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子侯刻石》是一方隶书书法作品，刊刻于新朝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现藏于邹城博物馆。这块天然长方形青灰色水层岩长60.5厘米，宽46.5厘米，厚5.8厘米，共35字，记叙了莱子侯使子良等一百余人为“丈人”修墓封家并告诫后代子孙慎毋毁坏之事。书法苍简古拙，笔力劲健，筋丰力足，极具风骨，同时结体开张，章法丰密，情趣饱满，率真痛快。被郭沫若先生称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是国家一级文物。

莱子侯刻石刻于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刻石长79厘米厘米，宽56厘米，厚52厘米，为天然长方形青灰色层岩，刻石隶刻7行，行5字，计35字：“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字外有边框，刻石字迹清晰，刻痕显露，保存完好。

在刻石的右侧石面有清爱新觉罗·颙琰年间发现这块刻石的题记：“嘉庆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颜逢甲、同邹孙生容、王补、仲绪山得此于卧虎山前，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近二千年未，亦无知者，可异也。逢甲记，生容书”。莱子侯刻石现保存于山东省邹城博物馆。

公元前567年，莱子国为齐国所灭，莱子国部分贵族被迁到今滕州市西南的泥梨城遗址附近，并在当地繁衍生息。公元16年，莱子国一贵族为族人分封土地，并派族人储之良为特使，召集一百余人举办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动。为告诫子孙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封地，特意请人对此事撰文立石，莱子侯刻石形成。碑石就在山间沉寂了一千多年，一直无人识其珍贵之处。直到清乾隆五十七年才被一名叫王仲磊的人发现，后来，这块刻石被留在邹城城南卧虎山前。清嘉庆二十二年，孝廉颜逢甲和友人孙生容、王补、仲绪山一起游邹城城南卧虎山时偶然得到之。便在碑石右侧刻跋文，记述寻碑的经历。后期，由孟子第七十代孙孟广均先生出资藏得刻石，一直存放于孟府。2002年，这块带有“祖训”的刻石落户邹城博物馆。

刻石中有“天凤三年”字样，按：天凤三年为公元十六年，此时隶书尚处朴质阶段，字形、笔画略存篆书意味。对此刻中的“莱”字，有作“（去山字头）”字者，有作“叶”字、“业”字者，迄无定论；对此石之真伪，也有争论。冯云鹏《金石索》云：“此石虽非后人伪刻，亦系当时野制，无深长意趣。”其实民间野制，不见得就缺乏意趣。此石书法古拙苍简，骨气洞达，用笔圆劲有篆意。诸城市王金策说：“不知原刻正以朴拙倍见古情；今人无事不胜古人，惟朴拙万不可及。”此话是颇有见地的。颜逢甲题记称此刻“与曲阜市《五凤二年刻石》、《水平君》摩崖，是一家眷属。”方朔《枕经金石跋》也说它“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足与孔子庙之《五凤二年刻石》继美。”瞿中溶《金石文编》评其书云：“此刻结体秀劲古茂，在《上谷府卿》、《祝其卿》二坟坛石刻之上，尚是西汉文字，可宝也。”此石与《鲁孝王刻石》以及《祝其卿》、《上谷府卿》二坟坛石刻同为西汉著名刻石，由此可以考见汉隶从古隶向今隶过渡的踪迹。山东城王氏有翻刻本。刻石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熔篆之意写隶，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西汉传世书迹甚少，通过此石，可窥西汉书风。

据文物专家考证，莱子侯刻石实际上是从古隶到典型汉隶的一种过渡性书体。西汉的隶书，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堪称是石刻中的“熊猫”。清代以前发现的西汉石刻，只有五凤刻石、麃孝禹碑、莱子侯刻石等。其中莱子侯刻石更为出色，它体现出作者渊博娴熟的传统功力和勇于标新立异的卓越艺术才华。清代的杨守敬曾评其“苍劲简质”。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方朔评价“以为篆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为西汉隶书之佳品”。文化大师郭沫若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致函邹城市文物部门，称莱子侯刻石“世所罕见，金石研究必从解读此石开篇”。另外，莱子国作为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莱子侯刻石对于考证莱夷文化、莱子国的历史也有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