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创作的政治著作，首次出版于1945年。该书是作者的批判理性主义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分为2卷：第1卷“柏拉图的符咒”和第2卷“预言的高潮：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卡尔·马克思及其后果”。书中把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分为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认为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提出社会改良思想，即“逐步社会工程”。这是试错法在社会领域中的运用。还提出一系列观点：主张政治决定经济；认为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改善经济弱者的命运的最重要的潜在手段；宣传民主制度是一种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罢免它的统治者的制度，认为真正的民主是权力的牵制和平衡；坚持自由比平等更重要等等。该书初版于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本书批判历史主义的目的论，指出柏拉图、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卡尔·马克思等人以历史主义为依托，巩固自己的政治理念。桂冠图书繁体中文版译者是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庄文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简体中文版译者是陆衡等。

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年），英国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1928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取得任中学数学和物理教师的资格，1933年出版《研究的逻辑》后，波普尔名声大振，1936年应聘前往新西兰坎特博雷大学任教。1945年，波普尔先受聘为伦敦大学讲师，翌年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1948年升为伦敦大学教授，不久出任伦敦经济学院哲学、逻辑与科学方法系主任，后加入英国籍，获爵士称号，当选为英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1970年退休。

该书认为，文明面临着一些困难，文明是不断追求人道与理性，以及平等与自由的历程，文明尚处在婴儿期，尽管事实上，常有许多人类思想的领导者背叛它，它仍将继续的成长。文明尚未完全从其出牛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尚未从屈服魔力的部落或“封闭社会”转变到解放人类批判力量的“开放社会”。“开放社会”有两个特征：一、自由讨论与理性批判，尤其是对政府的政策是否明智，自由提出讨论，合理地加以批判，应为社会所容许，而且，对政治有实际的影响。二、社会制度应为保护自由、保护穷人和弱者而存在。“开放社会”既是现实又是理想。该书认为，须将批判的与理性的科学方法，应用在开放社会的问题上，并分析民主社会的重建原则。该书指出，要清除一些阻碍合理的研究社会重建问题的障碍，其中最有力的一种是历史主义。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著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波普尔正离开他的家乡维也纳避难，执教于新西兰。虽然作者自称这是一本战时著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着手创作该书的时候，他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这些笔记由于带有这样的观点：历史决定论和专制主义深深根植于西方思想史中，因而成为该书的基础。

在波普尔看来，开放社会是好的社会。按照波普尔的归纳，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这样的社会，是多元的、法制的，实行民主的。这样，他几乎把开放社会等同于民主社会、平等社会、自发的社会，不是人工设计的社会，当然也就是好的社会。反之，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其变化是一种整体工程的乌托邦的实现，因而是坏的社会。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出版后即畅销一时，波普尔本人也因此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这本书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齐名，是战后反思整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造成人类大灾难的思想根源的力作，更为战后西方社会走出无约束资本主义的渐进改良提供了思想依据。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中原地区之后，作为历史哲学和政治名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关讨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历史规律和寻求渐进改革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被选入美国现代图书公司（Modern Library）所选出的20世纪一百大英文非虚构作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选出的百年百大作品。

1945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分两卷出版。当时波普尔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出版他这部著作的出版商，是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帮了他大忙。在此之前，剑桥大学出版社、朗曼出版社还有麦克米伦出版社都拒绝了他。最后，哈耶克和波普尔的另一位艺术史家好朋友贡布里希一起设法说服了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称赞本书“深刻有力地捍卫了民主”，哲学家悉尼·胡克称赞本书“立论巧妙，文字充满激情”，批判历史主义思想对热爱自由和开放社会的存在造成的威胁；本书对历史主义之基本信念的批判是十分健全的，并指出历史主义忽视了历史确实存在不同的选项，在历史格局中是多元因果流程在运行，以及人类的理想对决定未来的作用。不过，胡克认为，作者解读柏拉图过于依文解义，而当文本意义暧昧时又过于自信地宣称柏拉图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此外，胡克批评，作者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处理是“彻头彻尾的滥用”和“可证明为误”，并指出“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没有一处提到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