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锦川，1962年出生，中国内地导演、编剧，1984年毕业于
中国传媒大学。曾长期在
西藏自治区工作，1992年回到北京，现为独立电影人。代表作有电影《
青稞》。1994年，执导个人首部纪录片《
广场》，获得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国际影评人协会”奖和波波里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人文影片奖。1997年，执导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获得
法国真实
电影节大奖“真实电影奖”。2002年，担任纪录片《
拎起大舌头》的导演。2005年，执导纪录片《
粉墨春秋》。2009年，与
康健宁、
蒋樾联合执导纪录片《
法门寺》。2018年，与蒋联合执导纪录片《
三国的世界》。
还有一个问题，在出去之前，对自己拍的作品多少有些沾沾自喜，但一旦出去，把自己作品与他人相比，所有得意的地方都不存在了。无论从制作、表达方法、以及纪录片制作观点上，我们和国外纪录片制作的差距都很大。因为我们的环境相对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必须向别人学习。
当时有许多记录片大师在场。那儿每年会集合各国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现在似乎差一点。
小川绅介在世的时候，初衷就是希望能把它做得像家一样。支持
亚洲纪录片，小川出事后，宗旨变了。更向竞赛的方向靠拢。
我是在93年《青铜》之后开始接触国外大量的纪录片的。93年的山形纪录片节，这是我真正接触纪录片，就像从未浇过水的花儿一样。
日本纪录片节对我的影响：一是专业的充实，另一是感情的安慰，因为独立制作在国内很少安慰和认同，没有气氛。到了日本后，感情上有找到家的感觉。事实上哪个纪录片节也上希望能给人那种志同道合的感觉。西方的纪录片已经很发达，
亚洲才刚起步。各自在黑暗中摸索。纪录片节使志趣相同的人聚集到了一起。
94、4--10月拍的《广场》。我拍片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大环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把片子做完。可与观众见面。这些影响你的牌示方法和表现方法。我较偏爱
詹姆斯·怀斯曼的风格。这一类作品在纪录片中影响很大。拍《广场》，我觉得他对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我看他的第一个片子并不是他最好的动物园》，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无聊。拍的是动物园里人与动物的关系。当时我确实看得有一点蒙，但是很快就理解到了他的意思。我和
张元合拍《
广场》之前，他很苦恼，于是我俩决定拍纪录片。他当时对我的想法不是很理解。因为《广场》没有主要事件、人物、事件、矛盾、冲突都不存在、结构很松散，好多要素都缺乏。当时要做90分钟以上的，用的是35毫米胶片拍的。张元从他拍故事片的经验来看，拍要冒很大的风险。我给张元看了怀斯曼的《中央公园》，至少在形式上此片和我们马上拍的《广场》有相似之处。它也缺很多的要素。通过讨论我们决定了《广场》的拍摄。但是《中央公园》和《广场》它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本身的风格差距还是很大的。人们感兴趣的是影像背后的东西。怀斯曼是一个符号。他会成为这么一个代表。我能不断地看到新的纪录片。几乎每年，国际上，包括和他们交流纪录片发展的探讨及纪录片观众的实践，在什么影片中应用，应用到什么程度，交流的东西很多。对我的影响不仅的
詹姆斯·怀斯曼这种方式。只是那时比较偏爱这种方式。就像一个人性格有很多一样，很难说一部作品就能真正地代表你，比较困难。
95年回到
西藏自治区拍片，到97年完成了三个片子。《八角街》，100分钟；《天边》，140分钟；《家---村的男人和女人》。前两部片子是我都喜欢的，另一部有点凑合事。因为自己做的不够。那两个片子我都很喜欢，只是《八》影响比《
天边》大。关于《
八角街》，它一个是从我性格出发，另外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向别人学习的实践。《天边》是写人与自然，牧民的生活，自然环境严酷下人生存的状态，它和我最初的去西藏的感受相似。《八》是较冷静的观察，至少看上去是比较客观的反映。《天》可能在方法上有相似，但在情感上仍有特别大的起伏。因为那是一个有人物的故事。《八》里的人物都是符号，不会有主人公、角色的感觉。在《天》里是活生生的人物，有生活中的幸福、尴尬，有血有肉。
在纪录片《
广场》和《八廓南街16号》中，充分展示了段锦川对生活的把握能力。他喜欢拍摄事件，这里重要的不是某个人物，而是人物置身其间的环境；但他只拍公共空间，不涉及私密性。他采用的是一种旁观的方式，也就是在摄影机与被拍摄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争取把摄影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降到最低，尽量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首先从技术的角度就尽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这种冷静的拍摄方式让他能“复杂地表现复杂的生活”，展现生活中的各个侧面。可以说他的几部成熟的纪录片是肇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直接电影”在中国的成熟的操练。而这种方式并不意味着他的纪录片不强调
戏剧性，相反，段锦川在他所观察的生活中总是尽量寻找戏剧性元素。（网易娱乐评）