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1919年1月19日—1999年11月18日），原名格莱迪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s），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专家、翻译家、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

1937年，戴乃迭就读于牛津大学法国文学专业，后转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1940年，戴乃迭随杨宪益回到了中国，任教于重庆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1941年2月，戴乃迭与杨宪益举行了婚礼。之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前往贵州师范大学任教。后来，他们又去往成都光华大学任教。1943年，杨宪益与戴乃迭加入重庆国立编译馆。1949年下半年，戴乃迭接受了南京大学的聘请，在外语系讲授英语及翻译课。1952年10月起，她和丈夫杨宪益被调到外文出版社工作。1968年，戴乃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外国间谍）逮捕入狱。直到1972年，戴乃迭才获释放。戴乃迭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翻译《红楼梦》。1976年，戴乃迭和杨宪益译完了《红楼梦》，然后戴乃迭又独自一人翻译了十部长篇文学著作和几十本中短篇小说。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于北京逝世。

戴乃迭1919年1月19日出生于北京，她是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小女儿，小时候虽没有学过中文，但能背诵很多首唐诗，尤其是背诵汉代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7岁以前一直居住在中国，1926年才随家人返回英国。1937年，戴乃迭就读于牛津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由于对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后转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她与杨宪益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爱到结为伉俪。

1940年，戴乃迭与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的宿舍中宣布订婚。戴乃迭的母亲强烈反对二人结婚，但是戴乃迭态度坚决，她的母亲最后只得让步。戴乃迭的父亲比较开明，但他建议女儿“先别忙着结婚，一定要在中国内地住上几年，如果觉得受得了那个苦，再结婚”。杨宪益的母亲也不支持儿子和外国人结婚，听说两人订婚的消息立刻病倒了，经过反复劝说才勉强接受。终于，戴乃迭与杨宪益两人对于爱情的执着，排除了一切的阻碍。就这样，戴乃迭跟随杨完益回到了中原地区。回国前，二人原已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聘书，但因为杨宪益的母亲担心昆明市的战乱，所以转而任教于重庆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1941年2月，戴乃迭与杨宪益以及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妹夫罗沛霖，在重庆的一家饭店举行了一场双婚宴。1941年暑假，戴乃迭和中央大学的一年合约到期后，学校拒绝续聘戴乃迭。之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前往贵州师范大学任教。后来，他们又去往成都光华大学任教。1943年，通过诗人卢翼野的推荐，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梁实秋邀请了杨宪益与戴乃迭加入该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后国立编译馆及重庆机关、学校都要复员回南京。因一时桨轮船拥挤，戴乃迭和她丈夫杨宪益不得不推迟回南京时间，直到1946年中秋节始达南京。此时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他俩虽在编译馆任研究员，但薪金微薄，难于糊口，戴乃迭不得不在美国救济总署兼职，直到南京解放。1949年下半年，戴乃迭接受了南京大学的聘请，在外语系讲授英语及翻译课。

1952夏，戴乃迭和杨宪益二人被调到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到北京后，首先他们为宋庆龄编辑她的英文版文集《为新中国奋斗》，并赶在国际会议结束之前，把这本文集发给每一位与会代表，宋庆龄也送给杨宪益和戴乃迭各一本，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感谢。10月，杨宪益和戴乃迭正式调入北京。他俩先在外文出版社从事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例如诗歌（《长恨歌》、白族民间长歌《阿诗玛》）和现代文学作品等。

1954年，戴乃迭被确认为外国专家。同时，戴乃迭与杨宪益被调人了当时隶属于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成为杂志的主要翻译人员。戴乃迭物质上享受“外国专家”待遇（高薪、三年困难时期可去友谊商店购物，可免费去北戴河海军疗养院），但在政治上却受到监视和怀疑。

1968年，戴乃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外国间谍）逮捕入狱。直到1972年，戴乃迭才获释放。戴乃迭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翻译《红楼梦》。1976年，戴乃迭和杨宪益译完了《红楼梦》（1978—1980年在外文出版社出版，并为他俩带来了极高的声誉），然后戴乃迭又独自一人翻译了十部长篇文学著作和几十本中短篇小说。改革开放以后，戴乃迭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及其它》《湘西散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古华的《芙蓉镇》，邓友梅的《烟壶》，张贤亮的《绿化树》等；数十年来，她还为《中国文学史》培养了不少知名翻译和业务骨干。晚年，戴乃迭将其一生的珍藏，包括明清字画全部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于北京逝世。

2019年是戴乃迭诞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为了缅怀这位杰出的英籍翻译家、传颂她伟大的品格和人文精神，推介她的优秀译著作品，2019年年终岁末，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书店与北京青年报“青睐”一起，举办了以缅怀为主题的戴乃迭百年诞辰纪念会。

戴乃迭说过她有两个祖国。出于对中原地区和中国革命事业的热爱，戴乃迭与丈夫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倡导者一起翻译了大量红色经典，为重塑中国国际形象作出了贡献，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中国社会科学网评）

戴乃迭少年时环境优越，性情文静谦和，仪表端庄大方，生活却极为俭朴，从不讲究穿戴，对工作一丝不苟，追求至善。戴乃迭的一生，是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奋斗的一生。她心境纯洁、善良、智慧，热爱中国，对杨宪益情深义笃，相爱相依；对中国历史文化，仰慕至深，锲而不舍，为东西文化交流架起了金色的桥梁，她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和文学家。（南京大学校友网评）

抗美援朝战争前夕，戴乃迭将自己的订婚戒指和各种金银首饰全数变卖，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飞机。

戴乃迭是英籍人士，从不参加政治运动。正因此，她在不经意中开罪了外文局的领导，政治上受到怀疑。一是1959年彭德怀“出事”，一般群众不知。戴乃迭也是从外报获悉，她给领导写信提意见：“彭德怀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儿工作，我们也是人，并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另一件是1965年左右，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史》为了“突出政治”，刊登了许多亚非拉人民对毛泽东的颂歌，戴乃迭奉命翻译后，在译稿上用英文写了批语：“childish!”(幼稚!)这在当时越来越“左”的政治气氛下是犯大忌的。最为突出的是“文革”前夕，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整理成“纪要”。1966年4月，中共中央将“纪要”批发全党。戴乃迭受命翻译，刊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戴乃迭译完后又用英文写了一段“批语”，交给了领导。批语大意为:：“这篇“纪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坟，可是在中国的对外刊物上掘外国人的祖坟(指“纪要”把西方文艺都打成“资产阶级黑线”)，这样的做法在对外宣传中是非常愚蠢的的。”《中国文学史》的领导见了大惊失色。他们把这个“烫手”的批语“压下来了”。

在狱中，戴乃迭最担心的是她的3个孩子。她唯一的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后来，能读到美国的左派刊物。当她看到美国犯人在监狱中可以与家人通信、放风时，十分愤慨，在本子上写:：“我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看守间问：“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的是法西斯主义监狱，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戴乃迭答：“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斥责她“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于是她有了本英文版的《资本论》。

戴乃迭在狱中的第一个冬天奇冷。没有暖气，窗户也是破的，以致她的耳朵上长满了冻疮。戴乃迭是独囚，没有人讲话，她便开始自言自语，或背诗，或用牙刷刷监狱的墙壁，以此活动筋骨，打发时光。狱中的戴乃迭仍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礼貌待人，对送饭的人都要说声“谢谢!”一次送饭者给她送来阳芋，问：“你喜欢吃吗?”戴乃迭说“喜欢”。那人便每天都给她送。她很感谢这位普通中国人的善良。身陷囹圄的戴乃迭特别喜欢被提审，因为她太寂寞，渴望与人交流，哪怕是在公堂。

1968年4月，戴乃迭突然中断与87岁高龄的母亲塞现林娜的联系，母亲忧心如焚。无奈之下，她用中文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述说一个母亲对女儿突然失踪的担忧，但直至塞琳娜去世，一直未有回音。戴乃迭的胞姐希尔达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便通过所在地区的议员在在议会中催请英国外交部门，通过外交途径营救戴乃迭；此外，希尔达还在英国汉学界和宗教界广泛活动，征集吁请中国释放戴乃迭的请愿书签名。

1971年至1972年间，英国媒体以《英国女士突然沉默》等为题，对戴乃迭一事作了连续报道。在多方努力之下，戴乃迭终获自由。数年后，《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对“清队”运动作了下述结论：“经过几年来的复查工作证明，外文局在清队中受审查的同志没有走资派，没有叛徒，没有特务，没有里通外国分子，没有一个阶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