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出生于英国伦敦，是近代英国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第一任校长。

学生时代，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就读于麦钱特泰勒斯学校和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883年至1885年，马歇尔担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员和讲师。1885年至1908年，马歇尔又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在离开剑桥大学后，马歇尔致力于写作。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经济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著有《经济学原理》一书。在他的努力下，经济学从仅仅是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一门必修课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与物理学相似的科学性。剑桥大学在他的影响下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经济学系。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英语：Alfred Marshall，1842年7月26日－1924年7月13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1842年出生于伦敦郊区的一个工人家庭，虽然家境一般，父母却努力让他受到很好的教育。青年的马歇尔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尽管他对哲学饶有兴趣，但最后还是选定经济学为专业。做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原因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曾走访英国的贫民区，无法忘却他所见到的贫穷和饥饿。毕业后，马歇尔在剑桥大学任教9年，然后到了牛津大学，1885年他回到剑桥大学任教直到1905年退休。

马歇尔出生于英国伦敦，从小接受他那极为严厉的、期望他儿子能成为一个牧师的父亲的教育。但他背叛了他父亲的意愿，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数学并获得学士，并被选为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随后，他先后担任布里斯托尔大学校长，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讲师和教授。1880年，他担任英国协会第六小组的主席，正式领导了创建英国（后改为皇家）经济学会的运动。

• 1842年生于伦敦的Bermondsey，并于伦敦郊外的Clapham成长。

• 1861获奖学金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西洋古典学与数学。尽管当收银员的父亲希望儿子成为牧师，马歇尔仍坚持发展自己的数学禀赋；1865年，他以高分通过数学科的荣誉考试(Tripos, "second wrangler")。

• 1865年-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聘马歇尔为助手。

• 1868年-剑桥大学聘为道德哲学讲师。

• 1868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好读如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历史哲学讲义》等哲学作品。

• 1879年-与同为经济学家的玛莉培里(Mary Paley)结婚。

• 1879年-将1870年代的早期零星作品集结出版为《纯粹贸易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同年亦出版与玛莉培里共同写作的《产业经济学》（经济学 of Industry）。

• 1881年-开始写作与构思《经济学原理》。

• 1885年-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 1890年-第一版《经济学原理》以两卷的形式出版。

• 1903年-在马歇尔的推动之下，剑桥大学史上第一次举行经济学荣誉考试(Tripos)。

• 1919年-另一主著《工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出版，其较理论化的《经济学原理》更注重实证。

• 1923年-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货币、信用与商业》（(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大胆地将他一生的理论集结于该书中。

• 1924年-逝于剑桥家中（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楼），享年81岁。

出身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于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克拉彭。他的父亲威廉·马歇尔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母亲名叫丽贝卡·奥立弗。马歇尔家族是西部的一个牧师世家。马尔的曾曾祖父威廉·马歇尔牧师在17世纪末成为康沃尔郡萨尔塔什地区的教区牧师。他是一个因力大无穷而被蒙上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德文郡做牧师的时候，据说他曾经用双手扭弯马蹄铁，惊得当地的铁匠大呼小叫，以为是撞见了魔鬼。马歇尔的曾祖父约翰·马歇尔牧师是埃克塞特语法学校的校长，他的妻子名叫玛丽·霍特里，是查尔斯·霍特里牧师的女儿，埃克塞特天主教副教长和天主教教团成员，她还是伊顿中学校长的姑母。

他的父亲，那位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是个作风古板的人，他意志坚定，富于洞察力，生就一副最虔诚的福音派教徒的脾气。他的脖子很细，下额突出而长有硬须。他曾用一种自创的盎格鲁-萨克斯语言写了一首颂扬福音教派的叙事诗，这首诗在一些小圈子里赢得了赞许。他在自己的92年生命里，一直保持着专横的性格。他发挥这种专横天性的最方便的对象就是他的家庭，而他妻子自然而然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实际上他抱有的这种观念是针对全体女性的，直到年事已高时，他还撰写了一篇短论，名叫“男性的权利与女性的义务”。遗传的力量是强大的，马歇尔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父亲的影子。他对妇女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之情，这与他对自己妻子的深情与钦佩相互冲突，也与他所处的环境相冲突，因为他与妇女的教育与解放事业紧密相关。

小时候

马歇尔9岁的时候，父亲觉察到自己孩子的天赋，于是他恳求银行的一位董事保举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进了莫肯泰勒学院。父亲对儿子既慈爱又严厉，在这一点上他秉承了詹姆斯·穆勒。他常常陪孩子做功课，学习希伯来语，直至深夜11点。艾尔弗雷德不堪重负，他总是说，是路易莎姑母救了他的命。他与姑妈在道利什附近度过漫长的暑假，姑妈送给他小船、猎枪和小马，让他任意游玩，这样，到假期结束将要回家的时候，他已经黝黑健壮。他们当时的班长……德默说，在学校的时候，他身材瘦小，脸色苍白，衣衫不整，神色委顿，被人叫作“蜡烛”。并且他不爱玩耍，经常琢磨棋艺，不喜欢交朋友。

上完大学之后

1861年，马歇尔在成为第三名导生之后，他被授予了牛津圣约翰学院的奖学金，这使他能够在3年后获得这里的研究员资格，也使他享有了获得皇家学院伊顿奖学金以及新学院温彻斯特奖学金的永久性资格。这是父亲为他设计的走向福音派教职的第一步，但这并不是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目标，因为那将意味着夜以继日地苦读古典文学。在他痛苦的回忆中，暴君般的父亲总逼迫他挑灯夜战，攻读希伯来语，同时又禁止他进入令人心醉的数学迷宫。对于数学书，父亲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艾尔弗雷德只好把一本波兹编的几何学藏在口袋中，在从家到学校来回的路上边走边看。他每读完一个定理，就在头脑中沉思，还不时地停下来，用脚尖在地上比比划划。莫肯泰勒中学六年级的课程中就包括了微积分，这激发了他的天性。数学教师艾里说：“他有数学天赋。”对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来说，数学就意味着解放。他父亲对数学一窍不通，这对他是一件大感庆幸的事。不！他不会在牛津大学埋没在那死气沉沉的语言之下，他要逃跑——他要逃到剑桥大学，即使是做一名杂役，他也要探求几何的奥秘，窥测无穷的寰宇。

就在这时候，一位好心的叔叔出现了，他答应借给他一小笔钱，从而为他打开了通往数学和剑桥的大门（因为他的父亲生活拮据，在他放弃牛津的奖学金之后，父亲就无法继续资助他了）——在他获得学位不久，利用教学挣得的钱和每年从剑桥圣约翰学院领取的40英镑帕金奖学金，他偿还了这笔借款。而40年后，这位叔叔又留给他250英镑的遗产，使他对美国的访问得以成行。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经常谈到这位叔叔的发家史：查理斯·马歇尔在金矿大发现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谋生并安顿下来，但他身上秉承的家族怪癖使他具有一种间接的生财之道。他继续经营牧场，而令左邻右舍们高兴的是，他不雇佣那些身体正常的人，而只雇佣那些或跛、或盲，或身有其他残疾的人。淘金热达到顶峰的时候，也给他带来了回报，所有的壮劳力都移居到了金矿区，他成了能继续经营的唯一的人。几年之后，他行囊鼓鼓地回到英格兰，并马上对自己聪明而又任性的侄子发生了兴趣。

工作

1917年，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对他在当时及其后的工作方法做了如下描述：“我想，大约17岁的时候，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纪元。那是在摄政街，我看到一个工人很随便地站在一个橱窗前，他的神情十分专注，我于是便驻足观看。原来他是要用白颜色在玻璃上写下一些简短的字句来说明商店的经营宗旨。为了使字体美观，他只能一下一下地着笔，所以总是兴奋一两秒钟之后就停下来歇上几分钟。如果他为了节省这几分钟而一气呵成的话，那他的雇主所遭受的损失可能就不止是付给他全天的工资了。这一切引发了我的一系列想法，并最终决定决不在头脑不清醒的时候继续思考，而是间或休息一下，彻底地放松。在剑桥大学，当我完全能够自制的时候，我就决心决不连续攻读数学一刻钟以上而不休息。我总是在手边准备一些轻松的文学作品，利用中间的休息，我就不止一遍地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几乎所有作品以及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这是我能轻松阅读的唯一一部希腊戏剧），还有卢克莱修的大部诗作，等等。当然，我也常常因数学而兴奋起来，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里不休息，但这说明我的头脑是高度集中的，而这于身体并无害处。”

短时间内能够全神贯注，而时间稍长就无法集中思想，这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终生的特点。对于稍微繁重一些的工作，他很少能一气呵成。他还深受记忆力不强之苦，甚至在本科的时候，记忆数学课本上的内容就如同解答难题一样让他大费脑筋。童年时期，他还有很强的算术能力，但后来就不行了。

在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马歇尔实现了自己的抱负。1865年，当时雷利勋爵正是该校的高年级学生，就在这一年，马歇尔荣获了数学学位考试第二名，并马上被选为研究员。他打算献身于分子物理学的研究。有一段时间，他在自己非常尊敬的珀西瓦尔指导下，在克利夫顿担任数学教师，这样他就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还还清了查理斯叔叔的借款）。不久之后，他又回到剑桥，短期担任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辅导。就这样，他说：“数学，使我偿还了欠款。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了。”

马歇尔在克利夫顿的主要收获是与……戴金斯成了朋友，戴金斯是在1862年克利夫顿学院建院时来担任院长助理的。通过戴金斯，马歇尔又与……亨利·莫兹利结识了。与他们二人的友谊使马歇尔得以进入到以亨利·西奇威克为核心的一个知识界的小圈子。在此之前，马歇尔与当时的知名人士之间尚无交往，而在他回到剑桥大学之后，他就成了“格罗特俱乐部”这个小型非正式的讨论会的成员。

格罗特俱乐部的成名，源于约翰·格罗特牧师在特朗平顿住所的餐后讨论会。格罗特牧师自1855年至1866年逝世时为止一直担任伦理学的奈特布里奇教授。创始成员中，除格罗特之外，还有亨利·西奇威克、奥尔迪斯·赖特……梅厄和约翰·维恩等人。皇家学院的……莫兹利和圣约翰学院的……皮尔逊稍后入会。马歇尔这样记述了他与这个讨论会的关系：“我在1867年被吸收入会的时候，当时会中的活跃分子是……查尔斯·莫里斯教授（他是格罗特的继任者），西奇威克、维恩……亨利·莫兹利和……皮尔逊……在1867或1868年之后，讨论会曾经冷清了一段时间，但……克利福德和……莫尔顿的到来又给俱乐部带来了新的活力。后来的一两年中，西奇威克、莫兹利、克利福德、莫尔顿和我都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每次活动都按时参加。克利福德和莫尔顿当时对哲学还所知不多，因此讨论的前半个小时他们都缄默不语，而只是凝神静听其他人，尤其是西奇威克的发言。这之后，他们就开始滔滔不绝地畅所欲言。在我所听到的精彩的讨论中，如果让我原原本本地记述哪一次，我一定会选择主要由西奇威克和克利福德侃侃而谈的两三个夜晚。另外还有一次格罗特俱乐部聚会之前的茶间谈话，我当时虽然没能及时记录下来（我想大概是在1868年），但这也是一次值得怀念的场景。当时发言的只有莫里斯和西奇威克，西奇威克尽情地逗引莫里斯，使莫里斯回顾了30、40乃至50年代的英国社会政治生活。莫里斯·贝嘉神采飞扬，满室由此而生辉，他与西奇威克之间一唱一和，有问有答。结束之时，我们其他人纷纷向莫里斯致谢，感谢他带给我们一个如此美妙的夜晚……”

就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他的精神历程发生了一次危机，这一点他后来常常谈到。他研究物理学的计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对知识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对神学陡然生起的浓厚兴趣而中止了”。

马歇尔在剑桥大学读本科的时候，虽然他喜爱数学胜过古典文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仍希望得到教会的任命，有时还热情祈望能到异国他乡去传教。他终生都是个传教士，但在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的宗教信仰消褪了。在他的余生里，他成了一名当时所称的不可知论者。关于他当时与西奇威克之间的关系，他这样说道（1900年11月26日在三一分会纪念西奇威克的集会上）：“虽然名义上我不是他的学生，但在伦理学领域，我的确是他的学生，而且是那些寄宿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说，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在困惑的时候，我向他寻求帮助，在痛苦的时候，我向他寻求抚慰，而我从未扫兴而归。与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是不寻常的分分秒秒，它们使我重获生机。我所经历的磨难与疑虑可能与他早年的开拓历程有相似之处，但他的学识更渊博，洞察更深远。也许，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谢意的人中，我是最应该感恩戴德的一个。”

马歇尔开始他的剑桥大学历程的时候，我想，如果以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时，基督教教义正在从英国或者至少是从剑桥的哲学世界中退却。1863年，24岁的西奇威克同意以遵守“三十九条”为享有研究员资格的条件，并正在致力于阅读希伯来语的《申命记》和准备讲授《使徒行传》。而当时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穆勒，在1865年出版《汉密尔顿哲学探讨》前，从未写过任何明确背离教义的东西。在此前后，莱斯利·斯蒂芬是英格兰国教会的牧师，詹姆斯·沃德是脱离国教教派的牧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正是牧师职位的候选人……克利福德则是高级国教教徒。1869年，西奇威克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员资格，以便“从教义束缚中摆脱出来”。之后不久，所有这些人都不能再被称为基督徒了。然而，与西奇威克一样，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尽可能地不采取“反宗教”的态度。他仍然认同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基督教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动机。在他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贬损宗教的语句。他的学生们也很少有人能说清他的宗教观点。临终之际，他说：“宗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这就是说，虽然他已经放弃了神学，但对于信仰，他却越来越诚笃。

这场60年代的大转变是一种理智上的转变，而不是后来的时代中发生的那种伦理或情感上的转变，这场转变完全是由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而诱发的。马歇尔常常把自己思想转变的原因归结为围绕，曼塞尔的那本《班普顿演讲集》而展开的争论。他最早是在……亨利·莫兹利那里看到这本书的。对当代人来说，曼塞尔已经算不了什么。但在60年代，作为把基督教义建立在理智基础之上的最后一次尝试的倡导者，他却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曼塞尔曾任牛津大学的导师，后来成为圣保罗学院的院长。1858年，他“采纳了汉密尔顿的独特理论，把伊曼努尔·康德引入到英国国教事业中来”——人类精神的一种古怪的逆转，这种理论在整整50年中一直在牛津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1858年，出版了《班普顿演讲集》的曼塞尔作为传统观念的卫道士而一举成名。1865年，正当马歇尔获得学位，并开始专注于探讨宇宙奥秘的时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汉密尔顿哲学探讨》，书中对曼塞尔把汉密尔顿附会于基督教神学加以批评，曼塞尔也作了回答。曼塞尔为正统观念所做的辩护“向我表明，”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说，“需要辩护的地方何其多”。这次大辩论主宰了马歇尔的思想并促使他一度研究形而上学，进而又转向社会科学领域。

1859年，即《班普顿演讲集》出版之后第二年，《物种起源》问世了，它使人们的思想从云霄之间回到陆地，并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1860年，赫伯特·斯宾塞的《第一原理》在汉密尔顿-曼塞尔争论中应运而生，它独辟蹊径，使形而上学融于不可知论，并且告诫那些并非持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观念的人不要走入死胡同。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进化论以及——前一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留存下来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一起把青年一代的思想推向新的方向。

这样，马歇尔从形而上学转向伦理学。我认为，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从未明确背离过主宰着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是相当谨慎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超越了西奇威克，而与威廉姆·杰文斯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我想，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没有哪一项经济学研究是专门针对某一条伦理学教义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对马歇尔来说并不是享乐主义计算的应用，而是人类发挥自己更高才能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么并不重要。经济学家们可以向世人宣告：“对于贫穷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对很多人堕落原因的研究”。这一宣告已足以说明经济学家的目标。因此，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领域内的事实与推断，而这也正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和最高旨意”。当然，不可否认，社会进步同样“部分地依赖于人类在道德与政治上的天性。在这些事情上，经济学家们没有特殊的资料来源，而只能做与其他人同样的事，并尽可能地去猜想”。

这就是他的最终姿态。他是通过伦理学进而涉足经济学的。在晚年对自己的精神历程所作的一次回顾中，他说道：“我从形而上学走向伦理学。我当时认为要对现存的社会状况进行一番论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们现在称作道德科学的领域里很渊博，他总是对我说：‘懊！如果你懂政治经济学，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我就阅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并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怀疑机会不均等状况的合理性，甚于我对物质享受不平等状况的怀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贫穷的地区，我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看到了一张张贫穷的脸。这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为《货币、信用和商业》所准备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前因后果：“大约是在1867年（当时我在剑桥大学正忙于讲授数学），我见到了曼塞尔的那本《班普顿演讲集》，它使我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种可能性才是他应当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于是，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研究形而上学，但不久就转向了似乎较为前沿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对人类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发展的可能性的种种探讨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到我的面前：为了过上美满生活，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年长而睿智的人们告诉我，生产资料的数量不足以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闲暇，都能有机会从事研究。他们还告诉我，我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开始消徉于各种枯燥事实之中，并期待着很快获得思想上的丰收。但越是对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我越是发现自己所知甚少，而应学甚多。到现在，我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已近半个世纪，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比刚刚入门之时更加无知了。”

1868年，当他还处在形而上学阶段的时候，一种想要阅读伊曼努尔·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带到了德国。有一次，他说道：“康德，我的导师，他是我唯一崇拜过的人，但也仅此而已，因为除了他晦涩难懂之外，社会问题也不知不觉地来到我的面前，难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机会只属于少数人吗？”他和曾指导过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国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顿。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历史的哲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还接触到了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罗雷尔的著作。最后，在圣约翰学院院长贝特森博士的劝说下，学院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道德科学的讲师职位，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由此开始了。但他还一度讲授过道德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逻辑学与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

他的经济学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总是认为，与遵从他父亲的愿望比起来，这才是他注定要走的精神之路。两年间的反复考虑与犹豫不定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学生们讲起自己这段选择的历程，教诲他们要与经济学这一高尚职业——他正是这样认为的——相配。因为他们要怀着科学的无私精神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事务进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则，而正是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幸福与走向美好生活的机遇。

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代，当他担任剑桥大学伦理科学教授职位时，亨利·西奇威克与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与他的这两位同事一样，他也属于贤人兼牧师的一类人，然而，他也与他们一样被赋予了双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学家。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他并没有比其他的神职人员有特别突出的地方，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的领域里，他却是这一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尽管如此，他总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个方面置于更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来，第一个自我是主人，第二个自我是仆人。这第二个自我只需在自己的范围内自发地寻求知识，而第一个自我要服从推动实际进步的抽象目标。鹰那锐利的眼睛和张开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唤到陆地上，来完成一个说教者的使命。

这一双重天性是一条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理解为什么马歇尔时而坚定，时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冲突的目标以及为什么有时候会徒费心机；可以理解他总表现出来的双重观点；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种优势。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虽未达到这样多才多艺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备了诸多天赋。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后天的训练主要赋予了他经济学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质——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于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

一部著作从最初触发动机，经由向学生口授，直至最终面世，中间要经历漫长的间隔期，因此要详尽阐述马歇尔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困难的。如此，在进行这一尝试之前，我们可以先就马歇尔从1868年被任命为剑桥圣约翰学院的讲师到1885年继任为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这一段人生历程做一番简单的追寻。

九年之间，马歇尔一直是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和讲师。这时他已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基础，但从未发表过任何东西。在被介绍到格罗特俱乐部之后，他与……克利福德和弗莱彻·莫尔顿关系甚密。克利福德“爱做惊人之举”，但他是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伙伴。之后不久，马歇尔成为“埃拉努斯”的成员，开始与西奇威克、维恩、福西特、亨利·杰克逊以及剑桥开放初期的其他领导者建立了联系。这段时期，他总要到国外度过漫长的假期。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带着60英镑和一个旅行背包出发，然后就长时间地在阿尔卑斯的高山之间漫游。数个夏天的旅行使他的身体由虚弱变得强壮。六月，他拖着疲倦的身躯离开剑桥，待到十月份归来之时，已经黝黑、强壮，腰身挺直。背后的旅行背包使他的身体自然挺直，这种身姿他一直保持到80岁之后。有时他甚至不惜忍痛来保持身体的端直。在阿尔卑斯漫游之时，他总是早晨六点就起身打点行装，八点之前就动身上路，背着背包走上两到三个小时，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有时是坐在冰川上，开始读一阵子书——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或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或伊曼努尔·康德或赫伯特·斯宾塞——之后继续赶路，直到下一个夜宿之处。这是他研究哲学阶段。后来，他就开始在漫步之间思考国内和国际贸易理论。一大箱子书和其他物品都是让人由一站送到下一站的，在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里，他只是和他的背包在一起。他在激流中洗净衬衫，然后把它搭在肩上的登山杖上晾干。他的许多艰深的思想就成形于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独自漫游之中。

这些漫游时光使他对阿尔卑斯山常怀眷恋之情，直到1920年（最后一次），我们还来到南蒂罗尔山，他在白云深处继续休息和工作。

“艾尔弗雷德在露天工作时总是精神抖擞。在他成为圣约翰的研究员之后，他总是习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和晚间10点到凌晨2点之间完成那些最重要的思考。白天，他就独处于旷野之间，晚上，他又独居于修道大院。80年代早期在巴勒莫的时候，他在一幢幽静的旅馆屋顶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拦当作凉棚。在牛津大学，他在花园里建了一个小书斋以供写作之用。在剑桥，他先是在阳台上工作，后来把一间旋转式的防护棚改装成工作室，他把它叫作‘方舟’。在蒂罗尔山区，他就把一堆石头，一个折凳和一个气垫搭在一起，他管它叫‘宝座’。晚年，我们到那儿去时都随身带着帐篷，他就在帐篷里度过白天的时光。”

1875年，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到美国作访四个月。他的足迹遍及整个东部，并且还到了旧金山。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他与经济学家们促膝长谈。所到之处，被频频引见给社会名流。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新建国家的贸易保护问题”。他对此进行了多方探询，在旅行临近结束之际，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在费城与那些保护主义的倡导者们进行了数小时的交谈。现在我认为，只要我读完他们推荐给我的那些著作，对他们的立场我就了然于胸了。我想现在没有，过去也未曾有哪一个英国人能说出同样的话。”

一回到英国，他就于1875年11月17日在剑桥伦理科学俱乐部宣读了一篇论述美国工业的论文。之后，在1878年，他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发表了“美国经济状况”的讲演。这次美国之行给他的印象极深，这使他后来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响。他总是说，这次美国之行的收获并不在于他实际上了解了什么，而在于他知道了哪些是需要了解的，而且他还学会了从比例关系观察事物。这次美国之行也使他看到了美国正在走向强盛，并了解到其原因和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马歇尔还一直在帮助当时业已成为教授的福西特和亨利·西奇威克把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为在剑桥大学具有正式地位的研究科目……福克斯韦尔和稍后于1875年完成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我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马歇尔最早的学生，他们与上述的三位前辈一起担当了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任务。

结婚

1876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与玛丽·佩利小姐订婚。佩利小姐是那位著名的副主教的曾孙女。她是马歇尔早期的学生之一，她还是纽纳姆学院的经济学讲师。马歇尔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879年的《工业经济学》是与她合著的。实际上，这本书本应属于她而不是他，因为是她在剑桥大学大学函授部一部分讲师的要求下开始着手写作的。他们于1877年结婚。婚后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对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感情成为马歇尔的精神支柱。几乎可以说，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他和他的事业。他们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使朋友和学生们很难将他们两人分别看待。在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夫人的才华。

结婚后，由于失去了研究员资格，马歇尔只得暂时离开剑桥前往布里斯托尔，担任大学学院的首任院长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当时正值（马歇尔记载）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和新学院在布里斯托尔组建第一所‘大学学院’，亦即专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大学的大城市创办、旨在向城区范围内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学院。我当选为首任院长，上午是我妻子为女学员为主的一个班讲授政治经济学，晚上则由我为年轻实业家为主的一个班授课。”

除了正常授课以外，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还进行了一些晚间公开讲座，其中包括就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开设的一个系列讲座。马歇尔夫妇在布里斯托尔的工作大受欢迎，甚至在他们离开之后，这个小镇还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马歇尔。然而这里的行政事务，尤其是向四方筹款的活动令人厌烦、难以忍受。布里斯托尔由于财源匮乏，筹款就成了院长的主要任务之一。婚后不久，由于他患有肾结石，很快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了。他急于辞去院长职务，但直至1881年才等到合适的时机，这时候，诺曼·拉姆齐被任命为化学系教授，他才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随后，他和妻子到意大利居住了将近一年，在巴勒莫的五个月里，他在一座幽静的小旅馆的屋顶上工作，之后，他们又去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由于他仍是布里斯托尔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这里，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大有好转，但在余下的后半生里，他一直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疑神疑鬼，总觉得自己快要垮了。实际上，他的体格十分强壮，所以年届高龄之时，他仍能笔耕不辍。脆弱的是他的神经，一旦用脑过度或由于与人辩论以及意见纷争而引起头脑兴奋，他的神经就会失衡。遇到比较繁复的工作的时候，由于无法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展现在他面前的研究前景，也准备把他头脑中已经成形的理论结晶奉献给这个世界，但体力和精力如此不济，这让他深感痛苦。到1877年，他已经35岁了，但他所完成的工作还不足以建立一门新的科学，而这门科学对人类却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的五年中，他的健康迅速恶化，在他本应大展宏图的时候，这样的身体状况却使他的勇气大受挫折，尽管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董事中，有担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院长的乔伊特博士和亨利·史密斯教授。他们在定期赴布里斯托尔履行公务时，常常到马歇尔家中作客。乔伊特始终对经济学怀有兴趣。在担任巴里奥学院导师期间，他就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座，而直至晚年，他还坚持在这一学科上单独辅导那些本科生。乔伊特对马歇尔的兴趣和信任是在董事会会议之后的晚间长谈中建立起来的。1883年，阿诺德·汤因比英年早逝，乔伊特就邀请马歇尔接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研究员和政治经济学讲师，并给驻印度行政机构候选文职人员授课。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在牛津大学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却是成功的。他吸引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他的公开讲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他们听课的热情之高为马歇尔的教学生涯中所仅有。在不同场合的公开辩论中，他得到了亨利·乔治和海因德曼的信任，因而他在牛津大学的地位也就日渐显赫。不过，由于福西特于1884年11月去世，马歇尔就于1885年1月回到剑桥，接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之职。

马歇尔是局部均衡分析的创始者，他研究单个市场的行为而不考虑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影响。他用上升的供给曲线和下降的需求曲线分析收入、成本的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弹性的概念和计算弹性的公式。他分析了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供给的价格弹性，发现在短时期内需求的上升会带动价格产量的小幅度增加，但更多的会导致价格的上升。在长时期内，产量较容易扩张或收缩，企业可以进入或退出，这使得长期的供给曲线显得比较平坦。因此，马歇尔得出结论，在短期里，需求是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而在长期里，供给或生产成本是影响价格的决定因素。

马歇尔特别关注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他把贫困问题归因于劳动市场。在劳动市场里，非技术性劳动的供给由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所决定，即工资水平上升时，人口增加，从而劳动供给也增加。但对非技术性劳动的需求却因为机械化而持续减少。供给与需求这两种力量是非技术性劳动的工资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缺乏技能和谈判力量的工人只会得到较低的工资，这导致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他们的儿女也会有同样的遭遇。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把解决贫困的希望寄托于教育，他主张限制非技术工人的家庭规模和建立累进税制度，但不主张设立最低工资保障和工会。在宏观经济学方面，马歇尔采用了购买力平价的概念来解释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

马歇尔的最主要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也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所阐述的经济学说被看作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以马歇尔为核心而形成的新古典学派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是均衡价格论，而《经济学原理》正是对均衡价格论的论证和引申。他认为，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的两翼，是同时起作用的。

《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建立了静态经济学。作为最有才华的数学家之一，马歇尔在他的著作里力求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思想，把数学的定量材料仅仅作为附录和脚注。他独自开创基数效用理论，然而他在未把该理论完全纳入他的体系之前并未公开这一创见。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因此，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说集是19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末经济学之大成，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马歇尔是剑桥大学大学教授，也是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与亚当·斯密《国富论》、大卫·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的著作，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英语国家）替换了古典经济学体系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对个人效用观念的强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这本书在马歇尔在世时就出版了8次之多，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专著，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英国经济学的圣经。而他本人也被认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者，他的理论及其追随者被称为新古典理论和新古典学派。同时由于他及其学生，如J.M.约翰·凯恩斯，J.S.尼科尔森，A.C.阿瑟·庇古，D.H.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等先后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因此也被称为剑桥学派。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受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亨利·西奇威克的影响，正因为这个人对他在经济学及道德哲学方面的影响很大，马歇尔的学术兴趣逐渐由物理学转向了哲学和社会科学。于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思想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曾经他把西奇威克称为自己“精神上的父母”。

后来，他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英国出现的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他感觉到，神学、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都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于是，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经济学上面来，把理解社会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打算从经济上来分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他把经济学看成是增进社会福利、消灭人类贫困的科学。

马歇尔非常专注于数学，但是他也十分努力的把自己的著作推广给普通大众。他在1879年的著作《工业与贸易》在英国广泛流传学习。此后，他花了10年时间撰写《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发表。这本书被认为是马歇尔最伟大的著作。他阐述了均衡价格论，把传统的生产费用论、供求论同基数效用论结合在一起，提出需求价格、需求规律、需求曲线、供给价格、供给规律、供给曲线、边际效用、边际生产成本消费者剩余等概念，分析了均衡价格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马歇尔主要着述有：《对杰文斯的评论》、《对外贸易的纯理论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工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现状：1885年2月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统计学会杂志》、《马歇尔官方文献集》、《关于穆劳动力先生的价值论》、《伦敦贫民何所归》、《一般物价波动的补救措施》、《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精义》、《关于租金》、《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分配与交换》、《创建经济学和有关政治学分支课程的请求》、《经济骑士道精神的社会可能性》、《战后的国家税收》、《工业与贸易》、《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纪念集》等等。

供求均衡价格体系

二元论的供求均衡价格体系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经济学说的中心结构。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一些辅助性的“新”观点，去充实这一中心结构。①心理色彩：如在价格决定上，不仅需求方面对效用的主观评价是一种十足的心理活动；而且在供给方面，也尽量用心理活动去解释，如把劳动说成是“负效用”，把资本说成是“等待”的结果。②时间分析：在价值论的供求均衡体系中，引进时间因素，分成极短时间、短期和长期。只有把时间分析方法用到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体系中去，确定在各种时间需求与供给两种因素对价格所起作用的不同，才能调和生产费用说和基数效用说。③局部均衡：即采用孤立市场的局部均衡方法，在考察一个商品的价格时，假定其他事项不变，把范围局限在这个商品的局部市场领域以内。④代表企业：同一个产业部门中，各个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各异。用代表企业，即不论在生产规模上或发展状态上均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产业部门中各企业的正常单位。⑤静态经济：从庸俗的进化论出发，认为经济变化是逐渐的，不是突变的。他所研究的经济事物，并非完全静止不变，而是随时都在发生变动，但丝毫不改变其性质和一般条件。

供求均衡原理

马歇尔全部经济学说中，自始至终贯串着这一原理。他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均用供求均衡原理为轴心去进行组编。

建立在局部均衡论基础上的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庸俗经济学说的核心和基础。他认为一种商品的价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由该商品的需求状况和供给状况决定的，用商品的均衡价格去衡量商品的价值。所谓均衡价格，就是一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需求价格是消费者（买者）对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这是由该商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供给价格是由生产者（卖者）为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所愿接受的价格，这是由边际真实生产费用所决定的。需求价格由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是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的，这就构成需求表，在坐标图上形成需求曲线D（图中x轴表示数量，y轴表示价格）。供给价格由于边际生产费用递增规律起作用，是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增的，这就构成供给表，在坐标图上形成供给曲线S。供求两曲线相交于A点，即均衡点。O P即均衡价格，O H即均衡量，此即均衡价格水平的成交量。

在均衡价格的决定中，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引进时间因素，按时间长短分成三种均衡价格：①极短时的市场价格，时间短暂到无法改变供给量，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状况，即市场现存商品量的基数效用。②短时期的均衡价格，即在现存的技术设备和工业组织的基础上伸缩产量，而没有足够时间去增加设备、改进技术和组织以适应需求的变动。这时，均衡价格取决于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费用。③长时期的均衡价格，即技术、设备和组织均有足够时间加以改变以适应需求的变化。这时，均衡价格虽仍取决于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费用，但是，生产费用对商品的价值起着主导作用。总之，时间愈短，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愈大；时间愈长，供给方面所起的作用愈大。这种均衡价格论无非是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混合成一体的庸俗价值论。它用价格偷换价值，用市场价格的决定问题来取代价值实体和价值决定的问题，把决定市场价格水平的供求力量说成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

在分配理论方面，马歇尔把均衡价格理论应用到每一个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上，并接受了“三位一体公式”。不过在说法上把“生产三要素”改为“生产四要素”，把“三位一体公式”改换成“四位一体公式”，除“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外，增添了“组织-利润”。这样，马歇尔在二元论的供求均衡原理的框架内，溶合了所有的庸俗论点，构成分配理论，完成了他的经济学说的整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