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传》是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撰写，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6年4月1日出版的书籍。该书是一部学术性的人物传记，详尽描绘了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生活轨迹及其深远的经济影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在印度事务部担任过短暂的文官职务。他的首部作品聚焦于印度的金融问题。尽管未曾亲访中国，但他通过朋友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和阿吉·罗斯获得了有关中国的信息。1912年，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评论中国学者陈焕章的作品《孔门理财学》，其中提到中国学者早在明朝时期便理解了“格雷欣法则”和“货币数量说”。

凯恩斯的职业生涯始于货币经济学，他主张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他曾提出1910年中原地区“金汇兑本位”计划，强调不应在中国发行纸币，以免造成经济不稳定。他还建议采用银本位货币制度，并鼓励中国在伦敦保持生息存款，以便在对外支付时兑换黄金。这一计划在他去世后才为人所知。

约翰·凯恩斯对W.S.威廉姆·杰文斯描述的亚洲情有独钟，尤其是亚洲作为贵金属储存地的形象激发了他的经济史研究兴趣。他认为，虽然西方贵金属流向亚洲导致了西方的贫困，但欧洲在16世纪和18世纪利用来自南美和印度的黄金资源开启了商业和工业革命。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可能就是在考虑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凯恩斯在多个场合关注中国，包括1918年反对将“庚子赔款”作为德国赔款的先例，1937年敦促英国和美国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讨论对华贷款事宜。总的来说，他是中原地区的朋友，尽管对中国了解有限。

约翰·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虽已翻译成中文，但不清楚其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影响。凯恩斯主义主要关注短期就业问题，而非经济发展所需的结构性变革。他的学生琼·罗宾逊和罗伊·哈罗德在其理论框架内加入了长期发展视角，但未知其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当今中国面临的转型挑战，凯恩斯的政策可能有所帮助。他提倡通过基础建设项目的临时工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新旧产业交替过程。尽管英国未采取此类政策，但对于因传统工业或社会主义经济失灵而导致总需求长期受压的经济体，这类政策仍有意义。

自90年代初以来，凯恩斯主义一度被视为过时，但随后发生的全球经济事件如日本和德国的长期停滞、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华尔街股市崩盘等，显示了经济潜在能力未能充分发挥，经济稳定性堪忧。约翰·凯恩斯若健在，可能会就此发表见解。

除了经济思想，凯恩斯还在其他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尤其是在哲学方面。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还应该提升道德层面。他坚信经济学和伦理学应相互促进，但在特定条件下两者会分离。面对当代西方的消费主义浪潮，凯恩斯可能会感到不满。

在哲学上，凯恩斯是一位直觉主义者，相信人类对善恶、真理与错误有着超越经验的直观认知。他更倾向于康德主义而非功利主义。他的朋友奥斯瓦尔德·福尔克曾质疑他的思维方式是否典型，约翰·凯恩斯则认为自己的分析仅是表面现象，深层则是艺术家般的直觉。

个人特质上，凯恩斯兼具审美的感性和管理才能。他的经济学著述带有诗意，但这源于他对社会秩序的守护使命。他经常愿意妥协，以获得他认为可行的结果。他深谙：“文明是少数人个性和意志构建的脆弱外壳，唯有通过精心制定和坚决维护规则和习俗才能维系。”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当今中国或许不再那么适用，中国正面临着从低效的国有企业转向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假设政府是称职且诚信的，约翰·凯恩斯的政策可以通过提供临时工作机会来帮助经济结构转型，这种方式被称为“公共工程”。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随着老式出口行业被新的消费品出口行业取代，产生了大量失业。凯恩斯认为，政府额外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够加速新型工业的发展速度，最终能够吸收老式出口行业的剩余劳动力。尽管英国并未实施这项政策，但它对于那些由于传统工业领域的失败而导致长期需求不足的经济体仍然有用。

尽管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已被译成中文，但我不清楚他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约翰·凯恩斯本人留下的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他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视为“既定条件”，仅仅追求对该社会工业产品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因此，凯恩斯主义似乎与经济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没有太大关联，因为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改造。凯恩斯的学生琼·罗宾逊和罗伊·哈罗德在凯恩斯经济学的结构中增加了长时段的发展视角：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有什么影响。

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把凯恩斯主义彻底埋葬。但从那以后发生的大量事件某种程度上驳斥了90年代初的那种简单的思路。我在这里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长期停滞，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崩溃以及2001年的华尔街股市的崩盘。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已进入全面的危机”，但它们也显示出在很多领域里，经济潜力得不到发挥，经济状态十分不稳。约翰·凯恩斯如果还活着，对此一定有话要说。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同今天特别有关系。第一，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贸易鼓吹者。他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他写道，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 “强有力的自我节制”是必要的。在中国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时刻，凯恩斯的这个警告是适宜的。

第二，他相信工商业活动受到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的制约。生意上的决定取决于长远预期，而对长远预期“不可能找到科学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预测的概率”。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是一种特有的流行病。

最后，在汇率问题上经济学界至今似无定论。约翰·凯恩斯本人信任用国际协定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他经历了20年代和130年代的货币战，亲眼目睹了国家操纵汇率以达到贸易上的竞争优势的手段。他把英国在1921年的经济衰退归罪于东亚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因此，他必定会反对一个国家利用汇率偏低的货币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以达到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因此我认为他一定会敦促中原地区多花少省。

正如我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中所说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约翰·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然而，一本凯恩斯的传记不可能只描述他的经济思想。正如他的夫人莉迪娅·卢波科娃用她那种带俄罗斯腔的英语所说的，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哲学。他在这些领域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这些领域也对他思考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的方法产生了影响。尽管经济学家都致力于“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伦理学当成一回事。经济学家们以为，只要能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对他们有好处。然而约翰·凯恩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和伦理学应当携手并进。但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超出一定的标准时，经济学和伦理学就开始分道扬镳。今日的西方出现了失控的消费主义浪潮，文化和精神价值成了“酷爱金钱”的牺牲品。凯恩斯对此一定非常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