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玉集》，苏联版画集，鲁迅编。鲁迅在《引玉集》后记中详细地披露了编此书的起因。 1934年1月，鲁迅选其六十幅，编《引玉集》，这从他所作的《后记》

《引玉集》，苏联版画集，鲁迅编。1934年3月，上海三闲书屋据作者手拓原本印造出版。鲁迅在后记中告知书名由来：“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胡风藏此初版本一册，为鲁迅当年所赠。它和鲁迅赠与的《海上述林》《珂勒惠支版画集》成为胡风一家的“纪念品，也是珍藏品，舍不得拿出来翻阅。”如今这本《引玉集》被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胡风文库”收藏。

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与先行者，他生前自费编印木刻画册十余种，印行近万册，“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鲁迅在大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中，是将“引入他山之玉”作为首位的，他在收集外国版画书刊、画集、名作原拓的基础上，编印了《近代木刻选集》《新俄画选》《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等外国版画集，但应该说编印苏联版画集是他“自己也没有豫先想到的”。鲁迅在《引玉集》后记中详细地披露了编此书的起因。他偶然在《版画》杂志上看到了苏联木刻家毕斯凯莱夫在《铁流》一书中所作的插图，于是写信委托在苏联任教的曹靖华给与搜寻原作。曹靖华不负请托，从作者处寻到木刻并寄来，在信里他告诉鲁迅一个以物易物的好办法：“那木刻的定价颇不小，但无须付，苏联木刻家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鲁迅认为可行。前后两年，鲁迅寄赠白纸与旧书六次。而曹靖华先后七次从苏联木刻家手中搜寻木刻作品一百一十八幅，寄与鲁迅。1933年11月3日鲁迅手中已存有七十多幅苏联版画，在当日给郑振铎的信里首次表示：“我有苏联原版木刻，东洋颇少见，想用珂罗版绍介与中国。”这大概就是《引玉集》的初想。1934年1月，鲁迅选其六十幅，编《引玉集》，这从他所作的《后记》 “选出六十幅来，复制成书”一句中可见；但目录所列却只有五十九幅，这也可从鲁迅亲书的广告可证：“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59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六十亦或五十九，对此李允经先生有一解释：“这可能是因为毕斯凯莱夫所作《铁流》之图第四，分为2幅，而在目录中算作一幅之故。”此书前有陈节（瞿秋白）作《代序》，后有鲁迅作《后记》，装帧有精平两种形式，精装为纪念本，仅印制50部，非卖品；平装为流通本，印制250部。因上海市、北平市印价昂贵，内山完造托东京洪洋社印刷。1934年5月23日鲁迅收到洪洋社寄来《引玉集》300本，工料运送总计花费三百四十元。鲁迅在编印《引玉集》的同时，也在筹划着将剩余的木刻再编一部苏联木刻集（初版本发行后，曹靖华继续为鲁迅发寄苏联木刻），并将书名定为《拈花集》，1936年3月鲁迅在给曹白的信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愿，但天不假年，鲁迅很快便去世了。时隔五十年，1986年7月《拈花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收16位苏联木刻家作品120幅，鲁迅当年的愿望得以实现。

《引玉集》出版印行两种300本，由内山书店经销，鲁迅也曾托人在广州市代销。从鲁迅的书信与日记中得知，鲁迅分赠出三十本左右。年底，初版《引玉集》销售一空。1935年6月此书再版二百一十五本，分纪念本与发卖本两种。胡风获赠的为初版平装流通本（现今视为精装本），但书信与日记未见记录，应为鲁迅失记。胡风1933年3月回国，6月与鲁迅相识，8月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后一直负责共产党中央特科同鲁迅的联系工作。他们之间不仅有工作上的交往，也有思想和精神上的共鸣，两个家庭之间也相往过从。胡风在《鲁迅先生》这篇文章中曾说：“凡是他经手印的书，总要送我一本。和他有关的书，只要他有多的，也总送我一本。”那时胡风由于拮据，每月有限的钱只舍得买回几本有关革命文艺理论的日语书，国内的书常常是朋友送的，收到鲁迅亲手包扎好，亲手交给胡风的书，在他们是最为高兴的事。六十年后，梅志对当初收到那本《引玉集》的情景还清晰在目：“打开那包扎得有棱有角的牛皮纸，”“那黑白分明线条细腻的版画，装帧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样地精美，简直使我不敢轻易翻阅它。我们俩头并头，由胡风轻轻地翻着，一幅一幅地欣赏着。”

《引玉集》与其他胡风藏书一样同他们的主人一起历经坎坷与磨难。在抗战的枪林弹雨中，它们没有离开过主人的身旁。1955年胡风案发，主人双双被囚禁，书与人天各一方。十年后主人四川省监外执行，特允书随行。几年后文革兴起，革命组织宣布：没收胡风个人财产，包括书，梅志将鲁迅的书，包括鲁迅赠送的书归为自己的名下，才免遭灾难。胡风的藏书彻底摆脱厄运在1980年9月，胡风得到彻底平反，没收的书籍全部发还。胡风在他最后的五年，又看到了他心爱的书，他终可得以欣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