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塞西尔·庇古(原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涵盖了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庇古是剑桥大学经济学院的教师和创建者，对许多后来在世界各地担任经济学教授的剑桥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学术贡献包括对经济周期理论、失业、公共财政、指数数和国民产出的测量等领域的研究。庇古的理论和分析在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对外部性的分析为福利经济学、现代公共财政和环境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出生在英国一个军人家庭。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青年时代入剑桥大学学习。最初的专业是历史，后来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转学经济学。毕业后投身于教书生涯，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的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他先后担任过英国伦敦大学威廉姆·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和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他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当时他年仅31岁，是剑桥大学历来担任这个职务最年轻的人。他任期长达35年，一直到1943年退休为止。退休后，他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

庇古出生于怀特岛的赖德，父亲是陆军军官，母亲是约翰·利斯爵士的女儿。他获得了哈罗学校的奖学金，在那里成为了新兰兹学院的首位现代校长。学校的经济学社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庇古学会。1896年，他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录取为历史学者，在那里他首先在奥斯卡·布朗宁的指导下学习历史。他在1899年获得了校长金牌英文诗歌奖，以及科布登奖（1901年）、伯尼奖（1901年）和亚当·斯密奖（1903年），并在剑桥联合学会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在1900年担任了主席。他通过道德科学三部曲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接触到经济学。他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指导下学习经济学，并后来接替他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第一次也是不成功的伦敦国王学院奖学金论文是关于“布朗宁作为宗教教师”。

庇古于1901年开始讲授经济学，并开始为二年级学生开设高级经济学课程，这成为未来三十年许多剑桥经济学家教育的基础。在早期，他讲授了许多经济学以外的学科。1902年3月，他第二次尝试成为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并于1904年夏天被任命为格德勒讲师。他致力于探索经济学理论的各个领域，因此发表了他享有全球声誉的作品。他特别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指导下学习，并专注于规范经济学。他对福利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福利经济学研究了社会从所有决策中获得的整体利益：个人在购买、销售和工作方面的决策，以及企业在生产和就业方面的决策。他的第一部作品比他后来的作品更具哲学性，因为他将在1903年赢得的亚当·斯密奖的论文扩展成了《工业和平的原则与方法》。

1908年，庇古当选为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接替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43年。1909年，他写了一篇支持土地价值税的文章，可能被解释为支持大卫·乔治的人民预算。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对土地价值税的看法启发了他对负面外部性征税的观点。

庇古最持久的贡献是他在1920年提出的《福利经济学》，在这本书中，他引入了外部性的概念，并提出了通过征收庇古税（也拼写为“庇古税”）来纠正外部性问题的想法。在《福利经济学》（最初名为《财富与福利》）中，庇古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性概念，即一个人创造的对他人造成的成本或利益，而这些成本或利益并未被创造者考虑在内。庇古认为，应该通过征税来抵消负面外部性（造成的成本），而应该通过补贴来抵消正面外部性（造成的利益）。在20世纪60年代初，庇古的分析受到罗纳德·科斯的批评，科斯认为，如果交易双方可以就交易进行谈判，那么税收和补贴就是不必要的。外部性概念仍然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和特别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庇古俱乐部是一个支持通过碳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现代经济学家协会。

庇古工作中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他对一系列劳动力市场现象的分析，这些现象后来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研究，包括集体谈判、工资刚性、内部劳动力市场、分段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工资刚性是指工人的收入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这可能会减缓经济从衰退中恢复的速度。

庇古对解决失业问题的贡献为理解劳动力市场外部性现象奠定了基础。他于1933年首次出版的《失业理论》描述了导致失业的许多因素，例如工资刚性和不愿意以市场价格工作。这些都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并由庇古强化的因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摩擦性失业被理解为市场功能的一部分。然而，庇古还指出，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失业，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以市场工资工作，而是因为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较低。由于四年战争的破坏导致的就业机会的缺乏，英国在大萧条之前就遭受了经济萧条，部分原因是雇主不愿意继续雇佣妇女和退伍军人。庇古写道，政府可以通过向最受影响的行业提供补贴来解决这种新型失业问题，例如制造业。

约翰·凯恩斯反驳了庇古在《失业理论》中提出的几点观点，但最明显的是庇古认为失业要么是摩擦性的，要么是自愿的理论。然而，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之间的区分是对理解失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第一次尝试，直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出版之前。

他的早期行为之一是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供私人财务支持，让他能够研究概率论。庇古和凯恩斯互相深厚地喜爱和尊重对方，他们的思想差异从未严重影响他们的个人友谊。

庇古对约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持批评态度，并提出了庇古效应对实际货币余额的论点，认为经济会比凯恩斯所提出的更具自我稳定性。在1949年发表的几次讲座中，他对凯恩斯的工作做出了更为积极的、尽管仍然批判性的评价：“我应该说……凯恩斯在阐述和发展他的基本概念时，为经济分析的武器库做出了非常重要、原创和有价值的补充。”他后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早些时候未能欣赏到凯恩斯试图表达的一些重要观点。

凯恩斯反过来对庇古持批评态度，在《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中至少17次提到庇古，通常是贬低的。约翰·凯恩斯表示：“[庇古]无法设计出任何令人满意的公式来评估新设备与旧设备的价值，因为由于技术变化，这两者并不相同。我相信庇古教授所追求的概念是经济分析的正确和适当的概念。但是，在一个令人满意的单位制度被采用之前，其精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任务。”

庇古有着坚定的原则，这给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带来了一些问题。当军事服务要求摧毁人类生命时，他是一位良心拒绝服兵役者。他留在剑桥，但在假期时是友人救护队的救护车司机，并坚持承担特别危险的工作。战争结束时，他不情愿地接受了英国贸易委员会的职位，但对这项工作表现出很少的适应能力。

他曾是坎利夫委员会（1918-1919年）、所得税皇家委员会（1919-1920年）和钱伯雷委员会（1924-1925年）的成员。最后一个机构的报告是恢复以旧的汇率恢复金本位制的备战。庇古于1925年当选为英国学院院士，但后来于1947年辞职。后来的几年里，他退出了国家事务，专注于更多的学术经济学研究，并向《泰晤士报》写了许多关于当时问题的沉重的信件。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外国荣誉成员，意大利林奇学院的外国成员，以及国际经济委员会的名誉成员。

他热爱登山，并向许多朋友介绍了登山，比如威尔弗里德·努伊斯等人，他们成为了更优秀的登山者。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他患上了一种影响心脏的疾病，这影响了他的活力，限制了他的登山活动，并使他在余生中有时会感到虚弱。庇古于1943年放弃了他的教授职位，但一直担任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直到去世。在晚年，他逐渐变得更加隐居，偶尔走出房间讲课或散步。

庇古从未结婚。他有着良好的友谊，特别是在晚年。他喜欢抱怨政治家。

庇古出生于怀特岛上的赖德，父亲是一名英国军官，母亲出身于爱尔兰政府官员的家庭。庇古先是就读于一所优秀的英国私立学校——哈罗公学，然后是剑桥的国王学院。起初他在剑桥主修历史，但第三年时在马歇尔的影响和说服下，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90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自马歇尔1908年从剑桥退休后，年仅30岁的门生庇古出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庇古曾先后兼任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所得税委员会委员及英国科学院院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1943年庇古退休后，成了一位隐士。他本人被视为剑桥学派的主要诠释者。《福利经济学》是他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因为此书他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从总体上，他仍延续着马歇尔的学术传统与分析框架。

庇古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他关于外部性的分析为福利经济学、现代公共财政和环境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其次，庇古是第一个反对由约翰·凯恩斯发起的宏观经济学革命的主要学者。

《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1905）

《财富与福利》（1912）

《论失业问题》（1914）

《工业波动》（1927）

《公共财政研究》（1925，1956）

《失业理论》（1933）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

《静态经济学》（1935）

《就业与均衡》（1945）

《收入理论》（1946）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回顾》（1956）

阿瑟·赛斯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阐述赋税理论中，他把均等牺牲说发展成为最小牺牲说，并认为最小牺牲原则是税收的最高原则。其理由是：

第一，根据一些学者的论述，均等牺牲包括同样并处在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均等牺牲和一切人们之间的均等牺牲。他指出“同样并处在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均等牺牲，和一切人们之间的均等牺牲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前者包括在最小牺牲原则之中，后者无人明确说明它的具体内容。

第二，均等牺牲的原则，包含着要向最穷的人课征若干税收的要求，这是违背增进公民福利的总原则的，而且也是无法做到的。

庇古给最小牺牲原则下的定义是：“为了获得最小的总牺牲，各项赋税应该如此分配，使纳税的货币边际效用，对一切纳税人都是相等的。如果甲纳税人所付的最后一个便士税款的效用，小于乙纳税人所付的最后一个便士税款的效用，则把对乙纳税人的一部分课税额转到甲纳税人的肩上，则能得到总牺牲的减少。所以，符合最小总牺牲原则的税收在纳税人之间的分配，是使所有纳税的社会成员的边际牺牲-而非总牺牲-均等”。

庇古还指出，最小牺牲原则不仅包括上述的均等边际当前牺牲（直接牺牲），而且还包括均等边际未来牺牲（间接牺牲）。在税务实践中，庇古认为，商品税不能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因为商品税无法调节纳税人的收入水平。而所得税由于课税对象不是总收入，也不是毛收入，而是扣除各项费用、基金等后的净收入，所得税比较容易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同时他认为，要彻底贯彻最小牺牲原则，就要实行累进税率。庇古认为，应当对储蓄和固定财产征税，这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均等化。此外，他还提出了几种新税，如垄断收入税和淌得税等。

庇古的税收思想还包括：

（1）利用税收来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促使财富的分配趋于均平，因为，增加社会福利，不仅要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而且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不均，必然使资源配置不够理想，影响社会福利的增长。

（2）适用税收达到生产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为了说明资源配置的最优条件或最适度，他提出了“边际私人纯产品”和“边际社会纯产品”、“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对概念，并给出定义。

《福利经济学》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第二，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第l卷论述经济福利的有关概念，以及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

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问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员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陶。他说明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人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第2卷中心论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最优配置就是这一卷的中心。

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例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工厂而言是外部经济，而对社会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业实行特殊鼓励和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等。

第3卷讨论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决定国民收人大小的主要是劳动，所以，第3卷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诸如，一般的劳动纠纷、工作时数、工资的支付方式、影响劳动在不同地区及职业间分配的因素、提高工资的可能性、减少失业的方法以及公平工资和最低工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政策建议。

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而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例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等。

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使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另一种是有剥削存在，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如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总之，庇古从增加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第4卷详细讨论了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并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建议。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愈小；而货币收入愈少，其边际效用愈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诸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例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以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生在英国一个军人家庭。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青年时代入剑桥大学学习。最初的专业是历史，后来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转学经济学。毕业后投身于教书生涯，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的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他先后担任过英国伦敦大学威廉姆·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和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他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当时他年仅31岁，是剑桥大学历来担任这个职务最年轻的人。他任期长达35年，一直到1943年退休为止。退休后，他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

庇古的学术生涯及学术研究成就这个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他是从外在形式来考虑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的，并触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中隐含的狂妄自大。他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名字，但他的个性和怪僻与他名字的怪异非常吻合——他就是庇古。在其学术生涯中，庇古前后判若两人。此外，他还是新古典学派思想的重要典范。事实上，约翰·凯恩斯就是将庇古作为新古典主义学派中持充分就业分析观点的代表人物来进行攻击的。庇古也进行了反击，称凯恩斯的《通论》是错误观点的混合物。对许多更年轻的经济学学生来说，庇古的名字总是不可避免地和“庇古效应”相联系，这是他回应凯恩斯的一个论据，他试图在古典主义有关工资和价格弹性的假设下通过逻辑完全性的演示，恢复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的地位。

此外，庇古还首先注意到了私人活动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并且他还是当时攻击自由放任模型的一个重要人物。庇古早在1912年就在他的《财富和福利》一书中提出了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近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庇古曾经设法解决的论题是繁荣的经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将威胁到整个体系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能够理解庇古的分析所具有的突破性本质。庇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开始质疑这个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并开始为其他可供选择的体系的经济秩序辩护。弗兰克·奈特是庇古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者中惟一一个注意到庇古已将争论的主题从各种经济秩序体系之间的选择转向了改变和改良现有的职能体系的方法的人。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教授，在他为庇古所做的感人至深的悼词中讲到，庇古的分析将争论从革命性的变化转变为改良现存体系的方法，“在庇古刚刚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以及在这一理论发表之后的困难重重的战时阶段，它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随着约翰·凯恩斯革命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加上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分歧也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得到协调，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面临庇古曾经关注的那类政策问题，在这些分析中，他是先驱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后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片面性”，并推广了几乎在半个世纪之前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庇古就很清楚地预见到的许多问题。

作为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的这一学科中最奇怪的人之一，庇古的性格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在早年，他是一个快乐的、爱开玩笑的、爱社交的、好客的单身汉，但是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他终其一生的朋友和同事C.R.费伊(Fay)如下解释他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他将自己在剑桥的大部分假期用于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战争前线参加志愿急救工作。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认识到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他对人性和科学问题的热情。作为一名学生，庇古显示了在人类知识方面罕见的才能。在他24岁的时候，他有两篇文章获奖，它们的题目充分显示了这个年轻学者知识涉猎之广。其中一篇叫《过去50年中英联邦农业生产相关价值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篇叫《罗勃特·布朗宁，一个神学教师》。在此之前两年，他已经因为一篇英文诗获得金质奖章，他还创作了一首名叫Alfredthe Great的歌曲（战后他的性情大变，他卖掉了这枚奖章以资助饥饿的佐治亚州人。）从剑桥英王学院毕业后，他将时间主要用于演讲、出版和致力于关税改革的争论，直到晚年，他对这个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他的一个学生将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外貌描绘为高而挺拔，着装怪异，偶尔会在乡间漫步，或者斜靠在英王学院草地上的帆布椅上。为了表示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蔑视，在纳粹空袭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帆布椅上。庇古因为着装而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50年代，他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装骄傲地出现在马歇尔图书馆。

庇古出生于怀特岛上的赖德，父亲是一名英国军官，母亲出身于爱尔兰政府官员的家庭。庇古先是就读于一所优秀的英国私立学校——哈罗公学，然后是剑桥的伦敦国王学院。起初他在剑桥主修历史，但第三年时在马歇尔的影响和说服下，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90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自马歇尔1908年从剑桥退休后，年仅30岁的门生庇古出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