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刑部志收有69榜榜文，系
嘉靖时南京刑部仍悬挂使用的
洪武、
永乐榜文，其中属于洪武朝的45榜。把有关洪武榜文与当时行用的明律对比考察。
第一，许多规定属于新的刑事立法，其内容不是为明律所未设，就是律文的规定比较笼统，榜文规定的更加具体。比如：洪武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法司精审来历，设有仍前所告，动经五六十及百余人、一二十者，审出诬告情节得实，将好词讼刁民凌迟于市，
枭首于住所，家下人口移于化外。”洪武二十六年八月榜文规定：“朝廷命
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札革翁。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一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钦奉圣旨：这等乱法度，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
云南省。”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二日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着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告者，一体迁发充军。”洪武三十年二月十三日榜文云：“奉圣旨：如今军卫多有将官用战船私下卖了，工部出榜去各处张挂。但有卖官船的，凌迟处死，家迁一万里。私买者同罪。”
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敢有将官船私下卖者，正犯人俱各处以极刑，籍没其家，人口迁发边远。”
第二，榜文中所列刑罚苛刻，大多较当时行用的洪武二十二年律的律文相近条款量刑为重。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发布的榜文规定：“今后若是诬指正人的，本身虽犯笞罪，也废他；但诬指人笞罪，也一般废他。本身已得人死罪，又诬指人，凌迟，都家迁化外。”依明律“诬告”条：“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也就是说，对犯诬告罪者，区分不同罪情分别论罪；诬告罪的最高刑罚为死刑（法定刑为斩），只适用于犯罪者本人，不株连同居亲属。榜文不仅对诬告情节轻微、按律本应处笞刑的治以重刑，而且把重惩“大恶”罪的凌迟刑、株连法，也适用于犯诬告罪者，无疑是律外加刑。
洪武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榜文云：“今北平府同知钱守中等贪赃肥己，卖富差贫，致令民有奸顽者，每买求官吏，避难就易，或全不应役。如此计行，做效者多，欲得
雍熙之治，岂不难哉？朕观北平府官吏，不能教民为善，乃敢贪赃，诱引为非，所受肥己之赃四万三千一百余贯，法所难容，理合示众，以戒将来。凌迟钱守中等六名，系官吏库子盗卖草束；处斩王天德等五名，俱虚买实收；全家发建昌卫充军段大等六十九名，俱里甲耆民人等虚买实收；发留守卫充军尹恭用等二百一十五名，系库子脚夫解役，通同盗卖草束，脱放罪囚。”依
洪武二十二年律，官吏犯贪赃罪者，最高刑为绞刑，赋役不均、卖富差贫之类犯罪的最高刑为杖一百。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发布的榜文规定：“今后敢有以弟为男及姑舅姊妹成婚者，或因事发露，或被人首告，定将犯人处以极刑，全家迁发化外。”依明律《尊卑为婚》条，这类犯罪最高刑为杖一百。洪武二十七年十月榜文规定：“在京犯奸的奸夫奸妇，俱各处斩。做贼的、掏摸的、骗诈人的，不问所得赃物多少，俱各枭令。”依照明律，和奸罪罪止杖一百，窃盗罪应计赃科断，除监临主守盗所监官钱四十贯者，均不处死刑。榜文把此类犯罪一律加重为死罪，实是过于严酷。
唐朝以后各
朝律典，基本上是在沿袭唐律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各朝律典的刑名、刑罚指导原则及适用范围大体一致，除明清律典和元代法律把“大恶”罪的刑罚加重为凌迟刑、明清律典规定对流罪最重者处充军刑外，唐、宋、明、清律典的其他犯罪的最高刑也大体相同或相近。各类犯罪最高刑以下的刑罚，虽间有变化，但差异不大。由于现见的洪武榜文对“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即明律较之唐、宋律用刑较轻方面的条款）的违法行为大多是以“斩”、“重罪”、“枭令”、“极刑，全家迁发化外”、“阉割”论罪，苛重无比，因此榜文中所处刑罚重于明律者，一般也较唐、宋、元、清律典为重，较之“其失在乎缓弛”的元代法律则更为加重。
《南京刑部志》所载
洪武年间
朱元璋发布了45榜榜文，其中洪武十九年4榜，二十年1榜，二十二年3榜，二十三年4榜，二十四年3榜，二十五年1榜，二十六年5榜，二十七年16榜，二十八年2榜，二十九年1榜，三十年2榜，三十一年正月2榜，无年代者1榜。阅读这些榜文可知：洪武二十七年发布的榜文最多；在洪武二十八年前发布的榜文中，许多榜文的刑罚是律外加刑，而洪武二十九年至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发布的五榜中，虽然仍有三榜较律刑罚加重，但不再使用肉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