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鲁（满文：ᠪᠠᡨᡠᡵᡠ，转写：baturu），满语是勇士、能干之意，也可转译为“英雄”，与蒙古语的“巴特尔”（баатар）同源，亦音译作拔都；巴图鲁是清代最常见的赐号，因其主要表示武勇，故而又有“勇号”之称。

明朝女真（满族的前身）就开始使用“巴图鲁”这个称号，后来逐渐发展成清朝时期赏赐有战功之人的封号。表彰获封之人的武功，又有“勇号”之称。

按“巴图鲁”封号的构成形式，可以分为单独“巴图鲁”和复合“巴图鲁”。

在清朝，一般需要达到以下三种情况才有机会被册封为“巴图鲁”，第一种是在战场上击杀敌方大将或者首领拿下头功的人；第二种是在多次战役中都有不错的功绩，累积到一定程度；第三种是在战场上立下重要功劳却牺牲的人。

按“巴图鲁”封号的构成形式，可以分为单独“巴图鲁”和复合“巴图鲁”。单独“巴图鲁”，即在册封的过程中，仅册封为“巴图鲁”的封号。这种普通的封号只出现于清代开国初年。复合式巴图鲁封号，即在巴图鲁前加上不同语言的修饰成分而构成的巴图鲁封号。这种封号较为复杂。根据其前修饰语言的不同可以分为：满语复合巴图鲁和其他语言复合巴图鲁。

巴图鲁（满文：ᠪᠠᡨᡠᡵᡠ，转写：baturu），满语是勇士、能干之意，也可转译为“英雄”，（蒙古语西里尔字母：баатар，即“巴特尔”）一词，在元、明时期有“拔都”、“拔都鲁”、“把都儿”等不同汉语音译。女真（满族的前身）在明朝末年就开始使用这个称号，清朝建立后，“巴图鲁”则专门用来封给战功显赫的人物。按“巴图鲁”封号的构成形式，可以分为单独“巴图鲁”和复合“巴图鲁”。

“巴图鲁”赐号首次出现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爱新觉罗·穆尔哈齐获赐青巴图鲁称号。“巴图鲁”赐号随着清代政治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太祖至李世民时的萌芽、顺治帝至爱新觉罗·颙琰时的创立、爱新觉罗·旻宁至同治时的发展及光绪至宣统的衰亡四个阶段。

清代太祖、太宗时期，因政权初建，各项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满语baturu名号也正值萌芽时期，此时期满语baturu赐号呈现出借助蒙古语，且名号纷杂且与官职相混，得号者较少，得号者民族成分单一等特点。

这些特点与清代初期与蒙古族的密切关系有关，为了对抗明朝势力，清太祖实行与蒙古部落联盟的策略，文化上也更侧重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在清太祖时期，得 “巴图鲁” 赐号者共有6人，太宗朝共有吴巴海、劳萨等17人被赐予 “巴图鲁” 名号，所得赐号的23人皆为满族武将；如，如爱新觉罗·穆尔哈齐被赐予cing baturu（青巴图鲁），其中cing借自于蒙古语，其义为“诚，诚心的”。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在管理实践中清政府也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自清世祖顺治1644 年入关直至乾嘉时期，形成名号制度。这一时期的赐号无论是从受封者的民族还是赐号的构成，都从单一性走向了的多元性，赐号制度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

在清代太祖、李世民时期，得 “巴图鲁” 赐号者皆为满族，自爱新觉罗·弘历以来，赐号获得者的族属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再是满族专属；仅乾隆一朝共有68人被赐予 “巴图鲁” 称号者，满族48人、蒙古族6人、藏族1人、汉族13人。

在清代乾嘉时期， “巴图鲁” 称号的构成也走向了借用语言的多元化，出现了大量的借词，不仅继续借用蒙古语，汉语、藏语也是被借用的语言之一。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小金川人木塔尔投诚且屡战有功，得号rtsampa baturu（ 赞巴巴图鲁），是藏语构成 baturu名号的第一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满洲镶黄旗人福康安因屡有战功，封号嘉勇巴图鲁，福康安也成为借用汉语赐号的第一人。

在乾隆一朝，有11人次的 “巴图鲁” 称号借汉语构成，用字主要为：嘉、奋、常、劲、诚、干、继、智、跷、坚，其中“奋”出现3次；爱新觉罗·颙琰时期借自汉语构成 “巴图鲁” 称号共11人，汉语用字6个分别为：继、劲、健、诚、迅、毅，其中“继” 出现了2次、“劲”2次、“ 健” 出现了4次，汉语用字比乾隆时增加健、迅、毅三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出现了更改 “巴图鲁” 赐号的现象，如许世亨，四川新都人，先世出回部平乱，赐孔雀，加“劲勤巴图鲁”称号，后赴台湾平林爽文之叛，改赐“坚勇巴图鲁”赐号，此以后多有更改赐号的现象。

道光以后，清政府陷入了多事之秋的时代，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原地区，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的名号并未超出乾嘉时期所创立的基本框架。

道光年间，满语名号不仅有汉语借词构成的 “巴图鲁” 赐号而且还有不含借词的满语 “巴图鲁” 赐号，汉语借词的 “巴图鲁” 赐号共有9个，分别是：逸、干、利、进、锐、直、扬、、胜，在这9个汉字中，仅有“干” 字是前代出现的，其余皆是新增的。有3个不含借词的满语，分别是：fafuling ga baturu（ 法福灵阿巴图鲁）、fafuri baturu（法福哩巴图鲁） 及akdacun baturu（ 阿克达春巴图鲁）；不可识别的赐号有1个，是瑚尔察图巴图鲁。

咸丰时期出现了借自汉语、蒙古语、藏语、不借词的“巴图鲁” 赐号，不含借词的满语“巴图鲁” 赐号有39人；有58个汉语借词“巴图鲁” 赐号，，汉语用字共35个，其分别是： 勃、 锐、 果、 毅、 固、 猛、 勤、 鼓、 励、 协、武、壮、 刚、 干、 奋、 挚、冲、 展、 、 著、 伟、 钟、 豪、 志、御、悍、技、雄、勷、义、直、黾、卫、彪、拔；有13个蒙古语借词构成的 “巴图鲁” 赐号，蒙古语借词构成的 “巴图鲁” 赐号共11 个。

同治时期得 “巴图鲁”赐号者共82人，汉族79人，约占总数的96.34％，汉语用字共46个，其分别是：力 、壮、 强、振、 尚、卓、敢；悍、扬、效、伟、勉、著、锐； 雄、 毅、 节、 信、 志、 精、 讯、 、 资、 勃、骠、忱、质、干、 迅、 翼、 锋、 劲、 刚、 勋、 硕、 健、 捷、 威、侃、协、励、利、精、勃、果、烈。 其中力 、壮、强、振、尚、卓、敢曾各出现3次，悍、扬、效、伟、勉、著、锐各出现2次。

在这一时期，汉语借词构成的 “巴图鲁”赐号剧增，乾隆时约占总数的27.65％；爱新觉罗·颙琰时约占总数的57.89％；爱新觉罗·旻宁时约占总数的75％；咸丰时约占总数的50.45％；同治时约占总数的 81.7％。而且汉族人得 “巴图鲁” 赐号者剧增，乾隆时期得 “巴图鲁” 赐号者共68人，汉族者10人，约占总数的 14.7％；嘉庆时期共22人，汉族约占总数的63.63％；道光时期共14人，汉族12人，约占总数的85.71％；咸丰时期共121人，汉族及其他民族100人，约占总数的82.64％；同治时期84人，汉族79人，占总数的94.04％。

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一是满洲八旗军事实力的衰退，汉军八旗成为作战的主力，二是清代“满洲本位” 政策的转变。

光绪宣统年间，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衰落，名号制度也逐渐衰落并退出历史舞台。光绪时期， “巴图鲁”赐号清楚的共15个，汉语借词修构成的 “巴图鲁” 赐号10个，约占总数的 66.66％。 光绪时得 “巴图鲁”赐号者共18人，汉族15人，约占总数的8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