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转向"（英语：the Linguistic Turn）是指自二十世纪早期起，语言的本质、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逐渐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西方的哲学研究从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主要问题的研究范式逐渐转向为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这一概念最早由古斯塔夫·伯格曼于1964年在《逻辑与实在》中提出。随后这一概念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广泛传播并获得认可，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转变的重要标志。

语言学转向出现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思想作为个体的主观产物，需要借助语言媒介向外界表达，语言使主观的思想能够受到更加客观的审视和讨论，同时，语言中的词汇、语句以及语句所能表达的含义也对哲学思想产生着限制。因此，语言的重要性逐渐在哲学界凸显。二十世纪的逻辑学、物理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也为语言学转向提供了思想资源。语言学转向中的哲学家们强调语言的构成、符号、语义以及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用现代逻辑的分析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把以往的认识论、形而上学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其中代表性理论包括弗雷格的概念演算、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逻辑原子论、以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等。如逻辑原子论通过将复杂抽象的事实状态拆分成符号化的事实语句达到形式化分析的目的。

语言学转向后，分析哲学逐渐发展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为现代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 此后，学者们开始更清晰地区分哲学和物理学、澄清论证的一般结构以及探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同时，语言学转向还使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整体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如社会学、文学和法学等学科都以语言学为基础发展出了新的理论。在语言学转向出现前，许多人文社科领域理论主要以勒内·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认识论哲学作为前提，语言学转向让学者们更加意识到逻辑和语言对思维所产生的影响。美国当代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认为“语言学转向这一过程强调了语言在解构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并推动了哲学研究中关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探讨。”

1953年，语言学转向的提出者古斯塔夫·伯格曼在《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和形而上学的重建》一文中指出，当下多数哲学家都通过确切的语言来描述世界，从而使语言成为哲学家们在方法论上的讨论前提和出发点。伯格曼的论文后来被收入理查德·罗蒂1967年所著的《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中。理查德·罗蒂在书中聚焦于探讨语言哲学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一种可能解决哲学问题的方式是重新组织表达问题的语言或是更加深入的理解语言本身的作用。同时，不同哲学家对语言学转向这一重要的发展进程有不同的表述和认识。

在语言学转向的思潮中，英国哲学家达米特坚定地主张对语言的讨论是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哲学的各个领域形成之间的关系属于层次系统，某些哲学领域比其他领域更加基础。而语言和逻辑就属于基础的哲学领域之一。 而神学、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等都属于离基础较远的应用哲学。因此，包含达米特在内的一派不再为知识的权利辩护，而是更倾向于探究表达知识的语句的意义。

牛津大学哲学家皮尔斯则对于语言转向的依据提出了另一种表述。他认为语言哲学家对于哲学研究的定义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似。批判哲学主张考察和批判思想，而语言哲学主张考察和批判作为表达媒介的语言。他将哲学分为前批判的与批判的。以语言学转向时期的代表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例，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旨在考察和批判语言。其最终目的是要给语言划定界限，分清何种哲学概念是可以表达的，何种是不可通过语言清晰表达的。

在语言学转向出现之前，传统的哲学研究主要以勒内·笛卡尔的认识论为中心，聚焦于人类知识与认识之间相关性的问题。语言学转向产生于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在二十世纪初期，逻辑学开始转向语义学的研究。逻辑语义学探讨语言的含义和语句的真值条件并试图建立逻辑和语言之间的联系。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摩尔和前期的维特根斯推崇逻辑实证主义，倾向于从纯粹逻辑的观点分析语言。与传统哲学思维不同的是，现代逻辑采用了数学的表达方法，将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进行符号化的展现。现代逻辑以此创建了形式语言，从而使现代哲学研究能够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进行推演。这种论证形式更好地满足了现代哲学对逻辑自洽性和形式规范性的要求。通过逻辑语义学的方法，哲学家们更加关注语言结构和逻辑关系的分析，从而提供了一种精确的工具和方法来解决哲学中的问题，如识别逻辑谬误、论证推理等。这种新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产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二十世纪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出现。由于其本身的不可观察性，先验的、抽象的概念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观念，引发了对时间、空间、物质、运动等基本概念的重新思考。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促使哲学家们重新审视物理现象和物理学理论如何影响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证明了独立于人类认识和思想的实体是客观存在的，并以此将哲学研究和物理学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同时，物理学的进展也促进了科学哲学的兴起。科学哲学关注科学的本质、科学理论的结构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更重要的是，物理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当一个先验性的概念被表达出来时，问题并不在于其本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指的本质是什么。因此，实在依赖于语言，而科学理论的表达及其形式化体系也成为了该领域发展的重要方面。

语言学（Linguistics）本身作一门研究领域，和哲学史中的语言学转向是密不可分的。二十世纪语言学的发展促使哲学家重新审视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语言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使用，社会语言学强调语言的使用者对语言含义的塑造和影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促进了语言与认知关系的哲学探讨。通过探索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语言习得、语言理解和思维方式的影响，社会语言学帮助哲学家更深入地理解语言与人类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引发了对语言相对主义、语言规范性、语言意义的多样性等问题的哲学思考。随着社会语言学逐渐和逻辑学结合，语言学也开始在其他领域寻找可能的应用方式。尽管语言学转向的产生部分是出于哲学家们对于传统哲学方法的怀疑，但将其理解为对传统的完全颠覆是过于绝对的。语言学转向的过程更贴近于提出一种新的、基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语言学转向并不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应当被彻底否定，而是强调哲学活动可能由于语言的模糊性而失去意义。现代逻辑学通过形式逻辑的方式帮助抽象的哲学研究和语言建立一致性。

语言学转向使更多的哲学分支领域深入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分析哲学 （Analytic 哲学）。分析哲学的奠基人是德国的数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弗雷格 （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尽管弗雷格去世于二十世纪前期 （1925），但是他的研究著作，如《概念演算——一种按算术语言构成的思维符号语言》和《算术的基础——对数概念的逻辑数学研究》都对语言学转向有着直接的奠基作用。 在《算术的基础》中，弗雷格表示自己的研究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清晰地区分逻辑与心理，主观与客观。在弗雷格之前，哲学研究受到心理主义的较大影响。弗雷格认为心理属于主观范畴。真理不应该是受人主观影响的，而是客观的概念。二、结合语境研究语句的含义，而不是研究单独的词语和语句。弗雷格认为不通过语言为媒介来理解思想的结构是不可能的，并着重强调了语言在哲学探索中的重要性。例如，由于许多数学概念抽象的，弗雷格在《算术的基础》中曾提出“如果我们对于数没有任何观念或直观，我们是如何得到数的？” 根据他的观点，数的概念不是源于心理范围内的主观想法，而是源于人们理解了数的语词与语句的意义。这个观点被包括迈克尔·达米特在内的哲学家认为是语言学转向的开端。三、区分对象和概念。对象指的是主词，而概念指的是用于解释、定义对象的谓语。

弗雷格对语言学转向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感觉和指称、对象和概念等几组重要概念的区分。这种区分为分析人类语言如何与意义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弗雷格对语言在哲学分析中的重要性的强调使哲学研究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逐渐转而关注语言和逻辑的清晰度。弗雷格提出句子的意义同时由句子的结构和各部分的意义决定。这种区别是现代语义学和语言意义研究的基础。弗雷格的开创性思想也影响了许多在他之后的哲学家，如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摩尔以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深受弗雷格对语言逻辑分析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中，特别是《逻辑哲学论》，也反映出了弗雷格关于语言的逻辑结构以及语言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观点。

伯特兰·罗素在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他对语言哲学、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的贡献。罗素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不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直接，但他的工作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摩尔一样，罗素对英国唯心主义的批判推动哲学研究从形而上学的思辨转移到了语言和逻辑上。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是逻辑主义的支持者，他试图通过逻辑原理推导出数学。虽然逻辑主义主要关注于对数学的基础分析，但它的影响延伸到了对于语言的哲学研究。在对逻辑的研究过程中，罗素发展出了逻辑原子论。逻辑原子论强调世界是由原子事实或实体组成的。这些原子事实结合起来则可以形成复杂的事物状态。虽然哲学原子论不是以语言学为基础建立的，但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框架体现了罗素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看法。在罗素的《哲学问题》一书中，罗素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的分析方法，解决了关于知识、现实和语言的基本问题。同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观点也引出了哲学领域之后对语言的哲学性质的探讨。罗素对语言学转向和分析哲学的广泛贡献在于他对逻辑分析的深入研究。他的逻辑分析法被广泛运用于其后学者的哲学分析中。例如，罗素的理论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扩展了罗素的思想，进一步探讨了语言的逻辑结构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罗素对逻辑分析的研究以及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推动哲学研究将重点转向对语言语义的分析，从而显著影响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摩尔的研究注重于对语言哲学的分析。虽然摩尔的重点主要是分析哲学问题而不是直接分析语言，但和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相似的是，摩尔分析术语概念的方法同样为后来的分析哲学奠定了基础。首先，摩尔强调分析哲学研究中对日常语言的使用。摩尔研究的核心是概念分析法。摩尔的分析方法包括将哲学问题分解成单独的组成概念，并分别研究组成概念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因为哲学问题往往是由于语言的误解或误用产生的，摩尔认为澄清日常语言中术语和概念的含义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摩尔对命题本质的探索中包含了大量语言学的相关研究。通过研究命题是如何在日常语言中表达和理解的，摩尔揭示了语言、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摩尔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清晰、客观和日常语言分析的强调推动了分析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出现。摩尔在语言学转向中的作用同样也在于他对二十世纪重要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维特根斯坦是摩尔在剑桥大学的学生。虽然他们的哲学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但摩尔对分析的强调对维特根斯坦后来的分析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同时也在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他的作品对逻辑学、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主要以他早期的研究而闻名，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1921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在这本书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旨在通过澄清语言的本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来解决哲学问题。他认为语言反映了现实的结构，而那些与事实相对应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命题。他把这本书的中心论题概括为：“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基于这个观点，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 of the Language），他认为有意义的命题通过一种反映世界结构的语言来描绘事实。同时，维特根斯坦在1917年首次发明的真值表为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9年起，维特根斯坦开始在剑桥大学任教。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转移了他的研究重心。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代表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遗著集《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这本著作由一系列编号的段落或评论组成，探索了语言、意义和思想的各个方面。维特根斯坦反驳了试图揭示语言或意义本质的传统哲学方法。相反，他强调了研究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方式的重要性。他反对词与物之间有固定对应关系的观点，认为意义来自于语言和社会实践的复杂网络。在《哲学研究》中，他引入了语言游戏的概念。他反对语言是一种静态的表征系统的观点，而是强调语言的动态和语境性以及在社会背景下理解语言的重要性。维特根斯坦把意义和使用、语词和意义和学习语词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考虑，认为学习语词的首要方式也许是指物识字。

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学转向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弗雷格、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和摩尔等先前哲学家们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了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观点。他认同这些哲学家对语言的强调，并主张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经验均由语言所建构，因此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他的早期作品强调语言的逻辑结构，后期作品则强调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多样化和实际用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通过这种双重影响重塑了哲学探究的方法论，将语言学和哲学研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研究推动哲学家们重新思考他们对语言和意义的理解、促进了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并引导了分析哲学的发展方向。时至今日，他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分析哲学的基石，并对在语言哲学、语言学、认知科学、人类学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

传统哲学认为人类思想的出发点是与事物相关的概念。人们围绕这些概念形成对事物性质的相关判断和推论。而在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开始强调人类思想源于语言和组成语言的语句。语言不仅被视为沟通的工具，而且被视为构建和解释现实的媒介。哲学家们开始把语言本身作为人类经验和理解的一个基本方面来优先考虑，并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出发探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在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分析哲学家在研究中优先考虑所表达观点的精确性，从而避免歧义的产生。分析哲学通过将哲学命题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对它们逐个进行逻辑分析和判断。其中最著名例子的包括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和逻辑原子论（Logical atomism）。逻辑原子论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性事实或实体组成的。这些原子事实结合起来形成了复杂的事物状态。根据这一观点，语言和思想应该通过将命题分解成最简单的组成部分来反映世界的结构。同时，分析哲学也会单独研究单词、句子的意义及语言的整体结构，以便更好地理解哲学问题和概念。分析哲学尤其强调对于论点的论证在逻辑上的有效性，并通过充分的证据或理由对论点进行支持。哲学家经常进行严格的辩论和批判，以完善他们的思想和论点。综上所述，分析哲学注重研究过程中方法论的使用，致力于利用正式的分析方法、思想实验、概念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证明结论的有效性。分析哲学的研究过程通常是问题导向的。分析哲学家专注于特定的哲学问题，通过分析和论证为已给出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在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以弗雷格为例的哲学家们开始强调语境在理解语言中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挑战了认为语言在不同情境下存在固定意义的传统语义理论。语言被认为具有内在的语境性，其意义来自于使用语言的社会、文化和情景语境。语言哲学中的语境主义经常与语用学交叉，研究语境如何影响语言使用。同时，这代表了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语言哲学和认识论中，语境主义强调语境在决定语言表达的意义和命题的真理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因素可能包括说话者的意图、对话环境、对话双方之间共享的背景知识，以及所处社会的文化规范。因此，语境主义哲学家认可语义多元化，主张一个术语或句子的意义可以依赖于上下文。并且句子的含义可能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中发生改变。

语言学转向的目标和传统哲学一样是解决终极哲学问题，但旨在通过在语境中分析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学转向中的哲学家认为，许多传统的哲学难题源于对语言的误解或误用。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仍然致力于加深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理解。因此，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仔细的语言分析来澄清或解决。语境主义者经常在研究中展示如何通过考虑断言的语境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从逻辑学角度来看，逻辑分析同样能对本体论做出论证。例如，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雅威”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个体。因此，“上帝”的本体论是不成立的。

语言学转向是哲学史上一场革命。对于语言的理解成为了审视哲学问题时重要的考量因素。语言的含义不仅仅是取决于语句所处的语境，也同样受到长期以来人们使用某个词语、语句的惯用方法影响。这使得社会和文化成为了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哲学领域中，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开始兴起。分析哲学以模型和逻辑为基础的方法论使科学实在论得到了复兴，强化了哲学研究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并消除了存在于传统哲学中的机械性的形而上学思维。语言哲学通过将语言符号化来理解语言的结构、意义和功能。在二十世纪的其他人文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都在与语言哲学跨学科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分析语言的新方法。

语言学转向通过塑造分支领域的轨迹对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受到影响最深远的领域之一就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认为许多哲学问题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逻辑分析应当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分析哲学通过运用形式逻辑和数学符号追求哲学论证的严谨度和精准度。语言学转向在分析哲学的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早期到中期。一些现代学者将语言学转向总结为分析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在语言学转向中，分析哲学家们开始采用语言分析、逻辑形式化和概念澄清的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分析哲学对传统哲学提出挑战，认为传统的研究方式不能完全清晰的解决哲学问题。同时，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开始倡导日常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哲学）。他们更加关注语言的日常使用以及语境对语言的影响，而不是抽象或技术性术语。在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哲学被提升到了分析哲学的中心地位。哲学家们开始探索关于意义、指称、真理和解释的问题，将语言作为审视哲学问题的重要媒介。因此，语言学转向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语言、逻辑分析以及语境主义意义和解释方法的重视上。

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分析哲学家采用多种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包括形式逻辑、概念分析和语言分析。而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一个特定分支或方面，特别关注语言的分析及在哲学探究中的作用。语言哲学家关注于理解语言的结构、意义和功能。尽管语言不能被完全被符号化，但语言分析学家们仍能够通过几何与逻辑推理将语言形式化。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哲学成为了许多哲学领域分支，甚至是整个哲学领域的焦点。

同时，语言学的转向促进了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融合，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语言哲学家们根据从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发展出了理解语言、意义和认知的新方法。而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也在语言学转向的推动下重视起语言本身在获取知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社会心理学。在语言学转向中，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于表述方式对于表达结果的影响。通过研究语言中的修辞和表述手法，他们发现了行动导向的口头表达和书面写作对社会心理的重要影响。

尽管语言学转向包含了许多对哲学和其他人文领域发展的重要积极意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过程也可能使人们对语言学研究产生过高的期待或将过多哲学发展上的阻碍完全归结于语言，从而忽略了对自身的反思。虽然分析哲学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了一个建立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研究结构，但在对本体论的探讨中极端地追求形式逻辑却可能导致思维的僵化。语言学转向代表了现代哲学研究对理性主义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主观认识在哲学研究是不可能被完全忽略的。科学实践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而不是某一方完全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