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失调与否，影响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况，还是人们主观构造的产物；是被人们感知、察觉到的状况；是由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引起的，需要加以解决的状况；是社会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

主要指构成社会问题的基本成分或单元。对于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社会学家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社会学家R.C.富勒认为，社会问题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因素。前者表现为威胁社会安全的一种或数种情况；后者表现为社会上多数人公认这种危害，并有组织起来加以解决的愿望。

中国社会学家孙本文也认为，社会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共同生活发生了障碍，二是社会进步发生了障碍。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社会问题涉及的人数，或为社会全体成员，或为社会部分成员。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C.W.赖特·米尔斯区分了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两个方面。

他认为，在社会上流行一时，同时又使个人深感其害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社会问题。只有超出个人特殊生活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制度或历史有关的，威胁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利益或生存条件的公共问题，才具备形成社会问题的条件。

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构成要素的分析。R.K.默顿提出了一种两维分析方法，认为一方面社会问题从类型角度应有社会解组和离轨行为之分；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应有潜在性和外显性两种特性。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强调社会问题的破坏性，认为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应包括问题的社会性、紊乱性和破坏性。即社会问题必然是社会共同具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和功能失调、社会规范和社会生活发生紊乱，并直接造成社会日常生活的破坏。

中国社会学家大多从4个方面来考察社会问题的构成。有的学者认为，判定一种社会现象是否为社会问题，应从以下4个方面来考察：

①发生的情境；

②价值、规范和利益几个方面的失调或破坏；

③并非由个人或少数人引起或所能负责的；

④必须有多数人或整个社会采取行动加以改进。

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问题的构成应考虑它的形成原因、影响范围、问题的性质和社会后果等4个方面。一般认为，社会问题由下述4种要素构成：

①必须有一种或数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的情况；

②这种情况必定影响许多人；

③这种失调情况必须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④必须通过集体行动予以解决。

利益受损集团的强烈不满和呼吁、社会敏感集团的呼唤、社会舆论的宣扬和推动、公共普遍的认识和接受、社会权力集团的认可和支持、解决社会问题的开始。

主要表现为普遍性、变异性、复合性和周期性4个方面。普遍性，指社会问题自始至终存在于每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变异性，指社会问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或社会，表现各不相同，各具特性；复合性，指社会问题在产生原因、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以及后果等方面的复杂的性质，即社会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常常是几种社会问题同时并存，并引起一系列破坏性的社会后果；周期性，是指社会问题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时间规律性。通常说，社会问题总的时间进程及其阶段性，是周期性的两个基本含义。社会学家则特别强调周期性中潜伏性和反复性的特征。

1·从社会问题发生的领域划分：政治性社会问题、经济性社会问题、文化性社会问题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问题。

2·从社会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划分：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劳工问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生态问题等。

3·从社会问题的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地区差异分：普遍性社会问题和特殊型社会问题。

4·从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分：结构失调性社会问题和功能失调性社会问题。

1、社会规律性原则

2、社会规范性原则

3、社会公众性原则

4、社会效益性原则

5、社会进步性原则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举目共睹。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如影随形，走到哪里跟随到哪里。其中有十大问题，值得执政党反思其执政思路，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将极大地困惑我们的社会。这问题，就是食品安全、房价、物价、腐败、教育、裸体官员和投资移民、环境保护等。

社会问题在各时代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在当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人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劳动就业问题、诚信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和老龄问题。

人口问题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虽然它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各异，但其实质主要表现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失调，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而出现人口过剩。以中原地区为例，当前社会生活和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无一不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巨大的人口压力相联系。首先，人口压力使社会在提供现有人口生活条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突出表现为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其次，人口压力造成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降低等。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严重。它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大障碍。预测未来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将集中到生态环境上。如不及早解决，它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甚至是全球性的、毁灭性的破坏。

劳动就业问题源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比例关系失调。这种失调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作为社会问题主要指人口过剩及经济发展缓慢或停滞，造成劳动人口失业或待业现象。中原地区的劳动就业问题，首先表现为就业不充分；还存在现有从业人员冗员严重、劳动生产率低下、就业及待业人员素质低下等问题。就业问题的社会后果，一方面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诱发社会动荡及社会犯罪；另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威胁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青少年犯罪指少年或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近30年来，世界各国青少年犯罪急剧增加，突出特点是：犯罪次数增多、犯罪年龄提前、蔓延广泛、手段残忍、团伙作案突出、反复性增强、改造难度加大。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它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成年子女对父母等，妇女和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有些中老年人、男性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会造成死亡、重伤、轻伤、身体疼痛或精神痛苦。

老龄问题又称人口老龄化问题，一般指人口中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大，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新世纪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项重大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不发达国家则被高人口出生率造成的人口年轻化掩盖了这一现象。从人口年龄构成上看，中原地区将在20世纪末、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社会。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未来中国老年人口总数都将居世界首位。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和问题，它要求对社会生产、消费、分配、投资、社会保障及福利、城市规划等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学术道德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全国多所高校不遵守基本学术道德规范而相继卷入学术造假事件。例如2008年初西安交通大学退休教授杨绍侃等6名老教授对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等2007年申报的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严重学术不端问题进行实名举报。李连生在2010年3月21日被西安交大认定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被取消教授职务，并解除教师聘用合同。

诚信问题，在现今社会中诚信为题尤为突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岌岌可危。

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引起了政府高层密切关注的食品安全，应该是目前中原地区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了。可以说，食品安全是一些带着脸谱的无差别恐怖活动。这样的恐怕活动，不分男女、贫富、地位、城乡等人群，见一个杀一个，借用一句国歌里的瑞安鼓词，叫“华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了，因为在这样的食品安全恐怕活动中，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都在大幅度的下降。毫无疑问，食品安全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创伤，比鸦片有过之而无不及。

和食品安全一样引出了温总理的怒喝：“你们专业工作者身上有无道德的血液”的地产商，他们所恶意炒高的房价，是中原地区面临的第二大社会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喜欢用推高地价的手段来增加GDP收入，其实通过推高房价来增加GDP收入，不过是在饮鸩止渴罢了，因为房价的飞速上涨，全面推高了物价的飞升，地方政府在看到了直升天空的GDP之后，很快就将被飞速上涨的物价弄得焦头烂额。

物价的上涨，既和食品安全密切相关，也和房价牵连在一起。诡异的是，物价当然不仅仅是在上涨。媒体广泛报道的“卖菜难”，也是物价上涨的伸延问题。政府对房价调控制乏力，对一般农副产品的调控却相当给力，但因为太给力了，隔山打牛，受伤的几乎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农民深感“卖菜难”，另一方面是城市普通居民感到“买菜贵”。卖与买的不和谐声音，是物价上涨之后的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腐败是一种很有社会危害的以权谋私的行为，腐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却从多个方面印证了时代的特色。没有房价和物价的飞升，腐败的官员也许就不会这么大无畏地前赴后继。房价和物价所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数，加速了腐败分子的滋生。虽然造成腐败的土壤，是因为太多有了缺乏民主监督的集权的自留地。不受约束的特权，和未来社会的物质条件的不安定因素，是催生腐败的温床。

对未来社会的不信赖因素，使教育走向了急功近利的歧途。教育为了钱，为了钱而接受教育，是教育彻底的变味了。从一个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疯狂地杀害了一个车祸的受害者，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理性教育的可怕。以前我们常常把一些恶性犯罪归纳为“罪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新时代很多恶性的犯罪，罪犯恰恰都受过精英般的高等教育。学子的疯狂，其实是教育本身的疯狂的一个侧面反映。

腐败和教育的问题，又派生了“裸官和投资移民”这样的社会问题。表面上看，裸官和投资移民是两个极端不相等的问题，但它们几乎一致的地方，都是把在国内积累的社会财富转移到国外。裸官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是为了避免腐败的下场。投资移民，是因为对国内的未来社会投了不信任的一票。裸官和投资移民更相一致的地方，是他们因为都找到了一条可靠的后路，从而对聚富手段非理性和非合法性完全没有过虑。因此，使得前述的社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房价物价以及腐败等问题更加特出。

以上的这些社会问题，归纳成一点社会伦理后，就是“有钱的人是爷爷，没钱的人是孙子”。爷爷和孙子的辈分，取决于每个人的钱包之厚度。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恶性车祸就集中地爆发了这个社会所抱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几乎很多时候，那些车祸都会引发全民的辩论，比如七十码、我爸是李刚、药八刀等等，甚至南京的一个徐寿兰，其实也是一件车祸引发的社会问题。那些普通的车祸转变成恶性车祸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通肿瘤转变成恶性肿瘤的速度。不亦悲乎？

同样，环境保护在中国也不是一般的环境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的集中聚焦点。房价活动物价的上涨，使地这社会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不拘手段聚财。不拘手段的聚财方法，其中之一是罔顾道德的腐败，或者是无视基本道德的产生非安全食品，在腐败分子和无视食品安全的富人都成为“爷爷”之后，谁还会在乎环境保护呢？但那些惨不忍睹的环境破坏，最终都要由我们的后代来埋单。

恶性的土木工程事故，和恶性的矿难，多发性的工厂事故，甚至消费场所的火灾事故，凡是有经济利益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恶性故事的源头。这些事故的背后，一方面应该和恶性敛财的手段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无视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无视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又和教育有关，而恶性敛财手段，仔细想想，又和腐败房价物价等问题密不可分。

强拆是腐败和房价高涨后的派生问题。强拆问题的背后，是“经济利益大于人命”的执政思路。封建社会的君王，尚且知道“社稷为轻民为重”的道理，但很多GDP执政官员，根本就不相信“民为重GDP为轻”的民主理念。他们在实施强拆的同时，当然忘记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党的基本方针了。

德国社会学家较早开始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社会问题理解为劳工问题。许多人都对劳资关系、阶级矛盾、分配关系、就业、工会、罢工、劳工住宅及妇女就业等开展过广泛研究。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较为宽泛。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要有一种适合、平衡和规律，才能使社会关系协调，才有社会运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

如果一旦失去适合、平衡和规律，就会出现社会问题。早期美国社会学家大多将社会问题的起因归结为社会变迁时发生的社会失调。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时快时慢，这一快一慢之间往往出现文化失调，社会问题即产生于文化失调。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富勒提出，多数人认为偏离他们持有的某些社会规范的社会状况即为社会问题。4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学家孙本文归纳了当时社会学关于社会问题的种种解释，认为对社会问题下定义可以有4种角度：

①奥格本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失调的角度。

②认为社会问题并无特殊内容，无论什么社会情况，只要引起社会上多数人的注意，并需要社会集体采取行动以求调整和补救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

③社会心理学派认为，社会问题不仅是一种见得到的现象，更主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价值判断。

④富勒等人提出的社会问题的主客观标准。其中，客观标准就是说它是可以确认的，其存在具有数量上的可验证情境；主观标准指人们认识到某种社会问题对其价值观造成威胁的情形。孙本文在总结归纳社会问题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障碍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等人总结了40年代以来的社会问题研究，提出社会问题应包括3个方面的含义：社会期望或愿望的事物安排的中断；社会规定的正当东西的破坏；社会所珍视的社会模式与关系的脱节。依据这种理解，他们认为社会问题有社会解组和离轨行为两种类型。

教育、社会治安、住房、征地搬迁、环保

北京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群众对教育、社会治安、住房、征地搬迁、环保等五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2004年10月底，国家统计局组织进行了第五次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此次调查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抽取了967个县（市、区）中的5302个乡、镇、街道，10431个村（居）委会，共调查了104107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一名16岁以上的人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全国群众安全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正是这次调查的结果。

调查显示，与2004年相比，选择“教育问题”的占16%，上升了1.4个百分点；选择“住房问题”的占4.4%，上升了1个百分点；选择“环保问题”的占5.8%，上升了1.1个百分点；选择“征地搬迁问题”的占2.3%，上升了0.3个百分点。

其中，公众对教育问题关注程度的上涨幅度最高，环保问题则紧随其后。

同时，群众对社会风气、就业失业、腐败等问题的关注程度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公报显示，选择“社会风气问题”的占18.5%，比2004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选择“就业失业问题”的占15.4%，下降了1.3个百分点；选择“腐败问题”的占12.6%，下降了1.7个百分点；选择“工资待遇问题”的占7.5%，下降了0.9个百分点。

尽管公众对不同问题的关注程度有涨有降，但社会风气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教育问题仍然是2005年公众最为关注的三大民生问题。

有关专家表示，公众对不同问题关注程度的涨跌直接反映了其对不同问题的担忧程度，这不仅可以检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建设的成果，而且能够成为今后政策制定的“指路标”。

例如，公众对失业问题关注度的下降，实际上就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我国就业环境的改善以及政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