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春安（1927年9月12日－2006年9月20日）是越南战争时期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王牌间谍，越南共产党胜利后被晋升为将军。他是一个爱国者，在越南战争中为越共提供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情报。

范春安幼年居住在西贡市，后来迁居芹苴市，并就读于芹苴大学。八月革命开始时，他离开学校，接受越南独立同盟会的训练。1950年代，他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州的Orange Coast College(奥兰治海岸学院)，获得学士。

回国后，他在南越国为路透社、时代周刊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同时为北越搜集情报。在前后20余年的时间里，他结识几乎所有南越军政界的重要人物，包括著名新闻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和尼尔·希恩，爱德华·兰斯代尔上尉，以及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科尔比，而被称为“完美间谍”。

1976年1月15日，越共政府为他颁发“人民军队英雄”奖章，这时他的间谍身份才为世人所知。但是，根据伯尔曼的传记描述，即使在得知了范春安的真实身份后，“我采访过100名认识范春安的人，99人仍然还喜爱着他，这其中就包括大卫·霍伯斯坦和尼尔·希恩。”

2006年9月20日，范春安因肺气肿并发症，在胡志明市的一所军医院去世，享年79岁。

1953年，范春安正式加入越南共产党，入党仪式由黎德寿主持。黎当时在南越领导抵抗运动，1973年与亨利·基辛格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两人为推动越南战争停火协议签订所作的努力)。黎德寿的弟弟时任越共南方安全局局长，正好是范春安的顶头上司。

当时，为了躲避法国征兵，范春安到中央邮局当新闻检查官，为法国人过滤新闻，也便于学习英语。即便如此，他还是在1954年被征入伍。恰好他有个表弟在南越国军队主管总参心战部G5，在他的帮忙下，范春安在越军总部当了一名副官。

随后，范春安结识了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心战专家兰斯代尔刚被CIA派到越南不久，很快就发现范春安很有前途，便和同僚开始向其传授间谍技术。“我是谢尔曼·肯特的学生。”范常调侃说，肯特是帮助CIA开创战略情报的耶鲁大学教授。战略情报是一种基于研究政治领袖人格的“报道式”情报工作，简单说就是“必须知道领袖们的性格和野心、观念和弱点，他们能施加的影响，以及在何种影响下他们将变得脆弱。必须知道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他们活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这种“报道”手法在范后来任《时代》驻越南记者时用得更为得心应手。一次他对一位越南作家说：“我的记者间谍双重职业既互相矛盾，又有相似之处。情报工作要求你收集、分析信息，然后像小猫掩盖排泄物一样保密。新闻工作也要你收集、分析信息，不过却是将其公之于众。”

当上法国、越军、CIA和越共的四面间谍后，范开始生活在噩梦边缘。“我一分钟也放松不了，当间谍迟早要被逮住受折磨，就像池子里的鱼。这是我最可能的命运。”为了舒缓压力，范经常和同僚一起抽罂粟。

不久，越共决定送范春安到美国上学，学习怎么做记者。经历一番波折后，1957年10月，范春安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在加州橙郡的一所大学，范春安开始研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新闻学，还有西班牙语。进入了校报，他爱上了一位18岁的美国女生、校报编辑。在美国的两年，范春安还到《萨克拉门托蜂报》和联合国实习过。“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最无忧无虑的时期。”范回忆说。

范春安还记得1959年10月，当他站在金门大桥上，思考今后的路怎么走时的情景。他可以去加州Monterey的军事语言学校任教，也可以逃亡到法国，或者先去古巴经由苏联返回越南。

最终，他选择了回胡志明市。

回到西贡，范春安重新投入情报工作。他通过家庭关系找到了为南越总统吴廷琰管理情报网的陈金宣，陈让其到越南新闻社任职。此后陈在一次政变中失势，范春安顺势转到路透社工作。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反共的死硬分子，他可以轻易地接触到美国与南越国的各种秘密信息。“无论军队、情报机构还是秘密警察，我有各种消息来源，司令部、特别部队、海军和空军的人都愿意帮我。”在担任《时代》周刊越南首席记者的十年里，他更常有机会直接进入军事基地或接触到南越政权的最高层。有时候他也会有意泄露部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情报，以便从南越和美国方面得到更多的情报。

夜里，范将这些情报拍照，将胶卷藏在越南猪肉卷或腐臭的鱼肚子里。然后和其他猪肉卷和鱼一起放在篮子里，伪装成佛教拜祭用的祭品。第二天一早，范要么将胶卷放在伪装的墓碑下，要么放在树上的鸟巢里。他的妻子在后面远远跟着，一旦范被抓可以及时警告信使逃逸。

到《时代》后，范春安依旧在晚上撰写情报，有些长达百页。这些情报随后被翻拍成未冲洗的胶卷，由信使送至古芝地道里的越共地下司令部。从古芝地道出发，信使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翻越BaDen山，进入柬埔寨，开车到金边，最后将情报送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局。他提供的这些情报如此翔实准确、具体细致，以至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和军事领导人武元甲为之欢呼雀跃，“我们简直就是亲身坐在美帝国主义的作战指挥室里！”

事实上他根本无需主动去设法窃取机密。他的美国密友包括了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以及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科尔比等诸多在南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人们会主动地向他提供信息，并希望得到他的观点与分析。

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与范春安的情谊。当年雇用范春安的《时代》周刊亚洲分部部长弗兰克·麦克卡罗奇说：“他是我们的同事和明星记者，我不会对他的间谍身份而愤怒。他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是换了我，我也会那样做的。”而大卫·哈伯斯塔姆则认为：“我仍然喜欢他，没觉得他背叛了我们，或背叛了新闻。他拓宽了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什么是忠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真相？他是个京族，在他们那个空气中只有背叛的悲剧时代，他有自己的难处，但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他们在1990年甚至还筹款协助他的大儿子赴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新闻。范春安的儿子如今在越南外交部工作，并在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访问越南时担任翻译。而范春安的最后一任美国雇主----《时代》周刊，至今还为范春安留着属于他的那份养老金。

1975年4月30日，越共解放西贡，越南战争结束。范春安协助他的故交、南越国情报机构头子陈金宣攀上美国军队运送南越要人的最后一架直升机。路透社和《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纳言·昌达回忆，当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的第843号坦克冲破南越“南京总统府”铁门时，范春安站在门边,“脸上带着奇怪和嘲弄的微笑，表情满意而平静，好象对整个世界毫不在乎的样子……我直到现在才明白，他是在默然庆祝自己三十年奋斗换来的胜利。”

范春安本以为组织会安排自己去美国，继续间谍生涯，为越南搜集各种政治动态与整理情报。他的妻子与4个孩子已作为难民先行乘坐美国军队的救援飞机到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但范春安等来的指示却是：不许离开越南。一年后，他的家人才经巴黎和莫斯科辗转回到河内。

1976年12月，范春安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河内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穿上笔挺的军服。他被授予“人民军英雄”的荣誉称号，并且累迁至少将。要知道，在整个越南战争时期，只有两名越南民主共和国情报人员最终能获得这一称号并被授予将级军衔。他还先后获得了二级独立勋章、四枚军功章、为越共忠诚服务50年特别奖章等各种荣誉。

但范春安依然没能得到上司充分的信任。他被迫在劳改营接受了“再教育”、被软禁、限制出国，他不再被托付以任何重要的工作，他服务的祖国仅仅把他当作一个美国问题情报分析人员来使用。范春安的北越同志们怀疑他的革命动机、决心与意志，因为他是那么喜欢美国人与西化的生活方式，认同民主价值和新闻客观性，完全不像一名“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1997年，官方甚至拒绝了范春安以嘉宾身份到纽约参加越南战争新闻记者聚会的申请。

1994年，范春安1970年时的胡志明市同事、《华盛顿邮报》助理编辑罗伯特·卡塞尔在越南再次见到了范春安，那时范春安的健康状况还未恶化，两人有过两次长谈。卡塞尔想范春安谈谈越南战争及其对美越双方的后果与意义，但范春安对这些话题已经感到厌倦了。“你们已经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他略显不耐烦地说，“那么就算你们曾经输了在越南战争这场小战斗，又有什么关系呢？”卡塞尔认为：“范春安是为了越南的统一与独立努力奋斗，而并非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86年越南改革后，政府允许范春安会见一些西方游客。1990年，范由准将升任上将。1997年，越南政府仍不允许其离境前往美国开会。直到2002年3月，74岁疾病缠身的范春安才被允许退休。

2006年9月20日，范春安因肺气肿并发症，在胡志明市的一所军医院去世，享年79岁。

2001年，在如今已被称为胡志明市的西贡，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学教授拉瑞·伯尔曼与终日留连酒馆的范春安偶识。他们无所不谈，却偏偏没有提到间谍这个话题。当范春安听说伯尔曼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时，感慨地说：“我曾在那里生活过。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范春安对伯尔曼当时正在撰写的《没有和平就没有荣誉：尼克松、基辛格和出卖越南》一书极感兴趣，主动提出次日再在Givral咖啡馆见面。这个地方是范春安昔日荣光与情报生涯的缩影----在越南战争时期，Givral咖啡馆是政客、商人、记者、情报人员、警察与政府官员最为扎堆的地方，权力在此而聚，谣言在此而起，故事在此而生。范春安在这里得到了“Givral将军”的绰号，因为他判断准确、料事如神，不少记者同行都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两人长达5年多的友谊从此开始。但范春安婉拒了伯尔曼为他撰写英文传记的想法，他认为公开往事将会伤害到他的朋友及其后代。直到2003年，范春安的肺气肿病情加重了，医生诊断他将不久于人世。根据越南的习俗，范春安的妻子将他的文件、笔记、照片与其它历史材料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好让他选择该保守什么生命中的秘密离世，永不示人。但范春安并没有被死神带走，而是带着仅存的35%肺活量安然归家。只是每隔两小时，他就需要躺下来吸氧休息。

范春安终于决定把所有这些从未曝光、并几乎准备全部带进坟墓的往事，告诉自己所信任的伯尔曼。到2005年时，范春安更是授权伯尔曼作为他的英文版传记的官方作者，但仍然要求在涉及有关当事人时不许采用真名。

1975年西贡解放后，范春安以为自己会被疏散到美国，继续他的情报生涯。越共也认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美国的军事压力和贸易禁运将随之而来，没有谁比范春安更适合在美国搜集报道这些动态了。因此，范春安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先行一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了家。范则紧张等待进一步指示，让其前往美国。然而政治局传来的话却是，不允许他离开越南。

范被授予“人民军英雄”的荣誉、四枚军功章，并被升为准将。但也被送到劳改营，禁止与西方访客会面。一年后，他的家人都被带回越南。在越共看来，范的问题在于，他喜欢美国和美国人，认同民主价值和新闻的客观性。

胡志明曾因此而惊喜地说：“我们现在是在美帝的战役室里”；他是一个记者，先后为路透社、《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时代》周刊工作：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分析家，有人因此称他“越南新闻团主任”，他自嘲是“政变教授”和“革命博士”；他是美国CIA精心培植的间谍，却为越共所用，在一段时间，又曾同时为法国、CIA、越共、南越提供情报，被称为“四重间谍”。他就是2006年9月去世的越南传奇间谍范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