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1885年1月11日—1959年9月21日），是日本岡山人，旅居中国上海的日本商人，主要经营内山书店。他是鲁迅先生的密友，汉名为邬其山。在二战前，内山书店是中日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内山完造是基督徒。他还创办了教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日本语学校，并在晚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内山完造自12岁起就先后在大阪和平安京的商店当学徒。1913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市人员，20多岁的内山完造来到中国，在上海居住达三十五年。起初在上海推销药品，兼售基督教福音书。1916内山完造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后，携夫人内山美喜子一起赴上海。

1917年内山完造以美喜子的名义开设内山书店，最初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的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开始销售基督教的福音书，进而销售一般性的日语书籍，再后扩展经营中文书籍。

二十年代后期，书店大量销售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发行当时被禁售的鲁迅著作，并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毁灭》等六种进步文学读物。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其它进步书籍。三十年代的上海市，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买不到的书，内山书店有卖；中国书店不敢经售的书，内山书店也能卖。书店的顾客除了日本人外，还有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尤其是进步青年。

在内山书店中，书籍都敞开陈列，读者可以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长椅和桌子，读者可以坐在那里看书。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一个茶缸，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内山书店不管金额大小，无论国籍（包括中国人），读者都可以实行赊账。在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蔑视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内山完造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平等、和善，一点都没有当时日本人的自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内山完造在经售书籍的同时，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信任和尊敬。内山完造特意书店创办了教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日本语学校。

1916年至1947年，内山完造始终居住在虹口区。千爱里2弄3号为其第四寓所，1931年迁入。由于二、三十年代 的虹口四川北路一带是上海市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内山就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作了很多事。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出售当局禁止出售的左派进步书籍；他三次帮助鲁迅举办木刻展及一次木刻讲习班；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1927年10月，鲁迅入住虹口区，住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的大陆新村，此后与内山完造相识。从此，两人友谊甚深，过从甚密，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从1927年10月他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他去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

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以及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了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市与东北地区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任治丧委员会委员。还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被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他写作《活中国的姿态》、《上海谩话》、《上海夜话》等系列。1942年迁居东横浜路松里。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又搬回千爱里居住。

除了四川北路外，内山书店在南京路还曾有一家分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原英、美等国的企事业被日军接管，内山完造奉命接管南京路160号的中美图书公司，于是该店就成了内山书店的分店。抗战结束后，南京路的内山书店分店仍由中美图书公司收还（现在是体育用品商店）。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以敌国侨民为由，强令内山完造归国。内山完造回国，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改作他用。至此，内山书店停业。

回到东京，内山完造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50年参加创建日中友好协会。1952年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相互承认。1954年参加接待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1959年，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华访问，因脑出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

1980年，内山书店旧址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场所。

生平年历

1885年-1929年：

1885年1月11日，内山完造诞生于日本冈山县后月郡芳井村。

1890年，内山完造（以下简称内山）进入芳井村化成寻常小学读书。

1894年，内山从化成寻常小学毕业。

1897年，内山在井原町精研高等小学读四年级。同年退学，去大坂大冢为三郎商店当学徒。

1901年，内山进京都赤野三次商店工作。

1912年，内山在京都加入基督教，并结识了牧野虎次、伊藤胜义等牧师。

1913年，内山经牧野牧师推荐来到中国，任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驻上海市销员。以后又去汉口、九江、南昌市等地作广告宣传。

1916年1月9日，内山与井上美喜子在日本结婚，婚后一起到上海。

1917年，内山夫妇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开设了内山书店。

1920年，内山提议发起由上海ymca主办的“夏季文化讲座”，请日本大学教授主讲，为期三星期。以后，连续办了几年。

1923年，内山书店开始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谈话场所，内山取名为漫会。出版发行杂志《万华镜》。1924年，内山买进魏盛里书店对面的两间空房，书店迁移了营业场地。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迁入东横浜桥路景云里23号，在去内山书店买书时，与内山相识，并结下友情。

1928年，内山书店与隔壁的空房子合并，扩充了店面。

1929年5月，内山书店迁移至施高塔路11号，现为四川北路2048号。同年，内山开办“日语学会”的日语学习夜校，郑伯奇任校长。

1930年-1936年：

1930年初，内山与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脱离关系，内山书店开始大量经销日本的左派出版物。

3月19日，鲁迅因遭当局的通缉，避居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

5月12日，经内山介绍，鲁迅一家迁入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今为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三楼四室。

10月4日、5日鲁迅与内山一起在溧阳路812号“上海市购买组合”举办《世界版画展览会》。

1931年

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

1月17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青年作家柔石等被捕，鲁迅处境危险，由内山帮助，于1月20日全家移至花园庄旅馆暂避。2月28日返回寓所。

4月11日，增田涉经佐藤春夫介绍来到上海，通过内山与鲁迅初次晤面。

8月17日，内山胞弟内山嘉吉来沪，应鲁迅要求，为暑期木刻讲习班讲授木刻技法，鲁迅亲自担任翻译，讲习班为期6天，至22日结束。

1932年

内山书店开始代理发行鲁迅著作和鲁迅编辑的版画集等书。

1月23日，由内山介绍，鲁迅结识日本女子大学教授高良富，并书赠《无尘》（血沃中原）横幅。

1月30日，因“一·二八”沪淞会战，经内山安排，鲁迅举家避居内山书店。战争期间，鲁迅胞弟周建人一家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拘禁，经内山完造周旋获释。

2月6日，鲁迅全家又迁至四川中路内山书店支店避难。

4月，内山多次保护中国人的行为，招致日军军方怀疑，经朋友劝说，暂回日本。在日期间，内山被邀在各界人士中作“中国漫谈”的演讲。

4月13日，鲁迅致内山完造信，婉谢了内山邀他到日本小住的建议。

7月11日，鲁迅为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书《一二八战后作》和《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托内山书店寄去。

1933年2月，日本改造社特派记者木村毅来华采访萧伯纳，鲁迅受内山委托，安排他与萧伯纳会面。

7月30日，鲁迅撰《伪自由书·后记》，文中辩驳了外界对内山的谣传。

10月14日、15日鲁迅与内山在千爱路40号举办《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次日两人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参观《MK木刻研究社第四次展览会》。

12月2日、3日鲁迅和内山在老靶子路40号（今武进路183号）ymca举办《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

1934年

2月5日，鲁迅和内山在新半斋会见惠川重、山岸盛秀等日本文化人。

8月23日，因内山书店两名中国店员参加社会活动被捕，鲁迅离寓至千爱路3号内山家暂避，24日鲁迅在内山家会见日本井上芳郎等人。9月18日回寓。

1935年

内山完造著作的《活中国的姿态》在日本出版。2月，内山在《改造》月刊2月号上发表《上海生活20年》一文。从此，他撰写的“中国漫谈”陆续在上海发行的日语报纸上发表。

3月5日，鲁迅作《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6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方志敏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遗信等，托人带至内山书店交给鲁迅，后由鲁迅托人转交中共中央。九月，鲁迅着手编辑被中国国民党当局杀害的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后又请内山设法送至日本印刷。

10月10日，东京开设内山书店。

10月21日，应日本朝日新闻支社社长仲居邀请，鲁迅与内山至六三园午宴。

1936年

1月，日本作家鹿地亘因受政治迫害到上海市避难，经内山介绍与鲁迅相识。

2月11日，内山邀鲁迅和山本实彦“往新月亭食鹌鹑”，主要商谈向日本介绍中国左派作家及作品事。

2月13日，鲁迅经内山书店相约，会见了北平东北大学中共地下党员陈蜕（邹鲁风），并代他设法转交中共北方局给中央的密写报告。

7、8月间，鲁迅因病，经内山等友人劝说，愿到日本疗养，但斟酌再三未成。

8月20日，内山至鲁迅寓，并赠《活中国的姿态》的中译本《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

8月31日，鲁迅托内山致函正在柏林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并寄《柯勒惠支版画选集》，请他转给柯勒惠支。

10月2日，《海上述林》上卷印成，由内山书店发行。

10月18日凌晨，鲁迅突然发病。6时许，用日语给内山写便信，托他请须藤医生前来诊治。

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终年56岁。宋庆龄、冯雪峰和内山等闻讯前来向鲁迅告别。同日，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内山为委员之一。

10月2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举行鲁迅葬礼，内山在葬礼上致悼词。

鲁迅逝世后，内山书店作为代理发售店，继续发售鲁迅作品和他编辑的书籍。

1937年-1948年：

1937年，内山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金”。

8月，内山夫妇因战事暂回日本。改造社出版日文本《大鲁迅全集》（共7卷），内山为编辑顾问。内山书店是该书的预定处之一。

11月起，内山书店复业。

1938年5月，内山返回上海市，重新部署了内山书店的经营。

8月，内山收到岩波茂雄捐赠“鲁迅文学奖金”一千日元。

12月，内山著《上海漫语》，由日本改造社出版。

1939年，内山与姚晶孙等祭鲁迅墓。

1940年3月，内山著《上海夜话》由日本改造社出版。

1941年8月，内山著《上海风语》由日本改造社出版。

12月，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尽折磨。内山得悉尽力营救，并由书店担保释放。

1942年10月，内山著《上海霖语》，由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同年，内山受命接管中美图书公司，并改店名为内山书店南京路分店。

1944年，内山再版了《上海漫语》和《活中国的姿态》等书，“文艺漫谈会”从北四川路书店移到南京路内山书店分店。3月，内山著《上海汗语》，由上海华中铁道公司出版。

1945年1月13日，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子在上海病逝。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山向30余位店员公开了书店的全部资产与债务。10月23日，内山书店被中国国民党当局接收。

1946年10月，内山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并与木刻家合影。

1947年2月，内山从日本归国者那里购进部分书籍，开设旧书店“一间书屋”。

9月，内山参加由许广平主持的鲁迅墓整修工作。并一起致祭。

12月，国民党当局强制遣返内山等旅沪日本人归国。

1948年2月，内山在日本开始作“中国漫谈全国巡回讲演”。10月，内山著《相同血液的朋友啊》，由京都中国文化协会出版。

1949年-1959年：

1949年

6月，日中贸易促进会成立，内山被选为代表委员。

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山参与东京召开的日中友好协会创立预备大会的工作。十月十九日，内山向在东京举行的鲁迅纪念会发去贺信。

12月，内山撰写自传《花甲录》，翌年底完稿。

1960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

1950年1月初，内山与加藤真野结婚。九月三十日，日中友好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内山任理事长。十月二十三日，内山应邀出席在东京召开的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会，并作《回顾谈》的讲演。

1951年9月25日，文艺恳谈会在东京召开了鲁迅、高尔基逝世15周年纪念讲演会，内山作了《论鲁迅》的讲演。

1952年10月19日，东京举行鲁迅逝世16周年纪念晚餐会，由内山主持会议。

1953年1月26日，内山作为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归国协商代表团一员访问中国，31日抵达北京。

1954年2月，内山美喜子遗骨从静安寺路万国公墓迁葬于虹桥路万国公墓。

1955年，上海时代的“文艺漫谈会”日本成员成立了中国戏剧研究会，内山当选为名誉会长。

1956年8月上旬，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内山全程陪同，并无时不至地给予照顾。

10月19日，内山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

11月19日，内山在上海瞻仰鲁迅墓，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二十日，内山到上海万国公墓祭亡妻美喜子之墓。

1959年9月19日，内山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观礼。

9月20日，内山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脑出血病逝，终年74岁。

9月22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北京举行内山完造追悼会。

10月26日，根据内山生前遗愿，内山完造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11月16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了由日中友好协会主持的内山完造追悼会。

文学作品中的内山完造和鲁迅

《 一 面》（六年级上册）作者：朱一苇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

一天中午，我赶到鲁迅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像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旗袍，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嘴里“Ha,ha,”着，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 ConductorX 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面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谁？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旗袍；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事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恣情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恣情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这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