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曜法师，北魏僧，籍贯、生卒年均不详。昙曜的复佛事业中，首推云冈石窟的营造最为灿烂辉煌。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西元四四六），拓跋焘下令废佛，佛教一片凋零。续后七年，主事者崔浩、寇谦之及太武帝相继去世，佛教的复兴事业始出现一线生机，而实际担任复佛重任的沙门统正是昙曜法师。由于他积极致力复兴佛教事业，北魏时代佛教盛行的基础因而确立。

在各种复佛事业中，昙曜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其石凋佛像和石窟内凋饰之奇伟，可谓当世之冠，也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灿烂的奇葩。而他所确立的「僧祇户」、「僧祇粟」和「佛图户」制度，不仅改善当时的经济生活，更是经济史上的一大贡献。

昙曜法师，北魏僧，籍贯、生卒年均不详。《续高僧传》里描述他：「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年少出家的昙曜坚守戒律，节操高拔，深得太子拓跋晃（恭宗）的知遇和礼敬。

当时拓跋焘听从宰相崔浩、道士寇谦之的意见，欲崇儒教、道教，大事排佛，弹压沙门。一回，太武帝出兵至长安，见地方寺院有弓矢、矛盾、酿酒用具、密室及州郡长官富豪所托寄物品等，即怀疑佛门有不清净行为，加上崔浩趁机进言镇压，太武帝因而断然下诏，诛尽长安所有沙门，焚烧寺院，毁弃佛像。举目所见，尽是残经败卷，满目疮夷，一时北魏顿成人间地狱。《高僧传》形容此时的情况：「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之，得则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在此风声鹤的情况下，许多僧人纷纷还俗以免惨遭杀害。太子唯恐昙曜遭到不测，一再劝诫他明哲保身，并要求他还俗以为朝廷所用。然而昙曜道心坚固，誓守沙门生活，暗中还将法物、法器带在身边，因而赢得时人的钦佩与赞叹。

太平真君九年，寇谦之去世；十一年，崔浩因滥用权力，导致亲眷、部僚百馀人满门遭灭；隔两年，拓跋焘也为其官宦宗爱谋弑。三人相继身亡，原应给予佛教复兴事业带来契机，然因宦官宗爱的离间，太子早在真君十年即已忧愤而死，因此，迟至真君十三年十月，太子之子拓跋濬（拓跋濬）即位，复佛事业才得以开始。

真君十三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诏表示，佛教有助于王政的建立，增益仁智的善良本性，除邪恶，明辨真理。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加上当时人民亲见崔浩满门处死，太武帝暴毙，及僧亮开示因缘果报的道理，而深感因果昭然，加速佛教的复兴。

文成帝下诏后，便准许各州郡县、都邑各设一座寺院，并且只要有乡里出示良家出身、德行端正的证明，都允许成为沙门。此外，诏书又明示出家人必须勤于教化，摒恶行善，尽力于佛教的复兴。

废佛期间隐于山中的昙曜，此时也被召回京中，协助「道人统」（中央所设立统治、监督寺院造像、法会、度僧等之最高掌管者）师贤大师（宾国师）进行复佛的工作。在「监福曹」（中央统治及监督佛教教团的机构）和「僧曹」（地方州郡设立管理佛教事务的官衙）这些僧官的监督下，僧众受国家委托，担任教化民众的责任。

西元四六〇年，师贤大师圆寂后，昙曜承其志业，继任「沙门统」（道人统改名），成为整个复兴运动的中心人物。

昙曜的复佛事业中，首推云冈石窟的营造最为灿烂辉煌。

他在平城西方武州塞的狭谷石壁上，开凿佛教石窟。其中包括拓跋珪以下至当今皇帝，分别置于十六至二十等五所窟殿，每一窟高二十馀丈，约可容纳三千人；而每一窟内的佛像高有六十或七十尺，凋饰奇伟特秀，型态庄严伟岸，神情各不相同而栩栩如生。第七、八窟中描绘佛陀的前生到成佛、说法等情形；第五、六窟则取材自《维摩诘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大乘经典，气势之磅礴，令人叹为观止。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窟中少数的「造像铭记」，这是造立佛、菩萨像的祈祷发愿文，内容首先祈愿帝室和国家隆盛安泰，祈愿造立者的解脱，最后祈愿同乡道心增进，并刻上「太和七年（西元四八三）八月三十日」及村中善男信女五十四人姓名，可知云冈石窟的开凿并非独赖帝室和国家之力，而是集合民间力量创作而成，此点尤为难能可贵，并且深具意义。

云冈石窟的建造，在中国建筑艺术史和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昙曜复兴佛教的另一项功绩是经济上的成就。

由于当时佛教团体急速增加，佛教事业不断发展，人力与净财出现短绌的现象。另一方面，北魏强迫齐地降伏的汉族迁移到平城区附近居住，政府当局以农奴待之，给予百般苛役。这些汉人心中原存不满，加上被视为农奴，受到胡族朝廷的监视，又苦于凶年、饥，于是不断出现反叛的怨民，致使社会隐藏一股危机，昙曜不仅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且费尽心思，谋求解决之道。

昙曜首先将这些被视为累赘包袱的齐地汉人，移到自己统辖的「僧曹」之下，藉佛法教化的力量，给予引导、教育，鼓励他们振兴农业，参与社会公益及佛教的福利事业。这些人每年缴纳六十粟粮给僧曹，称之为「僧祇户」，所纳的粟粮则为「僧祇粟」。这些粮食储存下来，平时可以活用，作为资助百姓的融资，遇到荒年，更可以供作赈灾解厄的资粮。

实行的结果，僧祇户日渐增加，丰富的僧祇粟使得融资更为快速，财源因而大增。将这些净财运用在佛教各项事业上，佛教社会教化的功能也因而日益活络。

此外，昙曜成立「佛图户」，藉由佛教的教化，对于叛乱的重犯、俘虏、投降者施以辅导、管理，以他们的劳力为寺院清扫或耕作，此引用自律部所提的「净人」（杂役劳务者）和「园民」（田园耕作者）制度。他们不仅兴隆三宝，并且经由佛门劳动作务的潜移默化，也使得心灵逐渐净化，乃至为己修福修慧，植种善根。昙曜这两项措施，不仅改善当时的经济，也为社会民心注入一股安定的力量。

北魏时代「疑经」风气盛行。所谓「疑经」，根据僧祐律师《出三藏记集》所解：「模彷汉译经典，作伪经或饰虚构之说，乱经典之真善者。」因拓跋焘下诏废佛，许多经典都遭焚毁，即使偶存零星数卷，也都是断简残篇，不足为庶民所归信。

昙曜一方面向民众宣扬佛法，致力使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一方面也积极邀请沙门大德，于云冈石窟通乐寺共同译出《入大乘论》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因缘传》四卷等。这些疑经虽非真经，然而内容却融合中国文化、思想、民俗等，明白易解，广为人民所接受，因此提供人民心中信仰的安定力量，并且对于传播佛法，提供有力的研究方向。

其中《净度三昧经》内容提及受斋戒者可得善神守护，如法实行能增福延寿，升天获福，此为广大庶民在修学佛法上，开辟一条人天增上道，也正符合当时情况所需。经文并云：「人民依沙门，沙门依佛，佛依人民。人民若依于沙门，得若干种福。」此则引导民众以沙门为依归处，修慧增福，行于圣道。经中亦明白揭示，不知精进于佛道之沙门与白衣弟子，为遭逢毁佛的原因之一。此对规范僧俗二众，守持戒律助益颇深，亦可见出昙曜致力复佛的方向。由于此经通俗浅近，很快盛行于民间，使得百姓乐于信受佛法，而使佛教呈现重建后急速发达兴隆的盛况。

此外，《付法藏因缘传》则明示教法东传历史的可考性，并且昭示传灯来由，法藏住持不绝。在人心惶惶的时代，此经无疑提供人民心灵依归的力量。

昙曜一生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然而他以大无畏的气度，展开一连串复兴佛教的工作，无论在政治、经济、教化、艺术或译经，都将佛教带向复、繁荣的景象，可谓为北魏复佛的一代法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