳；四是为了不至于溺婴而将孩子由他人养活成人，童养媳与溺婴习俗具有共时性，童养媳有弥补因溺婴造成的性别不平衡的作用。

魏晋以来，士族门阀占主导地位，使得谈婚论嫁普遍看重 门第。五代十国时由于战乱，旧士族土崩瓦解，婚俗大变，婚姻注重财产而轻门第。部分贫寒的小农之家无力婚嫁，简单经济的童养媳婚姻便应运而生了。

周代时的藤嫁制度中已经可以看到后世童养媳制度的影子。那时候随正妻同嫁的妹妹或侄女因年少随嫁，她们中许多人往往有末成年的女孩，她们随嫁过数年成人后方能成婚；自秦汉以后，帝王后宫的人数众多，有部分是被选拔进来的幼女或幼小时因罪入宫。这些幼女成年以后，有的被帝王宠幸有的赏赐给予弟，这就实为童养媳的先声；三国时，东夷沃族女孩，长到16岁夫家就接去长养为媳，成人以后回到父母家，父母给些钱物再回夫家。

到了宋代，关于童养媳的记载大量的出现，宋代的许多皇后和贵妃都在年幼的时候入宫，据《宋史·后妃传》记载：开封周姓姑娘在四岁时，随姑母入宫，由张贵妃养育，侍奉赵祯，而张贵妃也是早丧父，年幼无依无靠，被纳入宫的，《明史·后妃传》记载宣宗的孙媳孙皇后， 十余岁时，被母亲介绍入宫，成祖命诚孝后抚养她，到宣宗下诏成婚后被选为嫔；由于民间的童养婚成风，元代的法律对童养媳加以保护：“诸以童养末成婚另妇，转配其奴者，管五十七，奴归宗，不追聘财。”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成婚的童养媳起到保护作用。

明朝时期，社会下层人民普遍流行养童养媳的婚俗。童养媳，又称“待年媳”，有的地区则称“豚养”。如《山西志》记载，当地有贫家之女，头发未长好，牙齿尚未换，就将女送入男家，叫作豚养，等待成年成婚。

清代中晚期，由于人口极度膨胀，再加上飘摇腐败的政治统治、残酷无情的自然灾害、痛不欲生的兵祸事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等因素的影响，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娼妓、 土匪、流民、乞丐、烟毒、会道门等诸多社会问题均达到了中华有史以来的峰值。童养媳这种由贫困触发的封建包办婚姻也在这一时期走进了它的“黄金时代”。

童养媳婚姻的婚龄差一般都比较大。清乾隆修陕西省《同官县志》记载，当地贫穷之家不能完成婚姻大礼，便将幼女童养过门，男家无力早娶者，便娶童养媳，往往造成以弱女而嫁壮夫的婚姻。这是大夫小妻的情形，此外清代还流行幼男娶长媳的婚俗。《清稗类钞》说河北省有一种“娃娃亲”，小康之家生有男孩，往往在三五岁时就娶及之女，双方年龄相差十岁左右。家贫女子的家庭往往贪图男家较多的聘资，便把女儿嫁出。女子到了男家，先以父母礼见公婆，以弟称呼其丈夫，一切井臼、烹调、缝纫之事全都承担，夜晚则哄婿而睡，白天则为他缝衣、做饭、如同保姆一样，男孩成年后，才正式举行婚礼。公婆为子娶长媳是认为雇人需要工资，又不能常年在家，娶得贫家女，既所费不多，且指挥干活可以如意；此外童养媳在夫家多受婆婆的虐待，婆婆为了今后好使儿媳妇规规矩矩地侍候公婆，便想方设法制服她，打骂是家常便饭，并强迫幼女从事各种繁重的家务劳动，童养媳往往敢怒不敢言，身心默默承受着深深的痛苦。清代著名文人郑板桥就曾写有一首同情童养媳、指责婆母的诗，名为《姑恶》。

民国时期的婚姻变革，对新式婚姻的大力提倡收效甚微，特别广大中西部地区，陈腐的婚姻制度依旧岿然不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与施行了新的婚姻法，才使得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童养媳婚姻在根本上得以杜绝。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原地区依旧有一些地区存在童养媳的婚姻制度，如河池市地区。2020年10月24日，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大化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五部门联合发文《关于依法打击早婚早育违法行为和倡议破除婚育陋习的通告》。

童养媳是多发生在一些贫穷的家庭，他们要么养不起女儿，要么贪图男方家较多的聘资，女孩还在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入男方家中，先父母父母之礼待见公婆，用弟弟来称呼未来的丈夫，白天承担所有的家务事，夜晚则需要哄婿而入眠，就像保姆一样，等到男孩成年后，才正式举行婚礼。

等郎婚是指男家婚后暂无儿子，先抱养或买进别家的幼女为养女，待到生子并达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再将自己的养女转为儿媳。有的养女至十多岁才等来郎，如果始终等不来郎，则由男方将养女出嫁，比较糟糕的是幼女成为童养媳以后，拟作为未来丈夫的人夭折，童养媳就成为了“望郎媳”要等这做再生男孩的媳 妇。这样在年龄方面很多都与男方存在不小的差距，她们选择在吉时过门时一般拜天地祖先，男女同拜的结婚仪式则等男女双方长大后再进行。如夫家家境尚佳，女孩子就可以先回娘家，待“亲迎”的日子 到来，男家前往接亲。

童养媳的婚姻礼俗从根本上讲是包办强制的婚姻陋俗，当童养媳抱养时年纪尚幼无知，长大后完全丧失了婚姻的自主权，在封建礼教下也毫无反抗的力量。同样对男子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对童养媳不满，也没有选择的自由。这种畸形的特殊的婚姻形态，在其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中，无异对女人的身心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伤害；一些童养媳与婆家子嗣共同长成，虽无血缘关系，但在某些 方面有兄妹（姐弟）之实，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社会伦理，有落后性。

童养媳是一种形式落后的封建包办婚姻，严重违背广大女性婚姻自主意志， 往往不及成年就俟行婚配，在一定程度上危害着女性的身心健康，而单薄羸弱的童养媳既不谙世事，也无力反抗，只得任由摆布。这说明童养媳也具有不言自明的包办性和强制性。童养媳婚姻最遭人诟病的莫过于童幼过门，稍能操作后便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甚至是农业劳动，却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沦为纯粹的劳动和生育的工具， 同时还要忍受随时可能的打骂虐待，毫无权益诉求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