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被打捞出水的“泰兴号”沉船，船长50多米，宽约15米，重1000多吨，是当时少有的巨型戎克船。1822年1月，“泰兴号”在印度尼西亚沉没，当时船上载有近2000名乘客、船员，以及价值连城的中国陶瓷，这些陶瓷大都产自德化县。完整，有“月记”款识，为当地传世品。直径(大)18cm (中)14.5cm (小)9.2cm。

“泰兴号”商船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1822年1月(爱新觉罗·旻宁二年)从厦门湾出发，朝古称爪哇的印尼驶去，为避海盗抢掠绕道西沙群岛，不幸触礁沉没。1999年5月，澳大利亚一家海洋公司在南中国海附近把“泰兴号”打捞出水，并捞获了35万件中国清代瓷器。这些瓷器大都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德化生产的用于出口亚洲市场的青花瓷，主要以青花盘、碗、杯、碟、罐、盖碗等日用瓷为主。2000年11月17日至25日，打捞上来的部分德化县青花瓷器在德国斯图加特拍卖，这些瓷器的故乡德化也前往拍回了72件古瓷珍品。2001年5月12日，“泰兴号”沉船古瓷顺利回归故里，2001年6月13日在德化县陶瓷博物馆正式对外展出。“泰兴号”沉船古瓷的发现，震动了全世界，它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清代德化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意义重大。

从我们购买回的“泰兴号”沉船古瓷及德国出版的拍卖图册来看，“泰兴号”沉船古瓷中典型的德化青花瓷有野生灵芝纹青花盘碗碟，“晨兴半名香”青花盘，梅雀图青花盖碗，兰、竹、菊青花盘，青花小汤匙，菊花纹青花盘，寿字纹印青花碗，圈点纹青花小碗等。从这批瓷器纹饰上看极富民族气息的生活图案比比皆是。以兰花、菊花等花卉图案为例，笔法流畅，布局疏朗，雅致而清爽。而青花料则大部分运用了石子青等国产青料，发色晕散，相对柔和。特别是“兰、竹、菊青花盘”具有典型的蚯蚓走泥纹，体现了德化县民窑的风格特点。这些产品在德化的桐岭、岭兜、后井、东头、石排格、后所、宏祠、布伏山、垵园、窑、石僻子、竹林子、苏田等窑址都有出土，其造型纹饰与泰兴号沉船古瓷完全相同。

清代德化青花瓷的生产 清代是德化青花瓷生产的全盛期，全县除美湖、盖德两个乡尚未发现清代窑址外，其他乡镇都有清代窑址。清代青花窑址跃增到177处，为历代窑址数最多的一个时期。德化窑釉下青花瓷在明代就开始生产，到了清代已经成熟并趋于精美，在技术上和质料上完全体现了它的科学性能。釉下青花以氧化钴为主配成颜料在坯体上作画，外施无色透明釉，高温烧成。由于青花是画在釉下，色料本来很细，经过烧制以后，完全熔化在胎釉之间，显得光滑平润、晶莹透彻，色阶丰富，又不易受外界氧化、酸化影响，不致腐蚀脱落。所以青花瓷一进入国际市场就受到普遍欢迎，青花瓷成为当时对外贸易中一项重要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就促进了德化青花瓷的生产和飞跃。几乎所有的清代窑址都生产青花瓷，生产地区遍及全县。甚至最僻避的深山密林，没有村落的地方都可找到清代的窑址，其中以上涌、葛坑、汤头、浔中、龙浔镇、三班等乡镇最为密集。尤其是城关的宝美村、浔中村、高阳村、隆泰村和三班镇的泗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从事瓷业生产，老人、妇女和儿童把瓷业作为家庭副业，青壮年农忙务农、农闲务瓷，仅高阳村清代窑址就达23处，重重迭迭，遍布每个山头。据记载，清朝盛时德化瓷工多至二万五千人。由此可见，当时德化青花瓷生产规模之大，产量之高，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德化青花窑场的生产方式，隶书并无记载。从窑址采集到的瓷器标本来看，有的瓷窑只有一个商号，但大多数青花窑址都发现有两个以上商号，如“丰盛、丰裕、胜玉”等。这些现象表明了当时德化青花瓷窑的生产，是一户人单独经营，或二至几户联合经营，而以联合经营为多。联合经营时，先由各户分开制造瓷坯，烧窑时合起来共同烧制，从而形成了一种“各自制坯、合作烧窑”的生产方式。这种特有的生产方式，必须充分考虑产品的生产和销路，考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他们必须少花时间，多出成品，即不能精雕细琢，追求繁褥的加工。同时也不能粗糙。因此，逐渐形成了德化县民窑青花朴实无华的民窑艺术风格，体现了不事雕琢的民间艺术特色，迎合了大多数消费者的审美情趣。

清代德化青花瓷的外销 明末清初，泉州港、漳州月港衰落，厦门市港兴起，德化瓷器转从厦门外销。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政府正式在厦门设海关，由户部派员“征闽海关税务”之后，德化瓷器更大量由厦门出口。此外，德化青花瓷还通过大樟溪及支流直达安平港、福州港，然后出海销往国外。

德化青花瓷器近几年来在国外大量发现，据有关资料证明，在东非的坦噶尼喀、亚洲的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都有德化青花瓷的发现。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德化县青花瓷器最多，其中“圈点纹小碗、牵牛碗、花篮纹盘、印寿字纹碗”，都是德化青花窑址中极为常见的出土物。1974-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先后两次组织了对西沙群岛的文物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德化青花瓷器，其中有“牵牛花纹青花盘、碗、碟；云龙纹、火珠纹青花碗，城楼纹青花碗，佛手纹青花盘，寿字纹青花盘，半寿字纹青花盘等”。大量的德化青花瓷器在西沙群岛的发现，有的是当地人民的生活用具，但大部分应为德化外销瓷途经南海航线在西沙留下的遗物。1984年打捞出水的“南海一号”沉船及1999年打捞西沙群岛沉船都发现了许多出自德化县的瓷器。

总之，“泰兴号”沉船古瓷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德化清代青花瓷的生产和外销达到了全盛时期，德化青花瓷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1999年5月在南方地区海域附近被打捞出水的“泰兴号”沉船上盛载着价值连城的中国陶瓷，这些陶瓷大都产自德化。2000年，打捞者在德国斯图加特城将这批瓷器进行长期展览，并于当年11月17日至25日将这些瓷器悉数拍卖，总成交额高达3000多万德国马克，这是世界考古史上最大的一次拍卖会。德化县得知消息后，在拍卖会的最后一天从拍卖现场购得了72件瓷器，但是当时购回的72件瓷器质量普通。

台湾子朋水下文化服务公司董事长程子朋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的一些华人同行，得知“泰兴号”沉船上还有瓷器时，再次来到沉船事故发生地，耗费了30多万元打捞出水数百件完整的、质地精美的古瓷，包括碗、盘、粉盒、盖罐及西洋瓷等，这些瓷器大部分也是来自德化。据程先生说，他此次捐赠了36件瓷器，希望能以实际行动。

据陪同程子朋先生参加捐赠仪式的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文程先生介绍，此次程先生捐赠的36件德化窑瓷是从“泰兴号”上打捞出水的瓷器珍品，它不仅验证了德化瓷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影响，而且为进一步研究德化窑瓷、德化瓷外销史及中国古代港口的贸易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曾参与清代商船“泰兴号”打捞工作的台胞程先生，耗费大量资金，几经辗转，终于将打捞出水的36件沉船古瓷，送回了它的故乡——德化县这批“出水瓷”的回归，不但保护了祖国的文化遗产，而且揭开了“泰兴号”沉船事件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8月19日，德化县举行盛大的“泰兴号”沉船出水德化窑瓷捐赠仪式，曾参与“泰兴号”打捞的台湾子朋水下文化服务公司董事长程子朋先生，捐赠了36件从“泰兴号”上打捞出水的德化窑瓷。目前，德化县陶瓷博物馆已开设专柜，陈列这些捐赠的瓷器。

捐赠仪式结束后，笔者对程子朋先生进行了采访，了解到“泰兴号”沉船打捞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一个心愿：德化瓷回家 程子朋先生今年42岁，祖籍湖北，在基隆市出生长大，是台湾子朋水下文化服务公司董事长。直到今年6月，为了到德化县捐赠这批古瓷，他才有机会回到祖国大陆。“中原地区的文物，最终要回到中国。”程先生说。

1999年，英国海难打捞专家迈克·哈彻在印度尼西亚海域里发现了“泰兴号”沉船后，花费了大量资金，将其打捞出水，轰动了全世界。由于“泰兴号”沉船所在的海域深达30多米，迈克哈彻所在的打捞队设备和人手不足，迈克哈彻找到了印尼的一些打捞公司，向他们租借了设备和人手，合作打捞“泰兴号”遗物。因此，当时参与水下打捞的工作人员来自各个国家，其中有包括子朋水下文化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在内的一大批印尼、新加坡等地的华人。

参与“泰兴号”沉船水下作业的程先生等华人，发现这一沉船和数量巨大的中国瓷器时，就萌发了一种“魂归故里，物归原主”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当时和各国打捞人员协调上出现问题，而且发现者是迈克·哈彻，他们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时隔3年之后，程先生想，应该尽快打捞出“泰兴号”上的遗物，让更多的中国文化遗产重见天日。令他感动的是，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他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的华人朋友时，立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不少人还答应义务参加打捞作业。今年，程先生他们重新来到“泰兴号”沉船的打捞地点，耗费了30多万元打捞出水数百件完整的、质量精美的古瓷，包括碗、盘、粉盒、盖罐及西洋瓷等。

据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古陶瓷研究学会会长叶文程等专家考证，这些瓷器大部分来自德化县，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晋江、漳州市等地。叶文程教授说：“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瓷器都出自于闽南地区的窑口，特别是一些青花瓷器，具有典型的闽南陶瓷风格。”

程先生介绍，他们做海事的华人有一种行业习惯，就是遇见了“水流尸”，必须要打捞上来，送回他们的家乡，或将它安葬，让他们魂有所依。据当时的航海日志记载，“泰兴号”遇难的人员多达1800人，但由于年代久远，这些遇难的同胞已尸骨无存。尽管如此，如能将这些文物送归故里，也算是对他们的慰藉。所以，当这批古陶瓷打捞上来以后，程先生就开始积极奔走，联系有关沉船古瓷回归故里的事宜。

今年5月，程先生将打捞出水的一部分沉船古瓷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小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批瓷器是福建德化县制造的，并介绍他认识了德化古陶瓷研究专家陈建中先生。6月，程先生特地从台湾省回到祖国大陆，直奔德化与陈建中先生筹划古瓷回归德化的工作。8月4日，程先生在印度尼西亚挑选了36件完好的、品种多样的德化窑瓷。

程先生欣慰地说，尽管自己几经辗转，非常辛苦，但看到这些古瓷平安返回故里，他感到异常的高兴。作为一名中原地区人，他觉得有义务、有责任为保护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作出应有的贡献。

他说，他此次捐赠了36件瓷器，除了安慰那些遇难同胞外，还希望能以实际行动，号召海外的华人们，尽量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让一些流散在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以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个遗憾：65万件瓷器被打碎“泰兴号”被打捞出水后，国内外众多新闻媒体陆续进行了报道。但在接受采访中，程先生却告诉笔者，由于媒体所掌握的资料大都是第二手材料，因而报道中有许多是不真实的。他指出，这种不真实是商业运作的结果。

1999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海域附近被打捞出水的“泰兴号”，船长50多米，宽15米，重1000多吨，是当时少有的巨型戎克船。1822年，“泰兴号”为了逃避海盗的抢掠，突然改变原来的航行线路。不幸的是，当船驶到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的海面上，船体触礁，船身入水，并在一个小时之内迅速沉没。当时同行的还有另外一艘小型的帆船，小帆船的船员得到求助的信号后，立即上前营救，但是仅仅救出了船上的18名乘客。两天后，一艘由前海军上尉詹姆斯珍珠率领的满载鸦片的英国货轮“印第安那号”，从印度去波特维亚途中，驶达“泰兴号”遇难的海域，船长和其他船员冒着生命危险，又救出了180名在海上漂流的幸存者。据幸存者介绍，当时船上载有近2000名乘客及船员。

1999年5月，英国海难打捞专家迈克·哈彻率领打捞队伍和“不平静号”打捞船，在贝尔威得暗礁附近的海域钻探一条16世纪沉没的中国货船时，无意中发现了“泰兴号”。程先生说，迈克哈彻从沉船上打捞到了多达近100万件的中国瓷器。这批瓷器都出自闽南地区的窑口，其中大约有80%来自德化县。当迈克哈彻等人发现了这批数量巨大的瓷器后，为了更好地炒作，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他们将其余被打捞上来的65万件品相一般的古瓷敲碎，推入海里。最后，在拍卖会上，人们只能见到35.6万件中原地区瓷器了。

关于这段幕后的故事，鲜有人知道。对此，程先生感到万分的愤慨和百般的无奈。

程先生还透露，当打捞工作进行到第三个月时，印尼海军发现了迈克·哈彻打捞沉船的手续是假的，欲通缉他。由于时间仓促，“泰兴号”船尾还有两个舱未被打开，哈彻就仓皇逃跑了。今年，当程先生他们重新回到“泰兴号”沉船打捞点进行打捞时，发现这两个舱已经被当地渔民打开了。

由于水下作业难度很大，3个月的打捞过程中，共耗去迈克哈彻近300万美元。但是，这批数量巨大的中国瓷器的拍卖，却给他带来了高达500万美元的利润。

一个原则：不能违背道德 对于“泰兴号”是否从厦门港出发这一问题，程先生认为，据一些资料记载，当时厦门港已经封闭，因而“泰兴号”不太可能从厦门港出发。而且厦门港是官方的码头，“泰兴号”如此大的商船遇难后，当时国内却没有相关的资料记载，这是不现实的。因而，程先生猜测，该船有可能是从当时晋江等地的民间港口偷渡出境的。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牵头制定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但这一公约因不同意见太多，至今未能通过。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虽然对水下文物的考古有过规定，但这些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各国水下考古工作，基本没有依照这一原则进行，而是按照属地原则，由各国政府或与打捞公司合作自行打捞。

程先生说：“如果纯粹从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考虑，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水下考古工作。这样就有更多的文化遗产有机会重见天日，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实物。”

尽管这样，程先生仍然指责迈克哈彻的不道德行为。他说，迈克·哈彻在打捞“泰兴号”时并没有不当，但是他不该把那65万件的瓷器打碎。这种完全出于商业利益的行为，是对文化遗产的不负责任，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必须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他认为，水下打捞工作要考虑到经济因素，但不能违背道德。

据悉，近期程先生还将把这次从“泰兴号”沉船打捞上来的瓷器，按照瓷品的发源地，捐赠给厦门市、漳州、晋江等地的博物馆，让更多的文物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