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宗彦（1850年－1912年），字君玉，号幼沧，福建闽县人。清代官员。曾宗彦之曾祖父曾晖春、祖父曾元炳、父曾兆皆为进士。光绪九年（1883年）中式癸未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历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官至贵州思南府知府。

曾宗彦（1850-1912）字成焘，又字君玉，号幼沧，福建 福州人，祖籍福州洪塘鹗里（在今福州仓山区）。

他于清爱新觉罗·旻宁三十年（1850年）阴历十一月十一日生在北京，3岁那年回福州市，家住东街孝义巷口东边的“五子登科”曾宅（旧址在今福州实验小学大门正对面），祖居则在三坊七巷内的黄巷及安民巷。其曾祖父曾晖春、祖父曾元炳（榜名曾元卿）、父曾兆鳌，及曾宗彦自身，为四代直系接连进士，是清代福州所仅见。曾宗彦的母家在高邮市。其母王如瑛是清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念孙（曾参倒奸相、大贪污犯和珅）的曾孙女，清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引之（曾订正《康熙字典》2588条）的长孙女。而曾宗彦的长孙女曾明，则是“全闽第一绣手”。

曾宗彦高祖母陈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大姨妈。曾宗彦自幼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他幼年丧母，少年考得秀才，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福建省癸酉科亚元（举人第2名），光绪九年（1883年）成癸未科二甲第82名进士，钦点庶吉士。此后，任散馆授编修。曾宗彦与台湾省的关系颇深，他曾出任台湾、厦门市两地讲席，遗著有七律诗《金门岛吊郑延平（郑成功）》，和七言绝句《台北夏日》等。其胞叔父曾兆鹏亦署理过台湾县学训导。曾宗彦的学生、台湾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宗鼎弟黄彦鸿，是清代台湾仅有的四名翰林之中最后的一位），把四妹黄氏嫁给了曾宗彦的次子曾以为妻。

曾宗彦是支持戊戌变法的光绪帝老师翁同龢（会试后复试阅卷大臣、本科教习庶吉士）的门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有亲戚之谊（林旭是曾宗彦第三子曾煦的内侄），思想和行动上属于维新派。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1898年1月31日），林旭和张亨嘉主持筹办的维新组织“闽学会”，在北京福建会馆正式成立，曾宗彦积极参与，成为骨干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1898年5月25日），甫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曾宗彦，在“百日维新”即将来临前，上奏光绪帝，递上《时艰孔迫宜用洋操克期练陆军折》，主张精练陆军，以新法来操练。他在奏折中指出：自从去年胶州事件以来，朝廷几次下谕旨到各省，要求各封疆大吏提出裕饷强兵的方案，可是有的至今未核奏，即使有核奏的也无切实办法，况且各疆臣意见不一。因此，他建议：“为今日计，莫若先尽各省已有之饷，练各省洋操之兵，但求其精，不患其少。”他还附上精练陆军的详细办法清单。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曾宗彦上奏那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曾宗彦封奏，练洋队，谓宜遣大员巡行督率，否则无办期；片，六条，即此事，甚简当，交户、兵二部妥速议奏。”此折得到了光绪帝的重视。次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着户部、兵部妥速议奏。同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标志着百日维新的开始。五月初一日（6月19日），光绪皇帝谕命军队改习洋操。先是，曾宗彦奏请整顿军队，各省陆军一律改习洋操，尤以东三省为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署直隶总督瓜尔佳·荣禄等会奏，大体赞同。故有此谕。谕称：“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着，惟须选教习以勤训课，核饷力以筹军实。”到了百日维新第29天的五月二十一日（7月9日），光绪帝据军机大臣爱新觉罗·世铎等上《遵议精练陆军并神机营改用新法操演，又京营、绿营参用西法折》下谕。此次兵制改革，包括八旗在内，所以梁启超称之为“命一国皆改兵制”。其最先源于曾宗彦的上奏建议，因此，有人评论曾宗彦是“戊戌变法的导火索”，也有人说他是“近代中国的陆军之父”。

此外，在百日维新期间，曾宗彦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递上《铁路将兴，洋货愈畅，漏愈大，急宜振兴农工二务以筹抵制而收利权折》。并随折递上附片：《急宜于各学堂精选学生赴欧美精习矿学，并南北洋宜设立矿务学堂片》。是日，光绪帝即又下谕，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议奏农工二务暨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事宜，并从总署一面拣派学生往日本矿务学堂学习，一面就现有学堂酌增矿学一门之议。同年五月十六日（7月4日），总理衙门《议复曾宗彦奏振兴农工二务折内农学会一节》。曾宗彦的上述建议，为光绪皇帝采纳，成为百日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宗彦没给我们留下他的遗像。幸亏其同乡、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何刚德（1854-1936）在所著的《话梦集》中提到了挚友曾宗彦的形象特征：“公气度秀逸，诗尤戛戛独造。”曾宗彦居京时，常与同乡在福州会馆新馆榕荫堂雅集赋诗。其诗文皆以“精”字取胜。曾宗彦说：“我以不消说者不说胜，故以少许胜人多许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惨遭杀害。曾宗彦怀着悲愤的心情，告假还乡，暂时离开了与维新派志士们共同奋斗过的北京城。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899-1901年）间，他以在籍翰林出身的侍御身份，出任了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前身“凤池书院”第13任山长。

在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侵略者退出北京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宗彦入京被简任为贵州思南府知府（后调任兴义府）。在政坛上，他虽因参与变法而遭受排挤，在知府任内仍坚持潜心于新政，但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统治下，却已无能为力。后返故里颐养天年，卒于民国元年（1912年）。

曾宗彦与妻子宋恭人合葬于福州市仓山区洪塘曾家山，墓碑上直书“清御史幼沧曾公寿域”九字。此墓已毁于1974年，曾出土朝珠一串。曾宗彦的生前愿望是安葬在风景秀丽的西湖。

曾宗彦的一生，闪光点是：没白当御史这个言官，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人民也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