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民待遇指一国政府给予外籍人士或特定人士、以及外资机构超过国民待遇的特权，常被认为是对本国公民的一种逆向歧视。在中国，这种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投资优惠、外汇管制优惠等方面，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调整，外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已逐步走向终结。

超国民待遇不仅指经济领域中的优惠政策，也包括政治、司法等其他方面的特权。在晚清时期，清代政府便给予外籍人士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形成了“一等洋人二等官”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为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在税收、土地利用、行政审批等方面提供了便利和优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优惠措施也渐渐削减，国家有步骤将外企的政策拉入国内企业同等位置后，这种所谓超国民待遇也将付诸历史。

超国民待遇也指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住房保障体系应当覆盖公务员群体，但公务员住房保障不应当享受“超国民待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说，公务员住房上的超国民待遇危害极大，不仅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妨害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价格的稳定性，而且会对形成健康文明的住房消费模式起到恶劣的负面示范作用。

超国民待遇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经济领域的税收优惠、投资优惠、外汇管制优惠，以及政治、司法等方面的特权。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双轨制，比如退休双轨制，双轨住房体系，医疗双轨制，甚至丧葬双轨制等等。在住房领域，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曾以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造成了社会不公和市场扭曲。

中原地区政府自1994年起逐步在税收领域统一外资、内资待遇。2010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标志着“过去那种无条件的‘外资优先’时代结束了”。国务院决定，自2010年12月1日起，我国将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至此，内外资企业税制实现了全面统一，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被彻底终结。然而，部分人认为政府在司法、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对外籍人员的让利、照顾并未完全停止。在司法体制中，涉外案件被特别重视，有时甚至出现对外籍人士的案件处理过于谨慎，影响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此外，港澳台同胞在内地也享有某些超国民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统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