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博托·塞塞·塞科（1930-1997），男，1930年生于赤道省利萨拉城，扎伊尔共和国（现刚果）总统，曾在比利时部队服役。

1958年加入刚果民族运动党。1960年任陆军参谋长、晋升上校，同年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接管帕特里斯·卢蒙巴政权，任国民军总司令。1965年再次发动政变推翻约瑟夫·卡萨武布，自任总统，元帅。70年代后采取过激的民族化和国有化政策 ，政治腐败，经济陷入困境，1997年国内反对派武装夺取政权，流亡国外，死于摩洛哥。

生于赤道省的利萨拉城。班加拉族人。天主教徒。受教于教会学校，1949年起在比属刚果军队国民军中当办事员，后来升任军士长。他在军中服役时，曾向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的报纸投稿。1956年被解职后任《前途报》记者和《非洲现状》周刊编辑。通过新闻界的关系和刚果民族主义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相识，1958年参加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1960年在谈判刚果独立问题的布鲁塞尔圆桌会议上，因卢蒙巴当时因从事民族运动被捕，蒙博托于会议开始时就代为出席，直到卢蒙巴获得释放。他支持卢蒙巴把刚果独立国建成坚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议（此建议后被采纳）。

1960年6月30日为国民军参谋长。

1961年2月总统任命他为军队总司令。

1965年通过政变上台，重建中央政府。

1967年平定了白人雇佣兵发动的叛乱。

1967年5月创建人民革命运动，任主席。

1980年10月被册封为班加拉族大酋长。

1982年12月被授予元帅军衔。

1988年2月起任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主席。他主张“一个政党——人民革命运动”，“一个领袖——蒙博托”。1970年和1977年在只有一人竞选的情况下，他一再当选总统。

致力于恢复刚果经济，提倡本国人名和地名非洲化。要求“恢复民族真实性”，实行经济“扎伊尔化”。60年代政局稳定，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也有效果。在蒙博托的控制下，刚果的通货膨胀被控制，货币稳定，经济产出增长，政府负债也很低。成功地把铜矿业国有化，为政府带来了巨大收入。到1970年，刚果重新恢复了活力，资源富饶的刚果，似乎又有了高速发展的机会。70年代后采取过激的民族化和国有化政策，政治腐败，经济陷入困境。在经济发展上，则毫无成就可言，当地政府之腐败、管理不善和玩忽职守，使该国的交通网，农业和基础工业设施陷入衰退，但据说蒙博托却是世界上积聚财富最多者之一。

1973年，打着扎伊尔需要经济独立的借口，蒙博托把2000多家外国企业无偿国有化，包括农场、种植园、牧场、工厂、批发商和零售企业。应该国有化的企业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成为国家财产，大部分都分给了蒙博托家族的亲朋好友。在1970年代，大约扎伊尔全国产值的三分之一都和蒙博托的家族有关。扎伊尔的国家银行基本上成了蒙博托个人的钱袋，由他随意支配。每年都要向海外转移大量资产。在其他国家有很多投资，主要集中在欧洲。被没收的外国企业，运行都非常不好，很多很快就破产，有不少被遗弃了；残存的一些，也由于管理混乱，难以维持。这些企业很多是行业的骨干，支撑着扎伊尔的经济运行，这些企业运转不好，就开始影响扎伊尔的经济。

众多大型项目自然也受到了影响。金沙萨附近的马鲁库(Maluku)地区的钢铁厂，造价2.5亿美元，设计生产能力是每年25万吨，超过扎伊尔国内需求的四倍。1975年项目建成，当年的产量达到了2.5万吨，虽然仅是设计能力的十分之一，却几乎是这个钢铁厂曾经达到的最高产量。到1978年之后，这个钢铁厂的产量就没有超过每年1万吨。这个钢厂很多技术不过关，产出的钢铁品质低，成本却比进口的优质钢材还高。维持运转了10年之后，终于在1986年关门。印加的大型水利项目，以及配套的向加丹加的输电项目，也进行得非常不顺利。

扎伊尔政府的腐败也非常惊人。扎伊尔政府的腐败从上到下，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中央政府开始，就有很多预算放在根本就不存在的项目上，被官员私吞。拖欠教师和医护人员工资实在是家常便饭，上级政府官员和军官冒领工资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扎伊尔，不给好处费，几乎做不了任何事情。蒙博托自己也对政府的腐败提出批评，但是，却仅仅停留在口头批评而已。腐败的政府是蒙博托维系政权的基础，实际上，蒙博托公开宣称，偷一点可以，但是一次不要偷得太多。偷太多了，就会受惩罚的。在党内的大会上，蒙博托要求党员们：要偷就偷聪明点，细水长流。

结果就是，扎伊尔，混乱不堪。医院缺医少药，没有设备，基本上无法运行，医护人员没有收入，也不愿意工作。扎伊尔境内的道路坑坑洼洼，非常危险。扎伊尔水路运输发展条件很好，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水运行业。国内失业率极高。由于通货膨胀，很多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仅仅达到1960年时候的十分之一。很多国民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整个国家，仅仅是为了极少数的精英服务，大多数人的生活完全无人过问。为自己找口饭吃，成了大多数扎伊尔人忙碌的事情。

1970年代末期同意改革。1978年，一个退休的银行家布鲁门托尔（Blumenthal）开始掌管扎伊尔的国家银行。11月，布鲁门托尔给出了50家企业的名单，禁止名单上的企业涉及任何的进出口行为，直到偿还所有债务和拖欠挪用的所有外汇为止。同时还对另外50家企业展开调查。自己都宣布1979年将是道德化的一年，要打击腐败。实际上，情况远没有这么乐观。1979年，布鲁门托尔就不得不离职。在布鲁门托尔提交的秘密报告中，布鲁门托尔详细描述了国际基金组织和诚实的扎伊尔人一起建立起来的新的严格的金融制度是如何被逐渐破坏的。布鲁门托尔自己也受到了威胁。1979年1月，一伙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了国家银行布鲁门托尔的办公室，要求为他们的将军提取外汇。

大规会见里根模的更改旧名字。刚果被改成扎伊尔，城市的名字也改了很多。还要求使用基督教名字的扎伊尔人停止使用这些西化的名字，一律使用非洲名字，还特意警告神职人员，为婴儿施洗的时候，如果给孩子起基督教的名字，神父会面临5年监禁。为自己选定的名字是Mob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还禁止扎伊尔男性穿着欧洲服装，自己设计了毛式无领外衣，里面不穿衬衣，不打领带，要求扎伊尔的男性穿着。这个服饰被称为Abacost，成了蒙博托的个人特征。蒙博托同样著名的装束，还有豹皮帽子。给自己弄了一大堆称号，包括国家之父、人们的大救星、超级战士、大战略家。在扎伊尔，歌颂蒙博托的诗歌、舞蹈四处传扬，扎伊尔官员的领章都是蒙博托的肖像。扎伊尔的电视台里面，新闻节目一定要在蒙博托画像前录制，蒙博托曾经居住生活过的地方，都成了全国人民朝圣的地点。在扎伊尔人眼里，蒙博托成了神专门派到扎伊尔拯救苦难的扎伊尔人民的使者。1977年，蒙博托自己对支持的群众讲：“是我造就了你们。”

1960年9月，刚果独立三个月之后，组织第一次政变的时候，还不到30岁。当时，这个年轻的刚果参谋长显然缺乏经验，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里面酗酒，害怕这个美国人张罗出来的政变，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

1965年蒙博托第二次发动政变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成熟了。蒙博托宣布自己的政变是要把刚果从混乱和腐败中解救出来，政客们已经彻底毁掉了这个国家，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政变后，蒙博托逮捕了四位前部长，在5万名观众面前绞死了他们，表明蒙博托与旧政权分裂，建立新刚果的决心，震慑了不满蒙博托的反对者。蒙博托对刚果的控制的确非常牢固。

开始创建自己的政党，这个名为人民革命运动（MPR）的政党是刚果境内唯一的合法政党，蒙博托自然是最高领袖，实际上也掌握着这个政党的所有权力。蒙博托也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最终被人称为蒙博托主义。虽然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刚果却通过立法，把蒙博托主义定位为治国思想。蒙博托自己的说法很简单，按照非洲传统，从来不会出现两个酋长，这就是刚果人的统治方式。要按照我们的传统来进行统治，把所有不同的人的能量激情调动起来，就必须使用一党制。1974年修改宪法，规定扎伊尔实行一党制，人民革命运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力图通过该党寻求人民的支持，反对他统治的人大多是流亡人士，曾在历届政府中起决定作用的部落集团，在经济活动中未得益的小农和一些大学生。他还面临以安哥拉为基地的加丹加叛乱分子对萨巴省的不断攻击。1990年非洲兴起多党制。同年4月24日他宣布实行有限多党制。本人退出人民革命运动，以仲裁者身份“超脱党派之争”。多年来，蒙博托面对内部叛乱和政变企图，已能应付自如的保持自己的统治。

1964年起兵反叛的穆雷雷流亡在刚果，蒙博托把穆雷雷骗了回来，当众处决。整编进入政府军的原反叛者在刚果东部再次起兵，遭到蒙博托的残酷镇压。即使是白人雇佣兵参与的叛乱，也同样动摇不了蒙博托的统治。经过5年努力，蒙博托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刚果全国的绝大多数地区。

1977年他曾要求法军干预由安哥拉支持的加丹加人的入侵。

1997年5月16日，在反政府武装兵临城下，攻占金沙萨前夕，蒙博托离开首都开始流亡生涯，5月29日解放刚果民主力量同盟领导人洛朗·卡比拉宣誓就任总统，改国名扎伊尔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1970年蒙博托两次访美，尼克松都表示要鼓励美国人到刚果投资。与此同时，矿产的价格也非常好，给刚果带来了巨额收入。以此为基础，蒙博托推动了很多大项目的建设，利奥波德维尔的钢铁厂、刚果河下游印加（Inga）地区的大型水库、从印加到矿业中心加丹加的远距离输电项目，以及众多新的矿产项目和冶炼项目。到1974年，欧美投资人在刚果的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20亿美元。刚果的国际地位也有明显提升，以至于穆罕默德·阿里与乔治·摩尔曼的最重量级拳王争霸战都跑到刚果来举办，命名为“丛林伦巴”。

1973年1月，十余年间一直被中国所有媒体怒斥为“美国走狗”的蒙博托总统抵达严寒笼罩的北京。在“红旗”轿车里，这位扎伊尔的铁腕人物感慨系之：“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我带来了扎伊尔人民的友好情谊。”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总理答曰：“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和尼雷尔总统都说：中国是非洲的真正朋友。”1月3日傍晚5时30分，当中南海完全隐入冬日的沉沉暮色以后，毛泽东在游泳池书房会见了这位叱咤风云、孔武有力的将军。“根据我们党的决定，国家领导人要戴这种豹皮帽子。”初次见面的蒙博托忙不迭对自己这身装束解释道。“我戴的帽子是真豹皮，他们戴的是假豹皮。”他指指身旁的外交国务委员恩古扎。“豹皮，吓人啊！”毛泽东仰头指指蒙博托的帽子，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说来就来啦，帕特里斯·卢蒙巴他没有来。”“对，他没有来得及。”待宾主落座后，风趣而坦率的谈话便开始了。“我们是支持他的。我们还支持安托万·基赞加、缪塞尔，就是不支持你。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他们就是不会打，打不赢啊！那我有啥办法啊？”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说。“过去使我分裂的事情统统勾销！”但是，蒙博托的豪爽丝毫没有冲淡毛泽东幽默里的严肃反省。

毛泽东的坦诚令蒙博托大为感动。出了中南海，他激动地对周恩来说：“给我们派一个能执行您政策的大使。”“好！”周恩来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我们一定会比台湾搞得更好！”其实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早已指示外交部：“扎伊尔让宫达非去！”当天晚上，按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急电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宫达非大使立即结束任期，在举行例行的离任拜会后，即前往金沙萨。

宫达非果然不负厚望，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中国国民党“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大伤脑筋。到后来，甚至台湾媒体和“农业部”的许多人都知道宫达非其人其名。宫达非成了蒙博托的“座上宾”。

1974年12月27日，刚过了81岁生日的毛泽东在长沙市会见第二次访华的蒙博托。“感谢贵国给我们派了一个好大使！......”征尘甫卸的蒙博托一见睽违已久的毛泽东，就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老人家毕竟年事已高，听罢蒙大将军所言，便顾问左右：“大使何许人也？”答曰：宫达非。

1980、1982、1994年再度访华，前后共五次。

1997年9月7日国内反对派武装夺取政权，流亡国外，死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一位西方记者曾这样描述：“蒙博托像多数非洲总统一样，他是以一半是神，一半是酋长的身份统治他的国家的，把21世纪的通讯技术与古老的部族象征结合在一起。”根据他自己颁布的法令，他已成为一种杜撰哲学“蒙博托主义”的化身，是不可批评的国家的象征。公共场所只许悬挂他的肖像，百姓们佩戴他的像章，并要穿着印有他的肖像的运动衫，称“蒙博托衫”。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典型的个人专制和个人崇拜的例证。

在1960年刚果独立之初的混乱时期，美国人因为担心苏联的介入，就密切介入刚果的局势，为了确保刚果不投入苏联的怀抱，力挺刚果的亲美势力。1963年5月，作为刚果军队总司令的蒙博托访美，美国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对蒙博托称赞不已，把阻止共产主义在非洲渗透的功劳加到了蒙博托的头上。蒙博托在美国接受了为期六周的军事训练，还得到了美国人赠送的专机，全部机组人员都来自美国空军。即使在1965年的政变之后，蒙博托仍然定期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拿到补贴，并定期会见中央情报局在刚果的负责人。蒙博托访美也非常频繁。1970年蒙博托访美期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甚至表示要向蒙博托学习处理经济问题的经验，要学习学习如何平衡政府预算。蒙博托和多个美国总统都有很好的私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