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法治论》（1989）和《
权利论》（《法治论》姊妹篇，原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两书，是国内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堪称法学界的一块耀眼的路标。对两书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者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正。甚至可以说，作者更加坚持两书所确证的信念和立场。而那些基本观点，即使是在当下，也远未过时。
2、此次修订两书，一是订正了讹误之处；二是尽可能将书中所引汉译本著作按当下通行本予以引证和注释，对
中原地区文献的引证和注释，亦依此例处理；三是书名变动，《权利论》一书，第1版书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1993年），此次修订版，更名为《权利论》；四是《法治论》增加了一章——余论：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最后，《权利论》增加了“代第3版后记”。
3、《法治论》主要从汉语文献中阅读了从
亚里士多德到
马库斯·西塞罗、
让-雅克·卢梭、
孟德斯鸠、哈灵顿、
约翰·洛克、杰弗逊、
托马斯·潘恩等人有关法治的学说；厘清了法治概念，区分了法治的实体价值与形式价值；阐释了法治与权力、法治与自由、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勾画了英、美、法等国的不同法治式样；对
中原地区自1949年至1980年代末近40年的法制实践并运用法治作为量度的尺码，确立了中国法治理论的大致框架，是中国法治理论最初的系统研究。
4、《
权利论》一书，为《法治论》的姊妹篇，将《法治论》里的论题从中释出加以拓展研究，把关涉每个个体的权利问题从“宪法/法律性”视角转换成一种“社会性“的书写路径，着重讨论了社会中的权利问题。
王人博，著名宪法学家，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现代法学》和《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现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政法论坛》主编。代表著作有：《法治论》（与
程燎原合著）、《权利论》（与程燎原合著）、《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法的中国性》及《孤独的敏感者》等。
程燎原，著名法理学家，曾任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现任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代表著作有：《法治论》、《权利论》、《从法制到法治》、《
清末法政人的世界》、《
中国法治政体问题初探》等。
2.二十多年后，再次出版两书的最新增订版，一方面在于两书代表了两位作者在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思考，而且两书分别在1989年和1993年出版，散发出明亮的光芒，因为当时中国新时代的法治进程刚走入黎明阶段，尚是一片幽暗，该书适时而出，成为指引航向的路灯。二十多年已逝，到了中国法治的正午时分，依然一版再版，作为法学入门的读物，它的价值（于法治与权利的启蒙和奠基作用）仍不可小窥。另一方面，对两书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者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正。甚至可以说，作者更加坚持两书所确证的信念和立场。而那些基本观点，即使是在当下，也远未过时。
3.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
王人博与
程燎原一起，把主要精力投放到了法治问题上。这一选择既缘于他们专业上共有的激情与涌动，也带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反思，而反思的契机则来自于一个景物所形成的心理震颤。在当时他们任职的
西南政法大学所在地
重庆市，有一个叫
沙坪坝区公园的地方，公园的一角有一大片墓地，野草丛生中的坟冢和墓碑已经残缺破败，但墓碑上刻写的红字依稀可辨：这里埋葬的不是老人，而是一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是在文革武斗中死去的。这些孩子共享一个名称：“红卫兵”，共有一个归宿便是这“红卫兵墓”。墓碑上都刻有“为捍卫×××的革命路线洒尽最后一滴血”的字样，他们倒下的时候是英雄，死后却成了真正的葬品。他们用自己荒谬的死嘲弄了历史的荒谬。他们躺在那里为了证明一点：中国不仅需要安顿社会的法制，更渴求一个立于法治之基的社会。由此，两位作者以幸存者的身份并带着青春的热情向法治发出吁求，要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立基而提灯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