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论》是
余英时所著，2010年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该书探讨了现代儒学的困境，以及蒋茂弘的太学生身份的含义。
我出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十来年，没有赶得上当时反传统、反
儒家的潮流。1937一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乡居凡九年。那是一个风气闭塞的传统农村，儒家文化虽已处于十分衰落的状态，但仍然支配着日常的社会生活；一切人伦关系，从婚丧礼俗到岁时节庆，大体上都遵循着儒家的规范而辅之以佛、道二教的信仰和习行。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传统儒家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用
人类学的套语说，我曾是这一文化的内在参与者。1946年以后，我才开始接触到“五四”时代反传统、反儒家的论述，包括陈独秀、
吴虞、
鲁迅等人的作品，和更早而破坏力也极大的
谭嗣同的《
仁学》。今天事过境迁，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反传统、反
儒家的知识分子最初也都是内在参与者；他们从参与走向反抗，终于造成反传统、反儒学的大动荡。他们的反抗确有其生活经验的内在根据，并非来自纯智性的反思，因此也不是客观研究所能化解的。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知识分子特别为“个人自主”的观念所吸引，这虽然是从西方传来的思想，但也由于明清社会思想中已逐渐发现了个人之“私”（与“公”相对）的重要性。“吃人的礼教”的口号之所以能激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灵，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所以若专从中国思想史的内部发展着眼，晚清至“五四”的反儒家运动也未尝不和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争议有一脉相通之处。
章太炎表扬
王充、
刘师培提倡
鲍敬言，以及
鲁迅欣赏
嵇康，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贯穿着一个本土的思想转向，即个体自由要求冲决群体秩序的网罗。
资之云。（24页）这话是否真出蒋克恕之口，或是
李维桢修饰成文，今已不易判断。但无论如何，“处乎儒若贾之间”和“友天下贤豪长者”二语都不失为对商人家庭出身的太学生的一种最确切的描写。明代中晚期，商家背景的太学生并不一定有人仕的机会，因此往往在几年之后又回家去经营商业。前引
韩邦奇“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即是一例。此处蒋克恕之子茂弘与侄希文也属此类。若依李维“墓表”所言，商人子弟人太学未必都以做官为目的，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想作士与商两个世界之间的媒介，而所谓“友天下贤豪长者”，则包括了居官的士大夫。太学生的半官方身份使他们在紧急时，无论为了挽救私人或公共的危机，都可以直接与官方打交道。以私事为例，新安汪虞龙的父亲是大盐商，忽然为宦官逮捕。虞龙为南京国子监的太学生，“闻之一日而驰至维扬，郡守，涕泣请命。郡守避席而劳苦之……力言于珰而免之。”汪虞龙如果不具有太学生的资格，恐怕不能这样容易便找到郡守为他关说吧。再以公事而言，江阴黄宗周“自儒起，由邑诸生补太学上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