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冲销是一种会计处理方式，它涉及通过调整可操控性应计项目，将以往未确认的损失或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集中在特定会计期间内确认，从而实现不同会计期间间的利润转移，进而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

巨额冲销这一做法尤其在上市公司面临连续两年亏损的情况下较为常见，为了避免第三年的持续亏损导致退市，这些公司可能会采用这种策略。此外，新上任的管理层也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高未来的业绩表现，使得一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在当前期间急剧下降，但在随后的期间又出现了反弹。

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企业在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化的时期，盈利能力往往会经历显著波动。Leopold Bernstein（1970）指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能会采取为未来的损失和可能发生的费用提取储备金的行为。Michael L. Moore（1973）通过对1966年至1970年间经历了高管层变动的36家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利用卡方检验方法，发现了减少当期收入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与当期高管层变动之间的显著相关性。Linda Elizabeth（1987）通过随机游走模型和选择模型方法研究了这两者的关系，她收集了1970年至1983年间经历了高管层变动的22家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并发现在高管层变动的那一年，公司有采取巨额冲销的趋势。Susan Pouriean（1992）区分了正常和非正常的高管层变动，并在收集1985年至1988年间经历了高管层变动的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基础上，运用符号等级检验方法，得出了高管层变动与巨额冲销有显著相关的结论。

盈余管理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密切相关。1996年，Dechow和Beasley的研究显示，容易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公司往往拥有较弱的治理结构，很少设立审计委员会，通常只有一个由总经理兼任的内部控制委员会。这表明，治理结构薄弱的公司更有可能积极参与盈余管理。因此，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盈余管理制约机制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面临经济周期波动、市场竞争加剧或自然灾害等困难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实施巨额冲销行为。DeAngelo和Skinner的研究结果显示，管理人员的会计选择基本上反映了公司的财务困境，既没有试图美化公司业绩，也没有试图避免或推迟违约事件和违约成本的发生。Bartlett和Dichev的研究则发现，公司中存在避免报告盈余下降或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主要通过管理经营现金流和营运资金的变动来增加会计盈余。

在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契约可以简化为代表政府监管机构的大股东契约。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进行巨额冲销的可能性更大。中原地区关于巨额冲销影响因素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陆建桥的研究表明，亏损的上市公司在其首次出现亏损的年份以及前后年份存在巨额冲销行为。他的研究样本包含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2家亏损公司，研究发现：首先，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年份采用了非正常调减盈余的手段，使得该年度的应计利润总额、应计利润变动额小于零和上年数。其次，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前一年度，应计利润总额为正，应计利润变动额大于上一年，且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为正值。此外，亏损公司在扭亏为盈的年度，其应计利润变动额大于零，其应计利润总额、应计利润变动额均大于亏损年度。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普遍存在着“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国有股权的一股独大导致股东大会形同虚设，控股股东侵犯中小所有者权益的情况频发。董事会与经理层的高度重叠，甚至一人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导致两者之间的监控关系失衡。此外，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较多，方便控股股东操纵上市公司。监事会成员多为企业内部人员，受高层压力的影响，有时难以对经理人的不当行为采取有效措施，监督效果存疑。吴雅辉（2007）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内部董事比例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外部董事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巨额冲销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有一定的关联。如果一家上市公司被认为存在巨额冲销现象，注册会计师不应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张永奎、刘峰（2008）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上市公司盈余操纵越严重，越有可能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然而，李东平、黄德华、王振林的研究发现：即使面临影响上市公司切身利益的问题，注册会计师仍倾向于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