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1940年1月17日—2023年1月11日），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白莲坡镇胡年庄人，是“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曾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坚果专业委员会总顾问。

年广久自幼随父逃荒到芜湖市定居，年仅10多岁便随父经营水果摊。年广久做生意遵循其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的遗训。1972年，年广久开始卖瓜子，后取名“傻子瓜子”，并研究改进炒瓜子的技术和口味配方，很快在芜湖市小有名气。随着中央对个私经济发展的支持，年广久开始扩大规模，开了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傻子瓜子厂，之后带着“傻子瓜子”几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市场，随之带动了芜湖市炒货行业的活力。2008年，“傻子瓜子”以芜湖为中心，共拥有3780家店铺，营销总收入达2.5亿元。之后，年广久开始半隐退生活。直至2023年1月11日，年广久因病逝世。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年广久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先河，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是改革开放中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标志性人物。他曾三次入狱，三次被邓小平点名，时间上都恰好在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其命运甚至一度被视为“个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2018年10月，年广久入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1940年，年广久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白莲坡镇胡疃年庄，7岁时随家人逃荒要饭到芜湖市，在街头捡烟头挣钱；9岁开始帮衬父母摆摊叫卖水果。父亲病逝后，年广久十几岁就接过水果摊开始持家。年广久做生意遵循其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的遗训，顾客可以先尝后买，满意的可称几斤；嫌不好的，尝了也不算账。遇到一些难缠的顾客，买走了水果又跑来算“回头”账，他一般都不计较。有时称水果够秤了，年广久还会再拿一个给顾客。后来，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当时的小商贩们面对各种限制总要东躲西藏，年广久就因卖“鱼”和“板栗”被两次抓进了监狱。

1966年，年广久被关了二十多天后，并没有被历次的打击磨灭意志。他因看到卖瓜子的收益远高于卖水果，开始跟着隔壁一个炒货师傅学习炒瓜子。1972年，年广久开始卖瓜子，并把炒好的瓜子分成一个个的小包，带到电影院门口去卖，每包5分钱，非常受欢迎。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年广久依然不忘父亲“重情轻利”的教诲。年广久收买生瓜子，别人都是货到付钱。可是他对出售生瓜子的农民十分热情，接待宽厚。早晨来的，他供应早点；中午来的，他招待便饭；晚上来的，他介绍住宿。别人愁货源断档，他家却不断得送货上门。有顾客买瓜子，不管要多少，年广久都额外多送一把，顾客不要他会硬塞给人家。于是大家都叫他“傻子”，而他却喜欢上了这个名字，还把自己的瓜子取名为“傻子瓜子”。

年广久先后到南京、上海市、武汉市、郑州市等地走访，研究改进炒瓜子的技术和口味配方，改进后的“傻子瓜子”受到消费者的赞赏。直到1976年，年广久共赚了100万。1979年12月，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1980年，“傻子瓜子”开始在中山路十九道门摆摊出售，消费者排起长队，日销量可达一两百斤。1981年，已经从瓜子生意中尝到甜头的年广久开始雇佣更多人，数量达到了12个人。1981年9月，《芜湖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傻子瓜子”便在全市传开了。1981年底，年广久和儿子在芜湖市郊区租地建厂房，办起了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傻子瓜子厂。

1982年，在“傻子瓜子”的带动下，芜湖市出现多家国营、集体、个体瓜子厂。“傻子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年广久以“薄利多销”“足斤足两”的策略，使瓜子的销量猛增，每天销售3000斤左右。后因《光明日报》的报道，全国各地订货量增多，年广久便在市郊办了3个瓜子加工厂，日加工量5000公斤。同时在合肥市、蚌埠市、淮南市、马鞍山市、铜陵和安庆市等城市设立16个代销点，由原来单一的零售发展到代销、促销和批发等多种经营形式。有外地人到芜湖也会排队来买一包，年广久由此提出“凭车票的外地人不排队”“结婚的买十斤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等一系列营销策略。靠着卖瓜子，年广久很快就赚到了100万。

1982年，年广久的雇工达到了103人，于是便有了“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当地有关部门开始调查、关注“傻子瓜子”。1982年下半年，芜湖市贸易货栈为限制“傻子瓜子”发展，停止了对“傻子瓜子”的瓜子生货供应。这是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遇到的第一次危机。1983年1月，次子年强与年广久分开，独自创办瓜子总厂。1983年3月，年广久带领一批技术人员离开芜湖市，到上海市附近的昆山市创办瓜子厂。这期间由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出现许多对“傻子瓜子”的不满意见。1983年底，安徽省委将调查年广久的报告上报到中央，惊动了邓小平。

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年广久重新回到芜湖，想把“傻子瓜子”的牌子真正做起来，而他被告知不得以私人形式成立公司。年广久便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湾沚区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对方出资30万，年广久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向对方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傻子瓜子所有。1984年7月1日，“芜湖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再度表态支持“傻子瓜子”。此后，年广久便在十多个省市办了23个“傻子瓜子”加工厂，在150多个城市销售，几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市场。公司规模最大时有500多工人，年产1000万斤，“傻子瓜子”在全国乡镇企业产品质量评比中获得第一。与公家单位的联营，年广久本是想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但是联营中最大的矛盾来自资金使用权，“公司的钱都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很快联营公司产品滞销，3个月发不出工资。

1985年，中国商界兴起了一股有奖销售的热潮。面临滞销局面，年广久想要办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借此再次扩大“傻子瓜子”的知名度，压倒竞争对手。年广久决定印刷奖券150万张，设计十等奖，一等奖为价值2.6万元的菲亚特汽车公司小轿车，二等奖为价值2600元的幸福牌摩托车，其他等级的奖项奖品包括彩电和冰箱等；同时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有奖销售点，投入10多万元的广告费在全国30多家媒体做广告，声势浩大。2月5日年广久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市场的“傻子瓜子”销售量就有6万斤；17天后，几十个城市的销售额已有700多万元。3月6日，一份官方文件停止了所有的有奖销售，“傻子瓜子”的活动半途而废，年广久大量原料积压，原本一本万利的买卖倒赔了63万元。瓜子变质、资金吃紧、法律纠纷等诸多问题应声而来，后因一场官司又损失了90多万，公司也因此从“波峰”到“浪谷”，一蹶不振。很快，又有人举报年广久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久案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年广久入狱之后，“傻子瓜子”的销售和经营情况受到了巨大影响。在他被羁押期间，所有的家当被查封，年广久便在狱中把“傻子瓜子”的商标授权给第二任妻子彭晓红。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南巡时，又一次提到“傻子瓜子”，再一次改变了年广久的命运。1992年3月13日，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年广久被羁押30个月后重获自由。1994年11月，年广久宣布出山，成立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1998年，“傻子瓜子”在全国已经有了3家厂、8个分公司、197家专卖店，年产值达4亿元。2001年2月13日，为了结束“傻子瓜子”三分天下、父子混战的格局，年广久在合肥市对外宣称不再炒瓜子，将“傻子瓜子”商标连同“年广久”名号和注册头像以及公司和专卖店，全都经过公证卖给年金宝和年强，自己则去郑州办厂。此举却引爆了年氏家族由来已久的内部纷争。直到2006年，这场纷争因大儿子的离奇去世而收场，同时年广久退居二线。

2007年2月，年广久重新收回了“傻子”瓜子商标权，并和几个徒弟一起合伙开始重振“山河”，以“专卖店包围超市”的策略，让“傻子瓜子”重新占领市场。2008年，“傻子瓜子”以芜湖市为中心，共拥有3780家店铺，总公司固定资产规模达3.3亿元，员工1100余人，营销总收入达2.5亿元。后来，年广久将品牌和炒货店交给儿子年强、妻子陈慧芳打理，自己过起了半隐退生活。2018年，年广久除了每天散步、看店，大部分工作都交由儿子们处理。在坐镇傻子瓜子总店时，他凡事必亲力亲为。每次给顾客装袋称秤时，还是会多抓一把瓜子塞进袋中。

2021年，年广久被查出患有胃癌，经过手术后身体基本恢复，但有些消瘦。2023年1月11日14时年广久在芜湖市因病逝世，享年84岁。遵照年广久先生的遗愿，丧事从简，仅在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公司设置简易灵堂，供亲朋好友追思。于1月15日上午10时在回然园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1982年安徽水灾严重，年广久向皖南、皖北灾区各捐献5000元。

1983年安徽又遭受大灾，年广久拿出3万元支援灾区，1万元捐助福利院。

1998年国庆节，全国96位改革风云人物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年广久作为安徽省唯一的代表参加。

在芜湖市经济开发区年氏工业园内，年广久和他的二儿子年强兴建了一座傻子瓜子博物馆，分为历史、改革、发展、成果等8个展厅，除了一些瓜子历史和文化的展示，更多的则是年广久的个人经历和他的家族资料。进入博物馆内，首先看到两行特别显眼的大字：“一个傻子带动了一个城市的崛起，一粒瓜子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年广久的婚姻和事业一样起落不定。年广久的发妻名叫耿秀云，见证了年广久的创业初期，婚后育有三子，陪他走街闯巷的挎篮售卖瓜子，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光。但在1980年前后，“要不要把生意做大”的分歧让这对夫妻最终劳燕分飞。离婚后，年广久将所有的财产都归耿秀云。

1986年，50岁的年广久和小自己20岁的彭晓红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之后，年广久又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入狱三年。在被羁押的那段时间里，所有家当全被查封。年广久从狱中把“傻子瓜子”的商标法律专利授权给了彭晓红，彭晓红因此而一举成为商界新秀。但两人最后还是分开了。

李爱华原是一家国营商店的经理，同时还是一个很能应付各种复杂场面的女老板。年广久出狱后，李爱华自己出资并替年广久融资，也因此成为年广久的第三任妻子，主政“傻子瓜子”。1997年，年广久削去李爱华的一切职务，不许她再染指“傻子瓜子”。不到三个月，年广久才又将李爱华请回“傻子瓜子”公司。但是，由于年氏家族内部有很多牵扯不清的“官司”，很多矛盾是非都聚焦在她的身上。2000年，李爱华在得不到丈夫的支持下不堪重负，与年广久离婚。

1998年，年广久在芜湖原华联大厦一条小巷子里，结识了比他小30岁的陈慧芳。当时年广久让陈慧芳一起做生意，不久陈慧芳便成了三门峡市瓜子专卖店的老板。之后，三门峡瓜子店转让，年广久带着陈惠芳来到了河南郑州租地建厂房。年广久回到芜湖市后，陈慧芳只身一人带着巨款到河南省开辟市场，很快开了60多家店面。后来陈慧芳身患重病，被送进郑州市一家大医院，情况危急要动手术，当时年广久充当家属签了字，获救后的陈慧芳成为年广久的妻子。2000年，陈慧芳为年广久生下了儿子年龙。

1997年，“傻子”集团宣告成立，年广久因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傻子瓜子”联合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监事长，自己却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存不悦。事后仅一个月，年广久砸了牌子关了门，并扬言要向两个儿子索赔“商标侵权”造成的数千万元损失。1998年，年广久在烟台市打假，挨打的是次子年强。年广久解释说：“儿子明明知道我已许可别人在烟台总经销，却又与别人签订总经销合同，这就是不讲信誉。”同年，大儿子年金宝正式注册了“傻王瓜子”商标。不久，二儿子年强也将自己经营的瓜子，改注册登记为“年氏瓜子”。此后，年金宝与年强申请注册了27个商标，涉及饮料、茶具、电子产品等行业。

1999年夏，彭晓红因申请开办“傻子瓜子经营部”受阻而将年广久告上法庭。她要求法院确认其享有“傻子瓜子”注册商标专用权。理由是，年广久在坐牢期间，曾给她出具过商标使用权、技术权的“授权书”，而且作为年广久儿子年金龙的监护人，她理应具有商标的专用权和使用权。但法院认为，商标专用权应由商标注册人享有，判彭败诉。

2000年8月，年广久与年金宝（其大儿子）、年强（其二儿子）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以100万元的价格向傻子公司及傻子总厂转让“傻子”的注册商标以及年广久的肖像权，年金宝获得了“傻子”文字商标，而年强获得了“傻子”的肖像商标，并且约定双方共同拥有这两个商标。但最后因为其中一方未实际履行完资金的支付，双方在“傻子”商标的问题上，矛盾更加尖锐。2001年7月，年强将年金宝告上法院，要求确认年强的公司有“傻子”商标的使用权。官司一直打到2006年11月，长子年金宝因煤气中毒去世。后来因年兵接手其大儿子公司，最终两家公司共同拥有“傻子”等几个商标。根据当年最新的股权信息显示，芜湖市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的最终受益人为年强，持有公司99%的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剩余的1%由他的弟弟年兵持有。

2006年11月28日下午，“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长子年金宝在安徽芜湖一处民宅内离奇死亡。2007年1月，年金宝的妻子钱女士及女儿将年广久、年金宝的母亲耿秀云及第三人安徽省傻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钱女士母女二人要求继承年金宝一半的遗产，包括年金宝在公司的股权和“傻子瓜子”注册商标的共有权，对年金宝的有形财产进行分割。耿秀云提出异议称，年金宝名下的房产系年金宝与她共有，这部分财产只有50%属于遗产。年金宝拥有的工业和商业地产都属于安徽省傻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有，并非遗产。一审判决后，年广久没有再上诉，而年金宝的女儿和母亲耿秀云均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2008年10月30日，安徽省高院二审开庭，法官和律师经过10多轮调解后，最终达成和解协议：钱女士和女儿获得1100万现金及房产，耿秀云获得现金95万元、房产和安徽省傻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37.5%的股权，年广久则接受了一审判决判给他的现金201万元、多处房产，以及公司12.5%的股权。年广久、年金宝的母亲耿秀云、年金宝的妻子钱女士和女儿将依法分割遗产。

2008年11月1日晚间，年广久和其第四任妻子所生的年仅9岁的儿子年龙，在傻子瓜子总厂所在地——郑州遭绑架，对方索要100万元赎金。当地警方和绑匪周旋32小时后，成功将人质解救，8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绑架年龙的犯罪嫌疑人均为河南当地人，和“傻子瓜子”有联系，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策划这起绑架案。

2018年10月，年广久被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共同推荐为宣传“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评价道：“年广久是企业史上一个很独特的人物。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所谓的资本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炒瓜子的，把自己称为傻子的这样一个人，这具有很强的讽刺性，同时也说明，僵化的计划经济理论，一旦到现实中是多么的可笑。”

芜湖市委原书记金庭柏对年广久评价道：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

1983年，因瓜子生货枯竭，年广久从国营“迎春瓜子”套购近10万斤冒充“傻子瓜子”运销上海市，事发后不久他又被查出偷漏税43000元。

1981年秋天，年广久开始雇佣更多人，数量达到了12个人。当时国家关于雇佣员工的规定是，私营企业雇工超过7个人以上就构成“剥削”。年广久雇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上开始流传“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等说法。不仅如此，年广久将受潮的现金铺满整个院子晾晒，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对于年广久“重走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老路”的质疑纷纷袭来。消息传到安徽省委，安徽省委派人到芜湖市调查。次年4月，一份由安徽省委撰写的关于“傻子瓜子”雇工多、社会反响大，认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加以限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1963年，年广久因摆摊卖鱼被判“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后因文革时期，年广久开始卖板栗，1966年，他又被冠上“牛鬼蛇神”的罪名，关了20多天。

由于公司的财务问题频现，年广久被人举报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89年，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检察院以挪用公款、贪污罪将年广久逮捕，并起诉年广久担任傻子瓜子公司经理期间，购买高档家具和家用电器归自己使用，贪污公款43800元；擅自将公司价值23万余元的瓜子给其长子年金保经营，造成5万余元直接经济损失。两年之后，在检察人员并没有查出任何经济问题、贪污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又起诉年广久“以金钱为诱饵、以介绍和解决工作为由、以谈恋爱为幌子”，先后与六名女青年和四名已婚妇女发生性关系。最终，芜湖市中院在1991年5月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到“傻子瓜子”。之后，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对年广久的案件进行了重审。1992年3月13日，年广久被宣告无罪释放。出狱后，年广久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公斤“傻子瓜子”和一封感谢信。他在信中写道：“今年年初，您在南巡中讲到了我们傻子瓜子，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激动。您是对全国人民讲的，但对我们更是极大鼓舞。”

1980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将一份由安徽省委撰写的关于“傻子瓜子”雇工多、社会反响大，认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加以限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看完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谈到“傻子瓜子”。

1984年，年广久因雇工问题深陷资本家复辟的批判中。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方针，他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提到“傻子瓜子”。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三次提到“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段话后来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年广久先生总结出的“傻子瓜子现象”，也在沉浮起落的曲折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企业文化，并升化为“傻子精神”：“一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拼博精神；二是奋发图强，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三是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主人翁精神；四是质量第一，精益求精的负责精神；五是永做社会的‘傻子’，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