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出猎图》是由元代画家刘贯道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人物画，目前被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全景式的大型作品，描绘的是孛儿只斤·忽必烈与其妻妾及侍从们狩猎的情景。画中元世祖身着红色衣服和白色裘皮，骑着黑色骏马。画中共有十个人物，包括弯弓搭箭、驾驭猎鹰和德国猎犬的人，他们的动作似乎是在进行围猎。

《元世祖出猎图》的画面展现了一片北方沙漠地带，背景是单调的黄色沙丘。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一支骆驼队伍正在穿越。近处有多组人马，他们或是拉弓射箭，或是牵着猎鹰和猎豹，都是在马上进行狩猎的状态。其中，穿着白色裘皮、骑着黑马的人应该是孛儿只斤·忽必烈，与他并驾的女性似乎是皇后。此外还有八位侍从，其中包括一位中亚籍的奴隶。其中一个侍从正在拉弓瞄准天空中的猎鹰，而其他人则注视着元世祖身后那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所指向的方向，仿佛已经发现了猎物，正在准备围捕。

刘贯道：至元十七年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恭画。

《元世祖出猎图》创作于1280年，属于一幅大幅作品。左下方的题款显示，该画作于至元十七年二月，由时任御衣局使臣的刘贯道绘制。这幅作品是他成为御衣局使的第二年所创作的作品。

《元世祖出猎图》中包含了人物、鞍马、鹰、狗、骆驼等多种元素，其中对人物和鞍马的描绘尤其详细。画中的人物可能都是通过写生获得的形象，年龄和性格各有差异，甚至面部肤色都不一样。马匹的造型除了颜色上的区别外，它们的姿态也没有重复之处，马的身体结构和透视关系都符合解剖学原理。孛儿只斤·忽必烈乘坐的那匹马虽然静止不动，但依然展现出一种威严和活力。画作中还展现了数十个角色的不同状态，特别是对处于中心位置的元世祖的刻画尤为细致。他骑着青马，戴着紫貂帽子，穿着红色的衣服和白色的裘皮，脚踩皮靴，坐在马上，身体微微转向左侧，目光坚毅地望着远方。与他并肩而立的可能是皇后，她穿着白色旗袍，骑在一匹红缨装饰的马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的四位猎人在元世祖的右侧，其中一个人正在拉弓瞄准天空中的猎鹰，而其他人则注视着他身后那位穿着红色衣服的人所指向的方向，似乎已经在前方发现了猎物，正在准备围捕。在前景和孛儿只斤·忽必烈与皇后的两侧共有八名侍从，他们有的拿着箭袋，有的握着猎鹰，有的拉弓寻找目标，有的放狗追逐，有的挥舞长矛，有的扬起马策，他们的姿态或仰或俯，坐骑的颜色和形态也各不相同。背景中，远处的沙丘之间隐约可见一队骆驼商旅，整个画面呈现出北国荒漠的壮丽景象。

画中的人物和鞍马形象特别丰富多样，老幼不同，神态各异，就连脸上的肤色也有差别。尤其是元世祖的形象，就像是直接从真人身上复制下来的。马匹的塑造不仅色彩多变，而且姿态各异，有的低头吃草，有的站着休息，有的抬头远望。孛儿只斤·忽必烈骑的那匹黑马虽然没有明显的动态，但却表现出一种生动有力的感觉。即使是对人物和坐骑的每个细微部位，以及复杂的装饰图案和纤细的马鬃，画家也都交代得清楚明了。

在构图方面，《元世祖出猎图》采用俯瞰视角，营造出开阔壮观的场景。远处的沙丘上点缀着一列骆驼，增加了画面的空间深度感。

清朝早期文学家纳兰揆叙在其诗作《题元世祖岀猎图》中描述了元世祖的英勇风采，以及他在秋冬季经常举行的狩猎活动。诗人通过观看这幅画，仿佛亲临了当时的狩猎现场。他还提到了狩猎队伍的规模和装备，以及孛儿只斤·忽必烈和他的妻子的装束。诗中还描写了狩猎过程中的紧张气氛，以及猎人们捕捉的各种动物。结尾部分，诗人表达了对这幅画的喜爱之情，认为它不仅展示了元世祖的勇武，还蕴含了战争策略的信息。

特别是在元朝时期的服饰实物资料较为稀少的情况下，这幅画成为了研究蒙元服饰的重要艺术参考资料。

《元世祖出猎图》的历史传承并不为人熟知，画作本身并未提供丰富的收藏信息。在清代的大型书画目录《石渠宝笈》中并无相关记录，但在《故宫书画录》卷五有所提及。在明朝和清朝时期，这幅画曾被称为《藩王出猎图》，直到清朝康熙才开始明确称为《元世祖岀猎图》。1924年，随着辛酉政变的发生，清末皇帝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随后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和保护故宫内的文物。在这一过程中，工作人员在钟粹宫发现了《元世祖出猎图》。此后，这幅画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部分，经历了多次迁移，最终在台湾展出。

2016年10月6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名为“公主的雅集：元朝皇室与书画鉴藏文化”的展览，其中《元世祖出猎图》作为展品之一参与展出。

他曾为孛儿只斤·真金绘制肖像，得到了孛儿只斤·忽必烈的高度赞扬，并因此被授予御衣局使的职位。他是元朝初期宫廷的绘画大师，擅长绘制道释、人物、山水、花竹、鸟兽等各种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