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炳钧，别号仲刚，出生于1905年，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以“英美预算制度”的硕士论文结业，获硕士学位。

曾炳钧（1905-1994），别号仲刚，祖籍四川泸县，三岁丧父，家境趋紧。先生奋发向上，于1926年进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成为清华政治学系第一级毕业同学；并于1934年考取清华公费留美，为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同学，赴美学习研究经济及政治学，先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以“英美预算制度”的硕士论文结业，获硕士学位；而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L.Rogers，并经导师引荐加入威尔逊学会，以“中日冲突在英国议会中的反映”的博士论文结业，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1年先生学成之时，正值山河破碎之时，东海疯狂轰炸我国重庆市。先生毅然放弃在美国供职机会，接受地下党委托，作为中方唯一代表，押运挪威货船S.S.Gunny号，将一船新型战斗机带回祖国。至解放前，先生历任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国民政府经济部参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华学报》编辑、北京大学兼任教授。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生于书桌之前，亦热忱于国家时事。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先生与冯友兰等人发起组织了“济案后援会”，后发展成为“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1947年，先生与金克木、韩德培等六人在上海《观察》上发表《我们对于当前学潮的看法》，呼吁停止内战，恢复和谈，谋求统一；并且被推选担任教授善后委员会主席，营救参与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学生。

解放后，先生被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与吴恩裕教授、戴克光教授、严景耀教授（雷洁琼先生之夫）并称“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1954年分配至国家与法教研室准备财政法讲义，1956年担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主任，全程参加彼时集体编写讲义。先生重视参加社会调查实践，曾兼任董必武同志领导的中国法学会筹备会委员，1966年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参加过四清运动。在历次运动中，先生虽受到批判，但仍傲然而立，坚守信仰。1979年，中国政法大学复建，先生担任法制史专业导师组组长，虽早已过古稀之年，先生仍事必躬亲，严格治学。

先生笔耕不辍，著有时评、论文以及译著多篇，并不时参加演讲。建国前，先生曾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发表论文《人治与法治》《学术与政治》（1942年）；在英文中国年鉴上发表论文《中国战时的工业和商业管制》（1943年）；在《经济建设季刊》上发表书评《评罗滨汉斯教授的经济计划与国际经济》（1943年）；1943－1944年在武汉大学发表过演讲“宪政与图强”、“二十年后的中国”。此外先生还著有《魏玛宪政时期德国的经济复兴》、《英国的财务管理：预算控制》（英文）、《在放任主义与全盘社会主义计划之间》（英文）、《评柯尔的经济政策未来十年展望》、《评拉斯基的美国的民主》等专论和书评。建国后，先生亦著述甚丰，如主编《中国法制史》，翻译《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当代政治理论等，并于“运动”期间发表时评多篇.

我的父亲 曾炳钧如今已离去十一年了，然而他的形象反而随岁月流逝而愈加清晰起来。

父亲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即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教授，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大学里度过的。他三岁丧父，家境并不宽裕，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在经济上除得到他的老家四川泸县的学业补贴外，每天下午4至6点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书出纳处的助学工作以及翻译、写稿的酬劳就是生活来源。所以，直到毕业时，他还欠学校学费、伙食费二百余元，至1934年才还清。1929年大学毕业后 他到社会调查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吕振羽陶孟和先生共同担任《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编辑有一至五卷（每卷四期）；出版《国际劳工组织》一书（内容主要是分析研究国际联盟组织下的国际劳工立法保护问题）。1933年起任《国闻周报》的"经济时事评论"专栏主编，在上面发表过论文《危机日迫的中国经济》，并受天津市《益世报》社论主笔钱端升先生委托，任该报社社论的特约撰稿人。

1935年参加留美公费生考试被录取，赴美国学习研究经济及政治学，先后在美国获得伊利诺大学硕士学位、哥仑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硕士论文为"英美预算制度"；博士 论文为"中日冲突在英国议会中的反映"。父亲在哥大的指导教授是L.Rogers，联 合国成立后，任国际劳工局局长，经他介绍，父亲参加了威尔逊学会，并在学会做过题为《1911——1924年中国联省自治运动与宪政问题》的报告。返国后直至解放，他曾任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国民政府经济部参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清华学报》编辑、北京大学兼任教授。这段时间内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宪政方面，他曾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发表论 文《人治与法治》、《学术与政治》（1942年）；在英文中国年鉴上发表论文《中 国战时的工业和商业管制》1943年；在《经济建设季刊》上发表书评《评罗滨汉斯 教授的经济计划与国际经济》（1942年）；1943——1944年在武汉大学发表过演讲 "宪政与图强"、"二十年后的中国"。还有《魏玛宪政时期德国的经济复兴》、《英国的财务管理：预算控制》（英文）、《在放任主义与全盘社会主义计划之 间》（英文）、《评柯尔的经济政策未来十年展望》、《评拉斯基的美国的民主》 等专论和书评。

父亲生于1905年，在几近一个世纪中亲历了中国从国弱民贫到屹立于世界之林 的巨大变化。因此，像许多中国老知识分子一样，他早就已经将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是一个学者，而首先他是一个爱国者。1941年他在美国修完学业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日寇疯狂轰炸我国重庆市。出于抗战爱国的民族感情，父亲放弃了在美国供职的机会，接受了当时在美国的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签下生死状，作为唯一的中国押运员乘挪威货船 S.S.Gunny号（挪威与纳粹德国是交战国），从纽约取道大西洋经非洲好望角辗转航 行两个多月至仰光，将一船美国供应中国的新型战斗机押运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他兼任过董必武同志领导的中国法学会筹备会委员；参加过当时华北行政委员会对民主建设的考察，在山西省考察一个月 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同年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参加土地改革，历时八个月，他的档案里 记载着对他在土改工作中的表现的评语："工作谨慎，分配田亩公平合理，沉静积极，对群众态度非常和气，而且有商量，很有民主态度，各群众非常拥护"；1955年 他曾被调往国务院法制局协助整理财经法规；1966年去广西参加过四清运动。

父亲所学是政治学，又有留洋的背景，这使他的研究在后来受到相当的限制，但他一生忧国忧民，始终保持着对国家政治的高度关注，即便在文革迫害的高压下也不例外。记得在周恩来去世的日子里，恰逢我回京探亲期满，在父亲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他不顾黑云压城的政治气候，执意与我一起提着沉重的行李先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群众自发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他异常激动地记录了许多祭奠和声讨的檄文。文革后，百废待兴，父亲经常在家里和政法学院的老同事讨论世界形势、议论国家大事和学校的建设，余叔通先生、杜汝先生、陈光中先生、朱启武先生都是家里的常客，他们学贯中西，谈古论今，抨击时弊，高谈阔论的形象我至今不忘。作为学者，他保持了在学术上的独立思考，敢说真话的品质操守。1957年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法的继承性"问题座谈会，父亲写的论文《关于法的继承性问题》被登在《政法研究》上，并因为被认为抹杀法的阶级性而在1958年的双反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为了避免由于写文章引起政治问题的麻烦，父亲不再写文章，在1963——1964年休假期间翻译了美国伯恩斯的《当代世界政治论》，而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却依然惹了麻烦。由于紧接到来的文革运动，他不断为此做出检讨，这部译著直到1983年才被商务印书馆出版。1966年，在北京市委布置"海瑞罢官"的讨论后，父亲为《文汇报》撰写了论文《从抑制豪强看海瑞的执法》（发表在1966年2月25日的《文汇报》上），后来又为《新建设》撰写了《对于清官的两点看法》。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一再被迫作检查。父亲爱学校、爱学生。1947年春在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的鼓舞下，父亲与金克木、韩德培等六人在上海《观察》上发表《我们对于当前学潮的看法》呼吁停止内战，恢复和谈，谋求统一。同年，六月一日武汉大学发生军警特务千余 人包围学校，抓捕师生数十人、开枪打死学生三人、打伤多人的血腥惨案，校园笼 罩白色恐怖。父亲闻噩耗立即赶赴现场，在当日的教授会议上极力主张罢教，向社会呼吁营救师生。几日后他被推选担任教授善后委员会主席，发表正义宣言，声明罢教，要求严惩凶手，营救受迫害的教授和学生，反对军警进驻学校。解放后1952 年父亲被调到中国政法大学，1954年分配至国家与法教研室准备财政法讲义，1956年担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主任参加了当时集体编写讲义的全过程。他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是北京政法学院建立后公开印行的第一部教科书。1979年中国政法大学复办，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父亲担任法制史专业导师组组长。那时他年事已高，被师生尊称"曾公"。他坚持参加教研室的会议，关注学校的进步与发展；他常在家里接待师生，热情认真地与他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他热忱而严格地指导 研究生，督促他们多读书并要求写出读书笔记；他克服由于青光眼而造成的眼力困难，持放大镜逐字逐句地为研究生修改学位论文。在我留校任教后，有一次我在教学楼四楼上课，讲美国法制史部分，讲着讲着忽然发现教室最后一排竟坐着父亲！他从头至尾听了我的课，并且在课后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那时他已经82岁 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那天我有课，又是怎样拄着拐棍上的四楼。他说过多次，教书不光要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就好象 不仅要给求金者金子，更重要的是教会他点金术。

父亲虽然从事政治学的研究，但在政治上却很清高，非党非派，洁身自好。文革中造反派问他："你还有什么没有交代？！"他的回答是："恐怕是我的灵魂吧！"令人意外的是在他85岁高龄时，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多次对我们说过，他非常敬佩小平同志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革命家风格，在举国全力以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几代爱国人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夙愿时，他觉得他必须以实际行动表明他对党的事业的支持。他在志愿书上写道："十年浩劫，国家和个人 均遭逢大难，几频绝境。幸拨乱反正，国家转危为安，重又走上大规模建设的丰田坦途。......我自知年事已高，岁月无多，能力有限，贡献不大，但自信报国之志不 衰，奋发之心未泯，他无所求，但愿在有生之年作为党的一个成员，尽可能做好力 所能及的工作，为党的光辉事业革命目标奋斗到底。"

父亲的一生与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一样，承受过国家危亡的苦难，经历过坎坷 劫难，但向往民主进步追求真理却终生不贰。在中国政法大学，他度过学术生涯的 后半生。在他去世时，在他的存折上仅有三千元人民币，除了满屋的书籍外，再没 有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和他的人格品行却作为法大人丰厚 财富的一部分将永远被珍视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