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人称“亮财主”，祁县乔家堡人。曾中秀才，清朝时期祁县乔家堡乔氏商业的第三代传人，乔全美的次子。

乔致庸在其兄长身故后，放弃学业继承祖业，肩负起理家、经商的重担。乔致庸主持家政后，不断扩大经营，先是在包头市财神庙街西口路北，独立投资增设了复盛全商号，后又在包头瓦窑沟口路西增设了复盛西商号，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油、酒、米、面的“六陈行”为主，还经营典当、绸缎、副食杂货等。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乔致庸破格聘用高钰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后，大德通票号很快在金融界打响，成为全国的重要票号之一。乔致庸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其中资金使用上的奥妙就是统一调度和使用。他在经商之道上设立了伙计持股、掌柜退休金、并扩大经营。

乔致庸发家的起点是复字号。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市场。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后又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时间虽跨越了两个世纪，却保持了建筑风格的浑然天成。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

乔致庸喜欢读书，曾中秀才。但在其兄长身故后，不得不放弃学业继承祖业，肩负起理家、经商的重担。乔致庸主持家政后，不断扩大经营，先是在包头市财神庙街西口路北，独立投资增设了复盛全商号，后又在包头瓦窑沟口路西增设了复盛西商号，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油、酒、米、面的“六陈行”为主，还经营典当、绸缎、副食杂货等。

咸丰年间，乔致庸又以包头“相与”抵债的280亩土地，在南龙王庙一带，开垦出复盛菜园，种植蔬菜，供应来往客户和市民，每年获利也不少。他也通过滚动发展，到光绪初年，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字号的利润一年比一年增加。当时，他的字号一般是三年一个账期，按股分红，每股分红都有几千两白银。几十年的经营，乔致庸为乔家增添了巨额财产。随后，乔致庸在平遥县、祁县、太谷办起了不少山西票号，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乔致庸顺应时代潮流，在祁县开设了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原名大德兴票号，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这个票号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到光绪十年(1884年)时发展为12万两，后来资本增至22万两，到歇业时，达35万两。

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乔致庸破格聘用高钰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后，大德通票号很快在金融界打响，成为全国的重要票号之一。一次账期分红，共赢利74万两白银，每股分红达1.7万两，乔致庸建立的第二家票号是大德恒票号。这个票号创建于光绪七年(1881年)，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后增加到26万两。这个票号的经营情况一直比较好，特别是将阎维藩聘任为总经理后，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展，不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还发行银票，代办捐项。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建立后不久，乔致庸就将这两个票号交给其孙乔映霞管理。之后，这两个票号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乔致庸当家后，乔家不仅生意兴隆，而且人丁兴旺。家族繁衍很快。于是，乔家在同治初年便开始又一次大兴土木。先是在乔全美修的老院西边修建了明楼院，又在与两楼院隔街相望的地方，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院，东面的叫东南院，西面的叫西南院。4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十字路口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本格局。当时政治黑暗，治安混乱，为了保卫自身安全，乔致庸决计修建全封闭的城堡式大院。为此，乔致庸费了许多周折，又花了相当多的银钱，才取得了街巷的占用权，最终修成了乔家城堡式的建筑群。乔致庸在晚年将商务委任后辈，自己赋亲家居，闭门课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乔致庸87岁时，最小的儿子乔景僖去世，年仅20多岁。他的去世，对乔致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由于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一气之下，乔致庸染病卧床不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离开了人世，时年89岁。

乔致庸先后娶马氏、慧贤皇贵妃、杨氏、周氏、杨氏、杨氏六个妻子，除了第一位外，其余五位都是续弦。系在中堂的第一代主人。

乔致庸经营的乔家复字号之所以一直繁荣昌盛，长期不衰，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其中资金使用上的奥妙就是统一调度和使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的公积金都存在统事德裕永堂名下，习称“厚成”，平时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紧急需款时，才准支用。此外，还把“德裕永”三字拆开，由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各占一个字，称为“复盛公德记”“复盛全裕记”“复盛西永记”，以复盛公为总领导，做一些三号合伙买卖。在各号内部，资金运用更为得当，如:复盛公浮存雄厚，经营行业多，但资金运筹相当灵活，春天当铺赎货收进现款做菜园开支，秋天菜园进款，购买粮油之用。从而做到不失时机，循环利用，相互支持，这一点其他商号根本不能与之相比。当时的包头市市场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19个分号，四五百名伙友，再加上乔致庸对掌柜们信任，使掌柜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复字号兴盛后，在包头商界逐渐赢得了的声誉和地位。爱新觉罗·旻宁、咸丰年间，包头商业兴旺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地方上的诉讼和行政治安等事项，萨拉齐厅无人过问，包头巡检的职权又有限，为此，商人们不得不自行组织自治机构维持市面。复字号当时居领导地位，联合各行业组织的大机构，既解决商民大小纠纷，又处理街市治安事宜。后来，“大行”改为商务会，会长长期由复字号的掌柜轮流充任。

对于掌柜来说，干了几十年之后，带着积蓄告老还乡，收入来源一下子就没有了，会对晚年生活产生忧虑。乔致庸为了激励掌柜的工作积极性，在掌柜退休后，会继续发工资，直到老死。这样掌柜觉得服务东家几十年，东家则养自己一辈子，真是个划算的“买卖”。这一创新将发工资从工作期间扩展到了退休以后。

乔致庸无意间得到了前人的经商地图，如获珍宝。他从地图上发现，还有很多地方自己没去过，很多生意自己没做过。他的经商思路一下子打开了。于是他开始涉足其他行业，例如将武夷山的茶叶卖到蒙古、俄罗斯。

当时买卖人把挣的银子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各个商家需要由自己的护送团队，外加镖局来运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乔致庸设立了山西票号，商家可以将银子存入当地的票号，然后凭票据从其他地方的票号取出银子。这样就省得带着银子到处跑了。乔致庸解决了银子携带的问题，使得商家可以在全国各地做生意了，即货通天下。他当时在清朝全国13个省都开了票号，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理想。

乔致庸为革除豪门积弊，防止子孙沾染恶习、不求上进，乔致庸便于执掌在中堂期间定下了“六不准”家规。即: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冶游(即嫖妓)、不准酗酒。乔致庸在教育儿孙方面也很严格。他常对子孙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以无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谆谆告诫儿孙时刻要注重俭德，切莫贪图安逸，坐享祖业。

乔致庸严格要求子孙节俭。他与儿孙们同桌吃饭时，看见孙子们把饭粒抛洒在桌子上，便让他们背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然后让他们捡起来吃净。饭后漱口时，乔致庸不是像常人那样把漱口水吐出来，而是用茶水连漱带喝。而且他还有道理:“口中食与肚中食一样，并不是秽物，吐了浪费，咽了无害。”每遇节俭的话题，乔致庸便谆谆教导儿孙们:“没钱要节俭，有钱也不能浪费。与其白白浪费了，还不如救济了穷人积些功德，留个好名声。银钱也通人性，通神性，不能乱花乱用。人对它无理，它就会对人不逊;人敬它一寸，它敬人一尺，人若远它一尺，它会远人一丈。”

乔家的商业得以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引用人才。他启用一个外姓穷秀才来担当师爷，并且在很多时候都能听得进去这个穷秀才的逆耳忠言。同时，他还启用一个“跑街的”(相当于今天的基层业务代表)并破格提拔他为包头复盛公的“大掌柜”(后来又给了他一定股份之后就相当于今天的董事总经理)。

当乔致庸得知阎维藩是商界难得的管理人才时，便派其子备下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氏返乡的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氏，乔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阎氏大为感动，后入主乔家商业。在阎氏主持“大德恒”山西票号26年间，该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为乔氏的商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乔家选择重操守、业务强、德才兼备的掌柜来经营，对当今企业在选拔人才方面仍有借鉴意义。

为便于调查了解员工品行，乔家一般在总号所在地和邻近地区选聘员工。选定人选后，先分配到各分号当学徒，一边进行业务训练，一边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所有员工，必须遵守以“重信义、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喜辛苦、戒奢华”为核心的职业道德准则，若有违背，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则开除出号。

为了调动主要员工的积极性，乔家实施了顶身股制度(即财东根据员工任职时间长短、业务能力和贡献大小，赋予主要员工一定数额的股份并允许其参与利润分红)。每当账期(即会计结算期，一般以3年一4年为一个账期)决算时，财东就要组织总结，分析最近一个账期的经营业绩和存在的问题，作为评定员工功过的直接依据，并根据股份数额进行分红，这种理念和做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实行经营业绩定期分析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员工进行适当的奖罚，在当今企业管理中也是行之有效的。

乔家十分注重风险防范。一是慎重选择长期合作的商业伙伴，正式合作之前，都要对其资金实力和信用状况进行反复了解和考察，经确认无误后才建立业务合作关系。二是注意建立健全商情动态反馈制度、要求各分号三日一函，五日一信，月终汇报全月情况，既上报总号，同时又抄送其他分号。三是制定并实施了一种叫做“预提护本”的利润分配制度，即在每次分红时，先按一定比例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建立风险基金，并专款专存，一旦发生重大意外事件，可以此作为保障，以维持正常经营。此外，乔家总号对分号的管理也比较严格，经常不定期地组织突击性检查。比如，乔家“大德通”山西票号的大掌柜、二掌柜等高层管理人员，每隔几年就要到所属分号检查工作。这说明了乔家的内部监督意识也比较强，保证了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清光绪三年(1877年)祁县遭饥荒，乔致庸广行善举，出巨资助赈。他对亲朋故友抚恤救济，对乡邻遇灾荒时赈济施舍，为此，当时清朝的统治者下旨褒奖过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北方大旱，秋粮减收大半。旱情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播时节。八十多岁高龄的乔致庸耳闻目睹灾情后，发话安排赈灾，要求是乔家堡村的人，按人发给若干粮食；另外，在村里的大街上安一口大锅舍粥，以应付外来的饥民；同时，要求家中男女老少一切从简，一年内不准做新衣服，不准吃山珍海味。

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千米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市50千米。乔家大院是祁县乔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闻名海内外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乔致庸的堂名。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后又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时间虽跨越了两个世纪，却保持了建筑风格的浑然天成。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瞭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从高处俯瞰，整体为双喜字型布局，城堡式建筑。四周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水泥砖墙内，院与院相衔，屋与屋相接，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上，都有通道与墙相连。全院以一条平直甬道将6幢大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内有园。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角道院、套院，其门窗、橡檐、阶石、栏杆等，无不造型精巧，匠心独具。

1986年，祁县将乔家大院辟为祁县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以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婚丧礼仪、农商活动为主题的42个展室，2000余件展品，较系统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山西晋中一带的民间风俗。乔家大院已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已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有50多部电影、电视剧来大院拍摄、选景。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红极一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在乔家大院拍摄的。

乔家大院，是清代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于民国初年建成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体现了中原地区清代北方民居的典型风格。2001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AA级旅游景区。

2006年2月13日，通过乔家大院衍生的同名影视作品《乔家大院》开播，演员陈建斌在剧中饰演了乔致庸一角。

乔致庸胆识过人，有勇有谋，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诚实守信”的经营思想，使乔家在包头市的生意获利倍增。他远见卓识，对复盛公在包头的发展充满信心，在“复盛公”之外，又增设了“复盛全”“复盛西”等字号，使乔家商号几乎左右了包头的整个市场，因而流传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他主持开设了大德恒、大德通两大山西票号，充分扩大了乔家的商业规模，资本愈见丰厚，取得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卓越成就。（《万里茶道劲旅 祁县茶商》作者范维令评）

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山西学习平台评）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市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市场。（中国新闻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