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英（1889年5月15日-1969）原名李江灵，化名为李绍白，字蔚芬，四川中江人，著名学者、爱国民主人士，同盟会会员，日本东京宏文学院毕业，曾任天津市《民意报》编辑，四川督军署（府）、四川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成都大学、西安华西专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成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川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师范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9年任川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4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著有《孟子选注》、《庄子补注》、《史记附录稿本》等书。

1889年5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杰兴乡人。

1904年，时年15岁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07年毕业。

1908年，李炳英把他在中国公学译成的《大代数》的版权一次性地卖给商务印书馆，得稿费200元，作为路费、学费，断然去了日本。时年19岁。赴日后首先考入东京宏文学院，后又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两年后考取官费留学生，在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门下受业，成为太炎先生的列名弟子，听他讲《庄子》、《说文解字》、《楚辞集解》等。

1911年初，经章太炎、钟正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祖父怀着为国效力的心情，急切地回到中国。

1911年12月，受同盟会总部派遣，从上海市护送一批枪械弹药到天津市。不久，创办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意报》并出任主笔兼编辑。

1913年，在《民意报》上撰文揭露、抨击袁世凯专制独裁、背叛共和的种种罪恶行径。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查封《民意报》并通缉，遂被迫离津南下，化名李绍白，先后在国立武昌高师任学监主任、在万县第四师范学校任主任教员。

1918年3月，孙中山以大元帅的身份任命祖父的好友熊克武任四川省督军。熊即约请祖父担任督军府秘书。当时，与刘伯承、吴玉章等过从甚密，关系极为友好。

1921年，被委派为南充市县知事，任职期间，夙兴夜寐，勤于政事，秉公执正，绝不营私徇情，在任上还与张澜先生相识，在南充的政绩颇为张澜先生称道，彼此都很敬重。1922年，任嘉陵道尹公署秘书长，张秀熟曾撰文称赞他是当时“很进步的人物”。

1926年，经好友、留日同窗李植(培甫)介绍，转入教育界，讲授中国语言文学。先后在成都公学、成都县中(后来的成都市第七中学)、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任教，讲授国文，有时也兼讲《史记》、《庄子》，教学效果显著，备受学生欢迎，在成都教育界名望日隆。

1932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与公立四川大学合并，定名为国立四川大学。合并后的四川大学由王兆荣(宏实)任校长，李植任中文系主任，聘李炳英为中文系教授。

1935年8月，王兆荣辞去川大校长职务，由我国著名化学家任鸿隽(叔永)接任，张颐(真如)任川大文学院院长。

1937年6月，任鸿隽辞职，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张颐为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任代理校长后，聘朱光潜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聘李炳英为中文系主任。

1944年，离开川大，任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在协进中学兼课。1946年，祖父和庞俊等人参与创办了成都光华大学(后改名为成华大学)。成华大学由王兆荣任校长，李炳英任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在成华大学任教至1949年底。后王兆荣被聘为川北大学校长，又被王聘为川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川北大学从三台迁往川北区首府南充市，仍任中文系主任兼教授，并参加当时的各项社会活动，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担任川北区土改委员会委员(主任为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二书记赵林)、川北区一级暨南充市一级机关三反联合人民法庭审判员(审判长为川北行署副主任秦仲方)。1951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民革，并担任民革川北区分部筹委会委员。

1952年9月，川北大学更名为四川师范学院，任中语系主任兼教授。1953年后，先后被选为南充市人大代表、南充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南充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民革南充市主任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54年，被省政府任命为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经省上同意仍留居南充市)。1956年底，中共南充地委常委会议决定祖父任南充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并报请省上；但省上尚未批复，即因积劳成疾，于1957年6月28日不幸病故，未能履任，终年68岁。

李炳英一生都严格遵循章太炎先生的治学道路，提倡实事求是的朴学。他无论教大学或中学，都能对教学内容作透辟的讲述，逻辑性既强，知识面也广阔而扎实。祖父除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刻苦钻研、卓有成就外，还对释典不断地进行探讨，又通晓英语、日语。祖父在大学里长期讲授诸子概论及《史记》、《庄子》两部专书研究课程，并曾接替向宗鲁教《淮南子》，新中国成立后讲授中国古代散文选。祖父曾写《史记讲义》(四川大学铅印本)、《庄子补注》，又翻译日本学者武风义雄的《诸子概说》，并从日本龙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中辑出《史记正义佚文录》(以上两书均有川大铅印本)。这些著作都是祖父在教学实践中完成，又用于教学实践中。《史记讲义》搜采清儒研究《史记》的丰富资料，并有祖父的心得。

现在还存有祖父遗留的近20册16开本的线装《史记》，书中几乎每页都密密麻麻地写满各种眉批、旁批。著名学者、原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赵吕甫先生上世纪80年代曾看过这些批语，认为只要系统地整理出来，便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著。祖父写的《庄子补注》以《庄子》释《庄子》，贯穿全书，精义迭出。新中国成立后，祖父选注了《孟子文选》，1957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后曾多次重印，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有出版社在港发行;2003年又作为国家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被列入《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再次印行。祖父选注的《孟子文选》以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古籍，内容正确，材料扎实，极受学术界的重视和海内外学者的好评。祖父还计划选注《庄子文选》，选目已定，注文也写了一部分，终因疾病缠身，未能完成。

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长期主持教学行政工作，极重视网罗、选拔人才。祖父在四川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时，重教礼贤，广揽人才，礼聘名师。厦门大学中文系聘有林思进、向楚、龚道耕、萧仲伦、祝怀、赵少咸、李培甫、庞俊、路金波、周岸登、彭举、李思纯等先生。祖父还特别在重庆礼聘了向宗鲁先生。宗鲁先生单身到成都市，祖父便邀之入槐树街寓宅同住，几年间一直待以上宾之礼。后来川大疏散到峨眉山市，许多老先生不能前往，祖父又从中央大学延聘了殷孟伦，在重庆延聘了陈季皋。在川大中文系任教的还有曾宇康、萧涤非、戴明扬等。祖父这种求贤若渴、虚怀礼士、谦恭下人的作风，师生无不称赞。当时的四川大学中文系，名师宿儒，济济一堂，阵容极为可观。

祖父多年来由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需要，购置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其中不乏善本、孤本，藏书极其丰富，可谓汗牛充栋。祖父平时对书籍非常爱惜，绝不允许我们碰他心爱的书。然而，新中国刚一成立，他却把大量珍贵典籍捐献给中江县图书馆。四川师范学院刚成立时，图书很缺，祖父又把许多善本书刊，包括百纳本《史记》、《古逸丛书》、《全唐诗》等不下千卷捐赠给川师图书馆。

祖父还很重视奖掖后进，大胆选拔、任用青年教师。祖父在四川大学任系主任时，选30岁左右的胡芷藩(芳屏)作助教(当时系上只有一名助教，实际上是系主任的助手)。后来胡芷藩升任讲师，祖父又让年仅28岁的屈守元接替。在成华大学时期，担任文学院院长的祖父和他的好友、中文系主任庞俊先生同心协力，大量选拔、重用年轻的后进。当时都只三十几岁的屈守元、胡芷藩、王利器、周虚白、郭君恕、姜叔武、白梅、雷履平等皆相继受聘，承担讲授。在那时的大学校里，以这样多的青年教师作为教学骨干是不多见的。这种杨深秀传葩的胸怀，许多他教过的学生都深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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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英不仅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也是诲人不倦。除课堂教学外，对一些登门求教、刻苦用功的优秀学生还耐心进行个别指导。我幺公李江景回忆说，1937年至1938年间，他在成都读书时住在祖父家中，亲眼看见胡芷藩、屈守元、王利器、周虚白等学生经常向祖父请教，祖父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答疑，务使他们解惑释疑，满意而去。胡、屈、王、周诸先生均为祖父的得意门生。他们经祖父毫无保留地悉心指导，加上后来自己又不断地刻苦攻读，学问与日俱进，在学术上均卓有建树，终于成为一代名家。其中王利器、屈守元、杨明照与周虚白在上世纪40年代并称为“川大中文系四大才子”。王利器、屈守元在上世纪80、90年代则已是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